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念佛禅”看弘一法师修习念佛法门思想
洪修平
念佛法门是弘一法师佛教思想和修持活动的重要内容。但弘一法师大力提倡的念佛法门是否排斥其他思想和法门？换言之，弘一法师崇信并修持念佛法门，是否对禅教都持否定态度？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的看法是，弘一法师提倡念佛，并不意味着排斥经教与禅修，他主要是从“最契时机”和“无人不可学，无处不可学”的方便角度提倡念佛法门的，他对念佛法门的提倡包含着对整个佛教精神的弘扬。对此，让我们先从念佛与禅及念佛禅谈起，并从中国佛教史上撷取有关念佛禅的几个片段，以对此略作说明。
一、禅与念佛及念佛禅
在有些人的眼里，念佛是净土法门，禅是禅门功夫，两者似乎是分离的。其实，从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本来就是各各相通的，都是证悟佛道的不同方便，只是随顺众生，施化设教有所不同而已。更何况念佛与禅，本来就关系密切，特别是在中国佛教中，两者尤有特殊的因缘。
从历史上看，“禅”本来是古印度十分流行的一种宗教修行方法，往往与“定”合称，指通过心注一境而使心处于宁静思虑的状态以观悟特定的对象或义理的思维修习活动。禅定在释迦牟尼成道及其创立佛教的过程中都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佛教正式创立以后，也把禅定吸收来作为求解脱的重要修行方法，并将它与一定的教理教义联系在一起。小乘佛教以戒定慧“三学”来概括全部佛法，大乘佛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来概括其修习的主要内容，禅定成为佛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佛教对禅定的思想和方法都作了专门的阐释和发展，特别是以“无我”为理论基础，破除个体灵魂(人)和宇宙精神(神)的实在性，也不再以禅定为修习之终的，而是把禅定视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手段，并排斥苦行，且不以获得神通为最高境界，同时，在修行的方式上，佛教禅也有一套更为完整的系统。
佛教禅有许多种类，例如有小乘禅和大乘禅之别。小乘禅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行法，例如四禅八定等等。大乘禅则是在小乘禅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一般不再拘泥于静坐等某些固定的形式，而是依附于大乘教理学说，它作为观悟佛理的重要方法，与教理教义密不可分。以念佛禅为例。佛教中一向有念佛法门，小乘修行法“十念”之首即为“念佛”，五门禅中也有包括“念佛”的。佛教认为，修习念佛，可以对治各种烦恼，有助于达到涅槃解脱或死后往生佛国。小乘佛教所说的佛一般仅指释迦牟尼佛，且不承认有佛的形相出现，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通过念佛，不但可见到佛的形相，死后还可往生佛国，因此，大乘佛教的念佛，无论是念的方法，还是所念的对象，都有许多种。专心念佛与禅观相结合，并以各种大乘思想为指导，就形成了大乘佛教中的一种重要禅观——念佛禅。由此可见，念佛禅在佛教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大乘念佛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般舟三昧”。《般舟三昧经》在介绍这种禅定时，一方面宣扬专心念佛即可使十方诸佛出现于眼前，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信奉大乘佛教“人法两空”的必要性，认为它是欲得般舟三昧的重要前提，经中还以大乘般若学非有非无的观点来解释“佛”，认为只有不执著于佛，才能成佛。《观无量寿经》在讲到念佛时，也发挥了类似的思想，认为通过观想念佛而见诸佛现前，即可体悟到诸佛如来皆唯心所现的大乘佛理。《文殊说般若经》所说的通过念佛禅而入“一行三昧”，更是将禅观视为证得般若空观的重要方法。这些思想传入中国后，都曾发生过重要影响。
早在汉代时，随着佛法的东渐，大小乘禅也同时传到了中土。最早来华传译佛经的著名译师之一支娄迦谶，就在译介大乘般若学的同时，也译出了数部禅经，其中就有《般舟三昧经》，从而最早把念佛禅介绍到了中国。
《般舟三昧经》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般舟三昧”这一大乘佛教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禅观，这一禅观的重要特点就是与念佛法门相结合。“般舟三昧”是梵文的音译，它是使十方诸佛出现于眼前的一种禅定，“般舟”即为“出现”、“佛立”之意，因此，“般舟三昧”也可译为“佛立三昧”或“佛现前定”。《般舟三昧经》在介绍这种禅定时称，得此三昧，十方诸佛就会出现于眼前。该经又首次将阿弥陀佛净土信仰传到了中国内地。经中说，如果一心专念西方阿弥陀佛，“一日一夜若七日七夜”，即可见阿弥陀佛立于面前。由于该经主张不间断地常行念佛，后世天台宗也将此三昧称之为“常行三昧”。
《般舟三昧经》在介绍念佛禅时，特别强调了以大乘般若空观来指导念佛、并通过念佛而证悟大乘佛理的重要性。
经中首先提出，“有三昧，名十方诸佛悉在前立”，行此三昧，能获得无量的功德，不仅能得长寿，得高才，得端正颜色美艳，而且能“得神足遍至诸佛土”，“得佛圣性，诸经法悉受持，皆了知而不忘”，甚至能“功立相满，自致成佛，威神无量，成佛境界，庄严国土”，能“于此间见十方无数佛土，其中人民、天龙、鬼神及蠕动之类，善恶归趣皆了知”。为了得此三昧，经中提出了“独一处止念西方阿弥陀佛”的修行法。
