..续本文上一页文帝的赏识，甚至还获得了“黑衣宰相”的称号。隋唐时，许多佛教宗派都是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得以创立的，而佛教徒也十分自觉地配合着帝王的政治需要。例如法藏编造灵异事迹、迎送佛骨舍利以迎合武则天“变唐为周”当女皇的政治需要，后来又“预识机兆”机灵地转而支持中宗复位；禅宗北宗的代表人物神秀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南宗惠能的弟子神会在安史之乱以后积极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助军需，为朝廷恢复两京立下汗马功劳，等等。元代实行的帝师制度和西藏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也构成了中国佛教影响社会政治的重要方面。当然，中国佛教也有超越政治、与当权者不合作的另一面，例如，禅宗从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到六祖惠能，都以清静高洁、远离都市的“山林佛教”相号召，对统治者上层人物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也是禅宗能较少受政治影响，在唐武宗灭法以后继续得到很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表现出了中国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

　　就佛教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而言，这与佛教的儒学化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的。由于忠君孝亲的儒家伦理纲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因而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努力与之妥协和调和，并深受其影响，同时，佛教也在丰富发展传统伦理道德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从历史上看，佛教初传之时，就提出“苟有大德，不拘于小”，认为佛教的出家修行方式表面上与“忠孝”不合，实际上却能从根本上救世度人，是并不违礼悖德的。汉魏佛教通过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等手法，进一步与儒家伦理相适应。人唐以后．，佛教更是大倡“忠君孝亲”、“忠义之心”，认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要求“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使中国佛教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佛教不杀、不盗的道德戒规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伦理训条也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大乘佛教慈悲度人、普度众生的精神，曾对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精神有过重要的补充，并在近代以来曾激励过许多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当然，佛教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为追求出世解脱服务的，其否定现实人生的终极价值取向和宣扬忍辱、禁欲的生活态度曾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第九，中国佛教具有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印度佛教本是强调出世解脱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其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但佛教的终极理想，仍然是为了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其“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的说教中更透露出了企求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积极意义，虽然这种积极意义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氛围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众多的思想或学派，具体观点虽然各异，但从根本上说，其出发点与归宿，大都是“人”，其思想的核心，也大都是“人”的问题，重视现世现生成为各家的共同特点，只是在对人的价值取向上和在人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各有不同而已。中国文化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对外来的佛教有深刻的影响。佛教传人中国后所经历的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正是在继承佛陀创教根本精神(即帮助人觉悟解脱)的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氛围中，将佛教中蕴含的却又在印度佛教中未充分发展的对人及人生的关注与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并以其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看法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缺憾或不足，不但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发展并融入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而且使中国佛教得以最终跻身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行列，最终与儒、道等思想文化融合互补而在现实的社会人生中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外来佛教在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日益获得了现实性的品格而由出世转向了人世，更多地面向了社会人生。隋唐时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和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典型、也是对现实的人及人生给予最多关注的一个宗派。禅宗一方面破除对佛祖等外在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将解脱理想融化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贯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主张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强调凡圣平等、人佛无异和自然任运、自在解脱。禅宗以人性解佛性，把抽象神圣的佛性拉向人们当下本善的智慧心，其所说的自心自性，既是指宇宙本体或精神，也是对“自家生命”或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它所说的“修行”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然生活本身，而它所说的“佛”，实际上也是指那种内外无著、来去自由的解脱“人”。在肯定人、人性和人的生活的基础上，中国佛教进一步强调了“出世不离人世”，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去追求出世的解脱。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宋明以后，“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舍人道无以立佛法”等更成为中国佛教界的普遍共识。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则最终转向了“人世”而面向人生。

　　中国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思想为佛法与世间法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国佛教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人世”实际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中国佛教特有的人文精神，既弥补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人的生死等问题关注的不够，并提供了以彼岸世界的超越眼光来审视现实社会人生的特殊视角，也使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国社会中更好地发挥出来，“人世”而起着传统儒、道等思想有时无法起的作用。例如，儒家肯定自我和人世的倾向，主要是从道德论上肯定每一个人为善去恶的内在根据和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的必要选择；道家则更多地是从自然论上肯定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本性自由；而中国佛教则以主体的“自作自受”和人生的“三世”轮回等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人生论。许多中国人信奉佛教并不是因为想永远摆脱人生，而是为了追求“来世”的人生幸福或此生此世的安康，或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超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世”的佛教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形成的“人世”品格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正负作用，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以上种种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人文精神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的根据主要有佛教“应病与药”、“随机设教”的方便法门等。其突出的外因则有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王权政治力量的强大、宗法伦理影响的深远和思想文化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精神等。正是诸多的内因与外缘，促成了中国佛教的独特发展。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这种独特性加以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