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禅中国化的卓越尝试
读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
杨曾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前言
佛教来自印度，经过汉魏两晋和南北朝的初传、普及和研究阶段，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不断适应和结合，至隋唐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著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此后，佛教诸宗逐渐会通融合，形成以禅宗为主体的融会型的中华民族的佛教。佛教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要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中国佛教有所了解；研究中国佛教，也就必须研究禅宗。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禅宗研究十分不够，无论是对于禅宗人物、文献、思想以及禅宗断代史、通史的研究都没有充分全面地展开，因而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胡适(1891-1962)在英法两国掠藏的敦煌文献中发现神会的语录资料，整理校勘为《神会和尚遗集》出版，直到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对神会语录和其他禅宗文献进行研究。胡适在禅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赞赏。七十年代，印顺法师在长期从事佛教和禅宗研究的基础上，并利用国内外最新发现的禅宗资料，撰写出《中国禅宗史》，填补了中国佛教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应当说，胡适和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现代学术界利用新资料开展对佛教、禅宗的研究都发生十分有益的启示和较大推动作用。
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禅宗通史，只是从菩提达摩写到唐后期南岳
马祖的洪州宗、青原
石头的石头宗为止的中国禅宗早期历史。作者自己在序中明白交代：“本书所著眼的，是从印度禅演化为中华禅”，“仅揭出其重要关键”。这实际是在禅、禅宗这一方面对佛教中国化这一重要历史课题所展开的继续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读此书后，认为印顺法师在探讨来自印度的禅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尝试，即使书出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对从事禅宗研究者仍有很大启迪作用。
在此隆重庆祝印顺法师九秩晋五华诞之际，笔者仅就《中国禅宗史》中认为最具创意的见解和印象较深的几个问题写出，以回顾法师在禅宗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一、禅史的内容和编写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编写中国禅宗史应当著眼那些重要方面和问题，具体写作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这是从事禅宗研究的人十分关心的。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的序中说︰
禅史应包含两大部分︰禅者的事迹与传承，禅法的方便施设与演变。
在解释前者的时候特别对禅僧的师承关系进行说明，认为禅僧重视师承关系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达摩禅越发达，传承法统的叙列也越迫切”，“为了适应时代要求，非要列举祖统不可”，或是参考《禅经序》、《付法藏因缘传》、《萨婆多部记》等的传承记载，或凭借想像编造法统。然而这与禅宗的真实存在与发展没有关系，不能因为在禅宗祖统上发现问题就对禅宗历史的真实性也发生怀疑。至于从达摩以来禅师们的事迹，也多是源于传说，因为传说的多样性和辗转抄写流传的原因，致使同样的事情有情节和详略不同的传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应当善于通过自己的研究，从各种传说中“求得一项更近于事实的传说”，并不应过分重视如《高僧传》等的价值，而忽略或有意改变前人的传说。
关于第二点，即“禅法的方便施设与演变”，作者认为这应该是禅史的重要部份。禅法尽管是禅者的“自心体验”、“自觉境地”，按其本性是不可用语言文字表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实际传法中，又不能不借助语言文字或各种动作表述出来，这样便形成某一时代、地区、宗派的不同禅风。作者强调，“方便的多样性，并不表示自心体验内容的不同。”前者具有的时代、地区、宗派的差异，并不妨碍禅悟内容的前后一贯性。应当防止因见禅风的不同而“以今疑古”，例如不可因后代禅宗强调“不立文字”而怀疑达摩曾提倡四卷《楞伽经》；也不能“以古疑今”，例如因看到慧能提倡《金刚经》与达摩以来传承《楞伽经》不同，便怀疑他的顿教禅法是另有来源。
印顺法师的说法是有的放矢的。人们在研究佛教、禅宗的历史中，往往受到自己以往学识、见解和观察问题的习惯影响，容易不加深考便对某些传说、新的资料或说法表示怀疑，以至加以推翻。例如敦煌卷《二入四行论》后多半部是否达摩弟子及后世的追随者的语录？历史上的弘忍是否有弟子记录的《修心要论》传世？《观心论》是否记述的是神秀的禅法？《坛经》是慧能事迹和传法的记述，还是牛头宗法海的作品？牛头宗的传法世系是否可靠……对此，确实应当既参照《高僧传》等传统史料，又要从时代环境认真比较各种传说的真实性来加以判断，然后得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二、从达摩至慧能一脉相传的是如来禅