与此同时，经中还强调了知人、法皆“本无”的重要性。“本无”是早期汉译佛经用以表示般若“性空”的重要概念。《般舟三昧经》把“了身本，犹如幻，勿受阴，勿入界”和“了本无，因缘会，因缘散，悉了是，知本无”等作为获得“般舟三昧”的重要前提，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对中国禅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为了防止人们执著于念佛及念佛所见，《般舟三昧经》还特别以般若性空理论对念佛见佛作了阐释，要求人们由般舟三昧而达到对一切皆本无的认识。经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念佛及念佛所见，其实都是自心的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切皆本无，当修行般舟三昧而了悟念与所念、见与所见皆“意所想耳”、“无所有也”的时候，也就证得了佛的智慧，获得了涅槃解脱。经中明确指出：
佛从何所来？我为到何所？自念：佛无所从来，我亦无所至。自念：欲处色处无色处，是三处意所作耳，我所念即见。心作佛，心自见，心是佛心，佛心是我身。心见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心有想为痴心，无想是涅槃。
这里，强调了从“三界”到“佛”都是自心所造，意所作耳。若有想就是有执著，就是不得解脱。哪怕是执著见佛，也是有痴心妄想心的表现。经中把念佛所见的十方诸佛比作“梦中所见”，并举例说明所见之佛并不在自心之外，而是自心在清净状态下的自我观照，这种观照从根本上说又是水中月、镜中花，并非真实的存在，当认识到一切皆梦幻不实，心中不起任何念，或者说“念空”、“无想”之时，就达到了般若空观的要求。这同时也就是般舟三昧的要求。可见，般舟三昧既在般若空观的指导下进行修行实践，又通过修行实践而进一步证悟般若空观。
《般舟三昧经》提倡一心念阿弥陀佛，这对净土思想在中土的传播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而它将念佛与禅观相结合，并在解说念佛禅的同时，突出一切“无所有”的般若性空思想，主张“心是佛心”，“心作佛”，这对后世的禅学乃至禅宗，影响也都是深刻的。
念佛禅在东晋名僧慧远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倡导。东晋时，汉代传入的禅有进一步的展开，一代名僧道安和慧远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慧远是道安的弟子，在佛学上主要发挥道安的般若本无说，但他与道安一样，对禅修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道安曾明确指出，佛教的戒定慧为一有机的整体。“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其中尤以定慧之关系更为密切，如慧远所说：“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但魏晋以前，中土神仙方术盛行，小乘安般禅由于其倡导的禅定修习，许多方法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吐纳养气等道家方术相似，因而得到了更多的流行，而大乘佛教义学与禅学却不发达。到魏晋时，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禅与智的关系日益有所了解，不仅义学之士迫切地希望能系统了解禅，而且禅的发展本身也对“慧”有了进一步的需求。这样，禅智双运便成为时代的要求，大乘般若学借助于玄学而得到了繁兴，东汉末年即已传入的大乘禅法也重新得以兴盛。
把大乘义学与禅观结合起来理解的重要佛学家，首推释道安，他以自己所理解的般若学来会通禅数之学，使自己成为汉代传入的大乘般若学和小乘禅数之学两大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弟子慧远则循着其“宅心本无”、“崇本动末”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反本求宗”、“统本运末”的思想。慧远认为，要达到理想的解脱境界，离不开禅与智，所以说：“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他要求以“反本求宗”、神游法性为目标来指导禅观，并通过“洗心静乱”、无思无为来使般若智慧“深其照”，认为禅智双运，就能“统本运末”，达到一种“心不待虑，智无所缘”、“不灭相而寂，不修定而闲”的自然任运的状态。
慧远承汉魏以来的传统，也是从止观两方面去理解禅定的。他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说：“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但他与其师道安不同，他所倾心的是大乘念佛禅。在他看来，“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当他闻知鸠摩罗什在长安传大乘禅法时，曾致书通好，并问及《般舟三昧经》中的“念佛三昧”，讨论了“禅定”中所见之佛的真假问题。慧远的念佛属于观想念佛，这与后世净土宗提倡的称名念佛有所不同，但由于慧远在倡导念佛的同时，还曾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共同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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