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弘传“二入四行”禅法，有门下弟子将他的传授记录下来，流传于世。这自然是指《二人四行论》。并且明确说达摩曾自称一百五十岁，去世的地点不明。
然而在《续高僧传》中与菩提达摩同卷有〈僧可(慧可)传〉，其中说慧可从达摩“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慧可是“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达摩以四卷《楞伽经》授予慧可，说：“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说达摩“达摩灭化洛滨”。这些内容中，有的可能是道宣晚年根据搜集的资料补充的，对理解简短的达摩传很有帮助。(慧可传)中所载录的向居士致慧可的偈颂在广本《四行论》中有载，也许直接取自此论。
道宣是唐代著名律师和佛教史学家，应当认为在《续高僧传》所介绍达摩的事迹是比较可信的。
达摩《四行论》对北宗史书《楞伽师资记》的(菩提达摩)章影响也很大。开头说：“魏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承求那跋陀罗三藏后”，是将菩提达摩看作是南朝宋求那跋陀罗的嗣法弟子。接着记述：“其达摩禅师，志阐大乘，泛海吴越，游洛至邺，沙门道育、惠可奉事五年，方诲四行。谓可曰：有《楞伽经》四卷，仁者依行，自然度脱。余广如《续高僧传》所明。”这段内容几乎全部取自《续高僧传》。至于为什么说达摩承求那跋陀罗之后，没有作具体说明，也许只是因为他提倡求那跋陀罗翻译《楞伽经》的缘故。
此后是“《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全文引述简本《四行论》。在将要结尾的地方，提到有几种《达摩论》。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亦名《达摩论》也。此两本论文，文理圆净，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伪造《达摩论》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
据此，昙林不仅为《四行论》写序，而且还撰写了其他部分。到底昙林写的仅是达摩讲述的“二入四行”部分，还是有其他部分，是不得而知的。至于其他二种《达摩论》，早已无所从考。
杜朏《传法宝纪》受《四行论》影响较小，然而所讲达摩出身婆罗门种姓，是南天竺国王第三子等内容，显然是源自《四行论》的昙林序。作者对此《四行论》也十分清楚，所谓“余传有言壁观及四行者，盖是当时权化”，认为所传达摩坐禅壁观的做法及《四行论》禅法，只是临机的说法。作者更赞赏的是带有顿教意味的“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人法界”的禅法，他自注曰：“其方便开发，皆师资密用，故无所形言。”意为师徒间不借助语言的秘密传授。
此传除继承道宣《续高僧传·达摩传》所说达摩活了一百五十岁等说法外，还吸收当时已经流传的达摩的一些传说，如说慧可断臂、达摩遭到别人毒害，去世后魏使宋云在葱岭见到他西归等情节。
(二)《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和《历代法宝记》中的〈达摩传〉
唐刘澄《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中所收录的神会《达摩传》，可以看出受《四行论》的影响较少。传中所说达摩向慧可传授《金刚般若经》“说如来知见”，“授语以为法契，便传袈裟以为法信”，皆是神会的观点。其中提到的慧可为求达摩传法而立雪断臂、达摩去世后只履西归、梁武帝造达摩之碑等，可以推测皆属于当时北方已经广为流传的达摩传说。
记述唐代四川净众、保唐禅派事迹的《历代法宝记》中的菩提达摩被称作菩提达摩多罗或达摩多罗，是有意将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禅经》中的达摩多罗看作是一个人。这种做法可能源自于《法如行状》(法如是弘忍弟子，载《金石萃编》卷六)及《传法宝纪》。尽管在这两种文献中没有明讲菩提达摩即达摩多罗，然而它们都引用过东晋慧远的《禅经序》。所谓《禅经》是东晋时佛陀跋陀罗在庐山应慧远之请译出的《达摩多罗禅经》，是介绍达摩多罗、佛大先的禅法的，上卷介绍自佛以后禅法的传承世系是：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崛——婆须蜜——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不若蜜多罗。慧远据此在撰写的序中只提到，在佛以后阿难传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崛，达摩多罗是属于这个传承世系的人。这两种文献皆把达摩多罗当成菩提达摩。