印顺法师认为，从菩提达摩提倡《楞伽经》，让弟子认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在《二入四行论》中宣说“理入”(悟入谛理，藉教悟宗，体悟真性)和“行入”(体验生苦并修行六度)，教导弟子的禅法是以体悟“如来藏”或佛性为宗旨的如来禅。经过弟子慧可至僧璨，再到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直到慧能的重视“自性”，以“识心见性”为标榜的顿教禅法，包括马祖洪州宗的“性在作用”的禅法，皆是源于达摩的一脉相承的如来禅。
对于达摩禅即如来禅的说法，印顺不是直接引证《楞伽经》中四种禅(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中的“如来禅”的经文加以说明，而是广泛结合《楞伽经》中论述如来藏、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宗通、自觉圣智等的理论，指出达摩在“理入”禅法中要求弟子“深信一切含生同一真性”，通过坐禅“壁观”，“舍妄归真”。这就是如来藏禅。
在菩提达摩到达江北的时候，北魏已有菩提留支翻译的十卷《入楞伽经》流行，此与宋求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楞伽经》是同本异译。但为什么达摩不是向弟子提倡用《入楞伽经》而用宋译《楞伽经》呢？印顺法师有一个猜测，认为达摩既然是先达“宋境”，然后才到北魏的，从时间上来看，“跋陀在华的时代，达摩为五十五岁到九十八岁”，那么达摩从跋陀承受《楞伽经》法门是有可能的。这在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所载︰“求那跋陀罗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摩禅师”，也可以得到证明。此外，直到宋初延寿《宗镜录》，还承认达摩从求那跋陀罗受法的关系(认为“跋陀”与“伏陀”是一个人)。《宗镜录》所引跋陀三藏的“理心者，心非理外，理非心外；心即是理，理即是心”及伏陀禅师的“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等，可以证明达摩与求那跋陀罗之间有著传授的关系。结论是︰“四卷《楞伽》印心，是跋陀三藏的传授。”(以上见第一章诸节)
当然从达摩、慧可之后，奉达摩为祖师的道信、弘忍直到慧能，虽然禅法仍为达摩禅，然而各自的禅法也有特点。印顺法师对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的禅法的归纳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道信的禅法有三个特色：一是戒与禅的结合，二是《楞伽》与般若结合，三是念佛与成佛合一。他在分析说明中，认为这些特色，特别是前两点，不仅为弘忍直接继承，而且也为后来的南北二宗继承。关于禅戒结合，继承东山法门的慧能上堂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并授“无相戒”；北宗神秀法系的《大乘无生方便门》记述，在正式授禅法之前，先授菩萨戒，“以佛性为戒性”(按：原脱“性”字)。此外，弘忍门下的宣什宗、剑南净众宗，也是如此。至于会通《楞伽》与般若的思想，道信将《楞伽经》中的“诸佛心第一”与《文殊说般若经》中的“一行三昧”融合起来，后世不断有新的发展，《摩诃般若经》、《金刚般若经》也逐渐受到重视。(第二章诸节)
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达摩以四卷《楞伽》印心，慧能改以《金刚经》印心”，甚至认为“禅有古禅与今禅的分别，楞伽禅与般若禅的分别”。印顺法师上述说法就是为了澄清这个问题的。当然，从禅宗史的发展事实来看，无论北宗还是南宗，对《楞伽经》以及《摩诃般若经》的引用逐渐减少，而对《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经》的引用越来越多，此外还引用其他如《华严经》等经典。对此，印顺法师通过事实论证指出：
《楞伽经》为《起信论》所代，《摩诃般若经》为《金刚般若经》所代，是神秀与慧能时代的共同趋势。后来《楞严经》盛行，《楞伽经》再也没有人注意了。如以为慧能(神会)以《金刚经》代替了《楞伽经》，那是根本错误的。(第四章第二节)
这些见解是十分正确的。有人之所以产生那种看法，主要是对于北宗禅法缺乏了解，也许没有接触到记载北宗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等敦煌文献，仅仅凭读记载慧能禅法的《六祖坛经》和神会的语录所形成的印象。
三、达摩禅的中国化和牛头宗
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观点是：
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慧能的简易，直指当前一念本来解脱自在(“无住”)，为达摩禅的中国化开辟了通路。完成这一倾向的，是洪州，特别是石头门下。达摩门下的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他力)，是禅者的一般倾向。“即心即佛”，“无修无证”，是大乘禅的常谈。荷泽下的“无住之知”、洪州下的“作用见性”，也还是印度禅的方便。达摩禅一直保持其印度禅的特性，而终于中国化，主要是通过了，融摄了牛头禅学。(序)
印顺法师认为由达摩传来的印度禅虽然经过弟子慧可至道信、弘忍“东山法门”的传承，已经出现若干变化，然而真正导致实现中国化的是由慧能的直指顿教开始的，而在会昌禁毁佛教之后是通过南岳
马祖的洪州宗、青原－－石头的石头宗实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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