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不论经费如何支绌，必须设法印行，以为推行大师之思想及其事业之指针。大师丛书为大师毕生思想学行之结晶，必须速疾编纂完成，以作后学推行复兴佛教运动之范本……

　　法尊法师此后继续管理汉藏教理院，在从事繁重的行政、教学事务之外，还进行佛学研究、藏传佛典的翻译，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可以说法尊法师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太虚法师培养人才以备复兴中国佛教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法尊法师从北京菩提学会转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在 1956 年中国佛学院成立直到〞文革〞兼任副院长，除行政工作外还兼任佛教课程，同时不断翻译藏传佛典。〞文革〞结束后 1980 年中国佛学院恢复，担任院长，直到圆寂。

　　法尊从 1934 年至 1980 年底圆寂为止，在前后长达46年的时间，除去遭受迫害的〞文革〞十年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不是从事藏文经典翻译，就是从事佛教教学。那么，法尊法师对佛教教育的宗旨、教育方法和培养人才，有些什么见解呢？也就是说，他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虽然现存的有关文字资料很少，然而从这些仅存的资料中仍可大体看出个端倪。下面主要归纳两点：

　　(一) 将佛教教育与振兴中国佛教联系在一起

　　法尊作为太虚法师的弟子，看到太虚为联合佛教界的僧俗信众复兴中国佛教，先后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中国佛教总会、中华佛教联合会、中国佛教社，组织现代僧伽社等，虽在佛教界和社会取得显著的成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也同时遭到来自佛教界内部势力的误会、毁谤乃至激烈反对，致使他的主张〞能见实现者，实属寥寥无几。〞法尊法师曾向太虚提出建议：

　　寺院既多如此腐败，僧众又多如彼冥顽，纵教会组织成功，亦必无使其改善之希望。况欲改善僧寺，须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无能改善之人才，则何从僧寺改善？(《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

　　因此他对于太虚法师提倡发展佛教教育，创办佛教学校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不仅十分理解，而且以身体力行表示坚决支持。法尊法师在《读太虚大师佛教革命失败史之后》的文章中对太虚创办学校，教育僧才的事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在这方面不仅不能说是失败，而且是极大的成功。他说：

　　民十一年(按：1922 年)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教育僧才，时间虽短短二年，学僧不过数十名，但现在散于各处与环境挣扎，办学讲学，发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谁非直接或间接受我大师施教之影响而使然耶？故此云失败，更可为最大之成功也。

　　正因为法尊法师抱着创办佛教学校是〞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的宏愿，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接受太虚的重托长期代管汉藏教理院，从事繁重的行政和教学的事务。

　　(二)主张僧众爱国爱教，培养智行并重、教证兼优的僧才

　　在举国投入抗日战争的非凡年月里，中国佛教爱国僧众在从事弘法利生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法尊法师怀着满腔的热情写给同是太虚弟子的《致各地同学书》，在赞颂他们在各地积极从事传法，利济社会，培养人才，编印刊物发扬佛教文化的同时，并且提倡僧众应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大声疾呼：

　　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儿，我们有两种是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卫教？前者全国佛教徒从已普遍的讲诵祈祷，或到前线参加救护等工作，尽力去加强国族自保的力量。后者的危险，虽依前者为转移；但是问题实在不同。就是中国战胜了以后，佛教是不是就能够兴盛？

　　他接着提出应当继续推进佛教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改革，并建议大家共同认真思考今后〞佛教应如何适应此中国和国际的大斗争时代〞和〞应以如何的方法去建设今后的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的两大问题。从中不难看出，法尊是将爱国与爱教当作做现代僧人的最基本的标准的。

　　1935 年是法尊代理汉藏教理院的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向学僧致的训词《论学僧之成绩》中，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学僧的要求。他认为，学僧要成为〞真正的僧才〞，成绩应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智，二行。第一智者，即普通之所谓知识，不过范围稍狭。此智乃成绩之一部分，而赖之以宏法利生者也。第二行者，即德行，谓能修养身心，调伏烦恼，防止诸非，而不至越轨则之行动。故此二种皆佛法之所并重者也。然合普通言之，即是学问、道德；在佛法中，则摄为教、证二种功德。教者即通达圣教。证者谓由佛之言教，而亲证诸法性相。又教即通达教理智，证即依智而修，所得之三学功德也。《菩提道次第广论》说，教证二种，学佛者应当并重。教证之义，直言之即是智行。一方面须要注重学问，一方面仍要注重德行。注重学问则于师所授课，日有所进；注重德行，则于己身心日有所益。此进、益即是莫大之成绩。

　　品格者，是成绩之基础也。

　　此致成绩之方法，略而言之有三：(一)具足品格；(二)勤求学问；(三)注重德行。

　　法尊法师在这里所说的智与行、知识与德行、教与证，也就是现在常讲的才与德、思闻与修、学与修的关系，既要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积累系统浓厚的佛教知识，掌握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弘法利生的本领(〞方便〞、〞善巧〞)，又要培养优秀的品德，坚守戒律，遵循佛教义理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求证得最高觉悟。

　　法尊法师撰写此文已经过了 56 年，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然而他对佛教教育的基本理念仍没有过时，对于今天佛教界正在发展佛教教育，培养合格优秀的僧才，乃至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进一步改善僧团风尚，都有借鉴的意义。

　　法尊法师虽然已经含笑而去 20 春秋，然而法师当年的宏愿将常留人们的心田，并给后世学人以鼓舞；他用自己的心血做出的伟业，将永远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且已经增添到古今相承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之中。

　　注　释：

　　[1.] 法尊撰，吕铁钢、胡和平编《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

　　2001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

　　(此文在 2001 年 4－8 月《国学网》发表；后《法音》在未向本人通知的情况下刊载于 2001 年第 7 期)

《如是弘愿，如是伟业－－纪念中国现代著名佛学家法尊法师》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