神会在与北宗僧人辩论中同样也引用《禅经序》而将达摩多罗当作是菩提达摩。《历代法宝记》受神会影响较大，不仅直接将菩提达摩改成达磨多罗，而且还进而编造在庐山翻译《禅门经》(《达摩多罗禅经》)的佛陀(佛陀跋陀罗)和耶舍(《宝林传》称是那连耶舍)皆说成是菩提达摩的弟子。此外关于达摩见梁武帝、“第六代传法者命如悬丝”、达摩只履西归等，也可能源自神会的说法。至于记述达摩所说“唐国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等，可能是取自于当时流行的传说。
(三)《宝林传·达摩章》对《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中〈达摩传〉的影响
《宝林传》出世以后，曾经广泛流传。后世禅宗史书中的达摩传记几乎都受到它的影响。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编撰的《祖堂集》和宋道原编撰的《景德传灯录》中的天竺二十八祖的名称皆取白《宝林传》，内容的很大部分也取自《宝林传》。
尽管现存残本《宝林传》已经没有第七卷，无从知道达摩在来华之前的经历和师事般若多罗的事迹，然而从二书彼此不相知，<达摩传>主要内容却基本一样来看，说明二者皆取自《宝林传》不少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
1、达摩听从其师般若多罗的训示，决定到震旦(中国)传法、般若多罗向他说含有玄机的谶偈(带有预言性质的偈颂)“路行跨水复逢羊………”之类；
2、梁普通八年(527)达摩从广州登陆(按：从史实上考察不可信)，受到广州刺使萧昂迎接，梁武帝遣使迎请到金陵。
3．达摩见梁武帝，对梁武帝问说造寺、写经、度僧有无功德所作“无功德”的回答等情节；
4、达摩过江到北魏少林寺传法，收慧可为弟子；慧可为求法而雪中断臂；达摩让弟子讲修行所得，谓慧可得其髓，向慧可传法与袈裟、付法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提倡四卷《楞伽经》……；
5．回答所谓“期城太守”杨衔之所问“西国五天，师承为祖”的回答，说“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的偈颂。
6、达摩被人毒害而死，葬熊耳山，然而魏使宋云从印度回国在葱岭遇见达摩只履西归。
二书{达摩传)中的这些内容，皆是取自《宝林传》，文字大部分一样。当然，《宝林传·达摩章》已吸收了以往流传的关于达摩的传说。
然而《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中的〈达摩传〉也存在差异。主要有：
1、《祖堂集·达摩传》中收有般若多罗另三首(每首四句)谶偈、所谓佛陀跋陀罗的弟子那连耶舍应万天懿之问所说的十三首谶偈，而在《景德传灯录》中没有；
2、《景德传灯录·达摩传》中有达摩出国前通过辩论降伏六宗(有相宗、无相宗、定慧宗、戒行宗、无得宗、寂静宗)，由此“声驰五印”以及教化轻毁佛教的“异见王”的情节，而在《祖堂集》里没有。从内容考察，《景德传灯录》中的这部分内容，未必取自《宝林传》。
我们从禅宗成立以来直到宋初各种达摩传记内容的增补和变化，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禅宗的迅速传播和发展，菩提达摩在禅宗信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对原来《四行论》及直接受到《四行论》影响的《续高僧传》中所描述的历史上真实的朴素的菩提达摩形象和事迹已经不感到满足了，出于信仰和崇敬心理的需要，不断增进一些新的内容乃至富有浓厚的神异色彩的情节，形成种种广为流传的达摩传说。《宝林传》作为系统讲述禅宗祖师传承世系的史书，不仅吸收了这些传说并且又有所发展，对后世的禅宗史书《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及大量灯史产生了极大影响。
[1]杨曾文编校，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神会和尚禅话录》中载有据敦煌文献校勘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和《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
[2]详见拙著《唐五代禅宗史》第九章第一节〈禅宗灯史“宝林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关于梁武帝菩提达摩碑，请参考日本小岛岱山《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载2001年第1期《世界宗教研究》；纪华传《菩提达摩碑文考释》，载2002年第四期《世界宗教研究》。
《唐至宋初的达摩传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