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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文献资料考察，至少有如下两种著作曾对上述达摩传记的编撰发生较大的影响。一是有昙林撰序的《菩提达摩四行论》，二是《宝林传·达摩行教游汉土章》。当然，这些达摩传记出世的时间不同、背景不同，从而所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反映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同时也应指出，在禅宗兴起过程中逐渐增多的达摩传说对达摩传记的编撰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里先介绍这两种著作，并顺便介绍禅宗成立后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达摩的传说。
(一)《菩提达摩四行论》
唐代禅宗北宗史书《楞伽师资记》在〈菩提达摩传〉的部分全文载录《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实际上不仅有昙林之序，尚有称做“达摩禅师亲说”的“二入四行”的部分。宋代道原所编的《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也收有此文，然而题为《菩提达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前面也有“弟子昙林序”(《大正藏》本“林”作“琳”)。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北魏录)，昙林是位僧人，曾先后参加过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的译场，担任“笔受”。
所谓“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教修行者深信自性(真性)与佛无别，然而因被情欲烦恼(客尘)污染而不得显现；如果凝心坐禅观想，断除情欲烦恼和自他、凡圣等差别观念，并不再执着于文字，便可使自心与清净的真如之理契合，达到解脱。
“行入”包括四项，称“四行”：一是“报怨行”，着重对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中的嗔，劝导修行者认识人生苦恼是自己前生恶业造成的，应“甘心忍受，都无怨诉”；二是“随缘行”，是对治痴(无明)的，教人领悟因缘果报之理，做到“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三是“无所求行”，引导修行者断除贪求之心，做到“安心无为”；四是“称法行”，劝人遵照大乘菩萨之道一一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来修行和生活。
在现存《二入四行论》的各种本子中，上述两种《四行论》属于简本，此外尚有广本。敦煌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在明天顺八年(1464年)刊印的《二入四行论》(简称天顺本)属于广本，篇幅较大，内容完整。这两种《二入四行论》不仅具有前述“二入四行”的内容，还收录慧可的语录，后面尚有缘法师、志法师、楞禅师、显禅师、暄禅师、渊法师、藏法师、贤法师、安禅师、怜禅师、洪禅师、觉禅师的语录。可以认为，他们是菩提达摩以及惠可的仰慕者、追随者，并且是达摩禅法的奉行者。
最早发现敦煌本《二入四行论》的是日本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他在1934年到北平图书馆查阅敦煌文献，发现了《二入四行论》(北宿99)，翌年把它的影印本收在《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出版。此后又出版了《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二卷(安宅佛教文库1936年版)，对前书所收的文献作了校编铅印，并加以解说。后来铃木大拙又据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S2715号敦煌文书对前者进行对校，收载于其《禅思想史研究第一》之中。敦煌文书S3375、P3018、P4634之中也有此文的断片。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朝鲜天顺本《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在上世纪末由日本驹泽大学椎名宏雄发现并作了研究和校勘，以《天顺本〈菩提达摩四行论〉》(内附天顺本《二入四行论》)为题发表在1996年第54号《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之上，后又撰写《天顺本<菩提达摩四行论>的资料价值》，发表在1996年驹泽大学第三十八号《宗学研究》之上。据此可知，天顺本《二入四行论》是一个最完整的本子，前面虽没有昙林的序，然而却有敦煌本所缺的首题、尾题及其它残缺部分，并有后人所作“四十四门”的分段且各加有标题，最后所载多人的语录是被当做“流通分”部分。椎名宏雄的这两篇论文已由程正翻译成中文，发表在2003年吴言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禅学》第二卷，为中国学者阅读和利用天顺本《二入四行论》提供很大方便。此外，1908年朝鲜梵鱼寺刊印《禅门撮要》所收的《四行论》缺卷首昙林之序及后面诸禅师问答的部分，具有与天顺本相同的四十四门分段，除第四十二门标题稍异外，其它标题皆同。
柳田圣山《禅的语录I·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筑摩书房1969年版)认为，这是达摩周围的弟子根据记忆编写成的最早的语录，记载了达摩及其弟子的思想和实践。柳田将此文重新分段，共分为74段，皆加上标题、注释，并全部译成日文。
