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道来理解佛教，就可以视为是格义的最早运用。
“格义”的出现，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必要性。由于佛教的思想和常用的名言概念等都与中国传统的有差异，再加上早期译经的不完善和儒学化、老庄化倾向，使人们一下子很难把握佛理，因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以自己熟悉的传统思想去比附理解佛教，“格义”的方法由此而产生，并很快得到广泛流行，成为汉魏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随着佛经的大量译出和人们对佛教的全面把握，魏晋以后，“格义”才逐渐被废弃不用。但也有一些比附配合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化佛教的一部分。例如在汉魏间的一些佛典译文和注释中常常出现的以儒家“五常”来比拟佛教“五戒”的做法，就几乎成为后来中国佛教的一种定论。
汉代译经及早期格义佛教对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依附与迎合，对于促进中土文化环境对外来佛教的接纳和容受，以及佛教在中土文化环境中的立足、生存、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二、三国两晋时期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佛教得以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传统儒、道并存共进，为隋唐时期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的佛事活动，仍以译经为主。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支谦和康僧会，两人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中土，深受中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泽出佛典的同时还注经作序，其译述不但文辞典雅，而且善于用儒、道等传统的名词术语和思想理论来表达佛教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例如支谦在其所译的《大明度经》中一方面比较准确地用“空”这个概念来表达般若的基本思想，强调“诸经法皆空”(U，但另一方面仍然沿用了《道行般若经》中老庄化的“本无”概念，强调“诸经法本无”。在注释中，他还引用了庄子的“无有”这一概念来说明诸法性空如幻的道理：“色与菩萨，于是无有”，并借用传统的“得意忘言”的思想与方法，提出“由言证已，当还本无”，以此来注解“得法意，以为证”④的经文。而康僧会在译介佛经时也吸收融合了不少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以孟子的思想来发挥佛教理论。在他编译的《六度集经》中就大量吸收容纳了儒家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仁政德治的社会政治思想。经中不仅大讲“侧隐心”、“仁义心”，而且还竭力主张“治国以仁”，认为“为天牧民，当以仁道”。除此以外，经中还大力提倡“孝顺父母”，歌颂“至孝之行”。这些思想显然已不是印度佛教的原样，而是中国化的佛教了。“出世”的佛教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融人了重视现实人生的品格，这与康僧会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般若学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特别是朱士行西行求法，送回的般若大品被译为《放光》，一时大行中土，人们纷纷倾心于对般若思想的研究，并在玄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玄佛合流蔚为时代思潮。由于玄学本身是儒、道兼综，因而两晋的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有了佛教与儒道融合的意义。东晋名僧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僧肇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高僧传·僧肇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为融合儒道，推进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外来佛教传人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人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就现有资料看，最迟在三国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儒佛道三教一致论，而这最早就是由佛教徒提出来的，这在成书于东汉末或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中有清楚的记载。该论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外来佛教所表示的怀疑与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引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并无二致。牟子认为，佛陀其实与中国的三皇五帝，道家的“至人”、“真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佛教教义，与老子道家一样，也是引导人们去追求无为的。在牟子看来，佛道与老子自然之道及儒家的五常之道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最终所起的社会作用却是相同的，因而佛教与儒、道一样，其存在和发展也是合理的、必要的。至于佛教倡导的出家修行的生活与儒、道在形式上的不同，牟子的回答是“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出家人的生活表面上不敬其亲，有违仁孝，实际上，一旦成就佛道，“父母兄弟皆得度世”，却是最大的孝，因此，佛教的出家修行生活从根本上说并不违礼背德。车子《理惑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在于说明三家学说的社会作用相同，都有助于王道教化，目的是求得统治者和民众的容受及支持，以便更好地在中土扎根和传播，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牟子《理惑论》在极力倡导佛、道、儒一致的同时，却引用了《老子》道家之说对原始道教和神仙之术进行了批判，认为“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老子著五千之文，无辟谷之事”。这一方面表明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人们已逐渐能将佛教与神仙方术区别开来，透露出了佛教在汉末三国时已开始逐步摆脱黄老方术而趋向魏晋玄佛合流的信息，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佛教与道教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最初被双方互相利用的需求所掩盖，但随着双方势力的增强就会日益显现出来，《理惑论》对道教的批判，可说是拉开了此后长期的佛道二教之争的序幕。
随着佛教在三国两晋时期的逐渐兴盛，佛道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西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扬道抑佛，引起了佛道之间长期的争论，反映了西晋以后佛道势力的消长变化以及佛道关系发展的新动向，表明趋于独立的佛教不再甘于传统文化的附庸地位，不能再忍受“老子化胡”的说法，屈居道教之下。佛道之争也从反面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与儒道关系全面展开，也是佛教在三教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随着佛教的日趋兴盛，佛道儒三教之争，特别是佛道之争也在这个时期突出了出来，“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出现在这一时期，而这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南北佛教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学风，佛教与王权以及佛教与儒、道的关系在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南方帝王崇佛，一般对儒、道仍加以利用，儒佛道三教皆有助于王化的思想在南朝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即使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帝王对过分发展的佛教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其手段一般也比较温和，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虽然有时很激烈，但也仅停留在理论的论争上。正因为如此，南方才有夷夏之辨、佛法与名教之辨以及神灭与神不灭等理论上的大论战，也才会有释慧远为“沙门不敬王者”所作的辩解。在北方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北朝的君权更为集中，因此，在北朝出现了帝王利用政治力量灭佛的流血事件，佛教与儒、道之间的争论，特别是佛道之争，也与南方的理论争沦不同，往往更多地借助于帝王的势力来打击对方。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北方非但没有出现沙门该不该礼敬王者的争论，反而出现了拜天子即为礼佛的说法。南北佛教对帝王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关于这一时期的佛教与儒、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佛教与儒、道的争论，《弘明集》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资料。《弘明集》是僧佑站在佛教立场上，面对儒、道两教对佛教的攻击，为“护持正法”、驳斥异教而编集的。《弘明集>>不仅搜集了大量颂佛护教之文，而且也保留了大量的反佛史料，为我们全面了解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从历史上看，自牟子《理惑论》提出最早的三教一致论以来，三教一致的观点在三教关系论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两晋南北朝时期，名土、佛徒和道上，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晋宋之际的隐士宗炳在所著的《明佛论》中提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论。南齐时的道教信徒张融主张三教并重，并在其所著的《门律》中认为佛与道“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两者的不同只是由于不同社会环境造成的表面的差异，因而不应相互攻击。梁武帝则以皇帝的身份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老子、周公和孔子等，都是如来的弟子，儒道两教来源于佛教。梁武帝还写下了不少融合三教思想的文字，这对佛教与儒、道的进一步融合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肯定三教社会教化作用和根本理致的相同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潮，佛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相比较而言，由于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支柱，因此，佛教对儒佛关系更为关注，特别强调“儒佛一家”之说。例如东晋名僧释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曾反复论证“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减异，终期则同”。调和儒佛关系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在佛教与儒、道相调和的同时，佛教与儒、道的冲突和争论也一直没有问断过。从总体上看，儒佛道三教之间始终有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儒家在吸取佛教思想的同时常以佛教不合传统礼教等为由，激烈地排斥佛教，而佛教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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