《二入四行论》实际是达摩与其弟子和他们的后继者关于禅法修行言论的集录，论述了达摩禅法的基本主张。至于编写者，从情理推断，昙林除了写序之外还编录了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和他的其它言行部分。
(二)《宝林传．达摩行教游汉土章》(简称《宝林传·达磨章》)
《宝林传》，全称是《大唐韶州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由南岳衡山的沙门惠炬在慧能当年居住传法的韶州曹溪宝林寺编撰的，所依据的资料有所谓“诸祖传法偈谶”、历代传法宗师的“机缘”(事迹语录)；书前有会稽沙门灵彻撰写的序。原书十卷，然而久已佚失。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京都青莲院发现第六卷；此后中国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版大藏经》，其中有《宝林传》第一卷至第五卷和第八卷。这残存的七卷，在1935年上海影印出版的《宋藏遗珍》中有载，在台湾蓝吉富主编的《禅宗全书》第一册也载有影印本。
华山僧玄伟在9世纪末在继承《宝林传》的基础上增加唐德宗贞元(785-804)年间禅宗名僧事迹，编为《玄门圣胄集》，对后世禅宗史书也有影响。可惜此书久佚。
《宝林传》残本陆续发现以后，中日学者都进行过很多研究。日本驹泽大学的学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组织研究班对现存七卷进行校勘、注释和翻译成日文，2003年田中良昭汇总研究成果编为《宝林传译注》，由内山书店出版，为参考利用《宝林传》带来方便。
从历史角度来看，《宝林传》所记载内容中充斥着很多不可信的成份。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伪造佛祖传承世系和情节，所载年代自然错乱；二是资料伪滥，不可靠地方甚多。尽管如此，因为此书是属于南宗马祖法系一一洪州宗的人编撰的，对于了解南宗特别是洪州宗的禅法思想，以及后世禅宗灯史所载西天二十八祖传承世系、“佛祖传法偈”及“谶偈”等内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2]
记述菩提达摩来华事迹的《达摩章》在《宝林传》第八卷，也称《东流小传》。然而作为达摩的传记是不完整的，只有达摩传记的后部，记述达摩到中国后见梁武帝、人魏至少林寺、传法于慧可、圆寂及梁昭明太子祭文、梁武帝所撰碑文等内容。按照此书体例，第七卷应记载达摩来华以前在印度的经历，然而第七卷现已不存。第八卷还载有意可传记及唐法琳所撰碑文、僧璨传记和唐房琯所撰碑文等。
实际上，从现在一些资料考察，《宝林传·达摩章》中的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编造的，有些内容是在禅宗成立以后南宗兴起以前已经存在。例如说达摩从印度泛海至广州，然后被迎请到金陵进见梁武帝，对梁武帝所问：“朕造寺写经及度僧尼，有何功德
”答曰：“无功德。”这一情节在神会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已经提到；达摩圆寂后，魏使宋云在葱岭见到达摩西归的情节，在北宗史书《传法宝纪》中也有记载；达摩“一脚著履，一脚跌足”的情节在《神会和尚问答杂证义》后面的达摩传中也有记述，并说“梁武帝造碑文，兄在少林寺”；在比《宝林传》稍前出世的《历代法宝记》中这几个情节皆有记载。
至于所谓梁武帝撰达摩碑，现存多种：达摩葬地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熊耳山的达摩碑文(题为梁刻)、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二祖山的达摩碑文(唐刻)、河南登封县少林寺的达摩碑文(元刻)及《宝林传·达摩章》所收达摩碑文，彼此虽有个别语句差异，然而在内容上并无大的不同。应当说原碑文早在神会北上与北宗辩论以前已经存在，当是具有东山法门或北宗背景的人撰写的。间
可以认为，《宝林传》中的达摩传记是在吸收以往达摩诸种传说的基础上编撰的，所谓梁昭明太子的祭文也许是新编造的，然而梁武帝的达摩碑当是继承了以往的碑文。
《宝林传》是以记述禅宗东土、西土的祖师世系为主旨的史书，达摩的传记又比较完整，因而对后代影响也较大。
三、《四行论》、《宝林传·达摩章》对达摩传记的影响
如果对前述七种达摩传记的内容对照《菩提达摩四行论》、《宝林传·达摩章》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所受后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主要受《四行论》的影响，有的主要受《宝林传·达摩章》的影响。当然，它们同时也受别的资料或传说影响，甚至也有创新。
(一)《四行论》对《续高僧传》、《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纪》中<达摩传〉的影响
稍加比较就可发现，唐道宣的《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是直接因袭昙林作序的简本《二入四行论》编撰的，只在内容上稍加删节，特别是对“四行”中的“称法行”删略的最多，只说：“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然而同时在首尾又增加新的内容：一是明确达摩来华的时间，说：“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据此可以断定菩提达摩是在南朝宋时从广州登岸入境的，然后才渡江到北魏的。按照这个说法，菩提达摩不是如后来其它史书所说达摩是在梁武帝时来到中国的。这一点很重要，可借以确定达摩在中国传法的时间，也有助于考察他的弟子们的身世和经历。
二是说“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告诉人们菩提达摩确实在魏(北魏及东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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