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種文獻
從現存文獻資料考察，至少有如下兩種著作曾對上述達摩傳記的編撰發生較大的影響。一是有昙林撰序的《菩提達摩四行論》，二是《寶林傳·達摩行教遊漢土章》。當然，這些達摩傳記出世的時間不同、背景不同，從而所受到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反映出它們各自的特色。同時也應指出，在禅宗興起過程中逐漸增多的達摩傳說對達摩傳記的編撰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這裏先介紹這兩種著作，並順便介紹禅宗成立後社會上流傳的關于達摩的傳說。
(一)《菩提達摩四行論》
唐代禅宗北宗史書《楞伽師資記》在〈菩提達摩傳〉的部分全文載錄《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實際上不僅有昙林之序，尚有稱做“達摩禅師親說”的“二入四行”的部分。宋代道原所編的《景德傳燈錄》卷叁十也收有此文，然而題爲《菩提達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前面也有“弟子昙林序”(《大正藏》本“林”作“琳”)。據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北魏錄)，昙林是位僧人，曾先後參加過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的譯場，擔任“筆受”。
所謂“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教修行者深信自性(真性)與佛無別，然而因被情欲煩惱(客塵)汙染而不得顯現；如果凝心坐禅觀想，斷除情欲煩惱和自他、凡聖等差別觀念，並不再執著于文字，便可使自心與清淨的真如之理契合，達到解脫。
“行入”包括四項，稱“四行”：一是“報怨行”，著重對治貪嗔癡叁種根本煩惱中的嗔，勸導修行者認識人生苦惱是自己前生惡業造成的，應“甘心忍受，都無怨訴”；二是“隨緣行”，是對治癡(無明)的，教人領悟因緣果報之理，做到“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于道”；叁是“無所求行”，引導修行者斷除貪求之心，做到“安心無爲”；四是“稱法行”，勸人遵照大乘菩薩之道一一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般若)來修行和生活。
在現存《二入四行論》的各種本子中，上述兩種《四行論》屬于簡本，此外尚有廣本。敦煌本、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朝鮮在明天順八年(1464年)刊印的《二入四行論》(簡稱天順本)屬于廣本，篇幅較大，內容完整。這兩種《二入四行論》不僅具有前述“二入四行”的內容，還收錄慧可的語錄，後面尚有緣法師、志法師、楞禅師、顯禅師、暄禅師、淵法師、藏法師、賢法師、安禅師、憐禅師、洪禅師、覺禅師的語錄。可以認爲，他們是菩提達摩以及惠可的仰慕者、追隨者，並且是達摩禅法的奉行者。
最早發現敦煌本《二入四行論》的是日本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他在1934年到北平圖書館查閱敦煌文獻，發現了《二入四行論》(北宿99)，翌年把它的影印本收在《敦煌出土少室逸書》出版。此後又出版了《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二卷(安宅佛教文庫1936年版)，對前書所收的文獻作了校編鉛印，並加以解說。後來鈴木大拙又據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S2715號敦煌文書對前者進行對校，收載于其《禅思想史研究第一》之中。敦煌文書S3375、P3018、P4634之中也有此文的斷片。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朝鮮天順本《菩提達摩二入四行論》，在上世紀末由日本駒澤大學椎名宏雄發現並作了研究和校勘，以《天順本〈菩提達摩四行論〉》(內附天順本《二入四行論》)爲題發表在1996年第54號《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之上，後又撰寫《天順本<菩提達摩四行論>的資料價值》，發表在1996年駒澤大學第叁十八號《宗學研究》之上。據此可知，天順本《二入四行論》是一個最完整的本子，前面雖沒有昙林的序，然而卻有敦煌本所缺的首題、尾題及其它殘缺部分，並有後人所作“四十四門”的分段且各加有標題，最後所載多人的語錄是被當做“流通分”部分。椎名宏雄的這兩篇論文已由程正翻譯成中文，發表在2003年吳言生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禅學》第二卷，爲中國學者閱讀和利用天順本《二入四行論》提供很大方便。此外，1908年朝鮮梵魚寺刊印《禅門撮要》所收的《四行論》缺卷首昙林之序及後面諸禅師問答的部分，具有與天順本相同的四十四門分段，除第四十二門標題稍異外，其它標題皆同。
柳田聖山《禅的語錄I·達摩的語錄——二入四行論》(築摩書房1969年版)認爲，這是達摩周圍的弟子根據記憶編寫成的最早的語錄，記載了達摩及其弟子的思想和實踐。柳田將此文重新分段，共分爲74段，皆加上標題、注釋，並全部譯成日文。
《二入四行論》實際是達摩與其弟子和他們的後繼者關于禅法修行言論的集錄，論述了達摩禅法的基本主張。至于編寫者，從情理推斷，昙林除了寫序之外還編錄了菩提達摩的“二入四行”和他的其它言行部分。
(二)《寶林傳．達摩行教遊漢土章》(簡稱《寶林傳·達磨章》)
《寶林傳》，全稱是《大唐韶州雙峰山曹侯溪寶林傳》，是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由南嶽衡山的沙門惠炬在慧能當年居住傳法的韶州曹溪寶林寺編撰的，所依據的資料有所謂“諸祖傳法偈谶”、曆代傳法宗師的“機緣”(事迹語錄)；書前有會稽沙門靈徹撰寫的序。原書十卷，然而久已佚失。上世紀30年代在日本京都青蓮院發現第六卷；此後中國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金版大藏經》，其中有《寶林傳》第一卷至第五卷和第八卷。這殘存的七卷，在1935年上海影印出版的《宋藏遺珍》中有載，在臺灣藍吉富主編的《禅宗全書》第一冊也載有影印本。
華山僧玄偉在9世紀末在繼承《寶林傳》的基礎上增加唐德宗貞元(785-804)年間禅宗名僧事迹，編爲《玄門聖胄集》，對後世禅宗史書也有影響。可惜此書久佚。
《寶林傳》殘本陸續發現以後，中日學者都進行過很多研究。日本駒澤大學的學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組織研究班對現存七卷進行校勘、注釋和翻譯成日文，2003年田中良昭彙總研究成果編爲《寶林傳譯注》，由內山書店出版，爲參考利用《寶林傳》帶來方便。
從曆史角度來看，《寶林傳》所記載內容中充斥著很多不可信的成份。主要問題有二：一是僞造佛祖傳承世系和情節，所載年代自然錯亂；二是資料僞濫，不可靠地方甚多。盡管如此，因爲此書是屬于南宗馬祖法系一一洪州宗的人編撰的，對于了解南宗特別是洪州宗的禅法思想，以及後世禅宗燈史所載西天二十八祖傳承世系、“佛祖傳法偈”及“谶偈”等內容還是有參考價值的。[2]
記述菩提達摩來華事迹的《達摩章》在《寶林傳》第八卷，也稱《東流小傳》。然而作爲達摩的傳記是不完整的，只有達摩傳記的後部，記述達摩到中國後見梁武帝、人魏至少林寺、傳法于慧可、圓寂及梁昭明太子祭文、梁武帝所撰碑文等內容。按照此書體例，第七卷應記載達摩來華以前在印度的經曆，然而第七卷現已不存。第八卷還載有意可傳記及唐法琳所撰碑文、僧璨傳記和唐房琯所撰碑文等。
實際上，從現在一些資料考察，《寶林傳·達摩章》中的內容並非完全是作者編造的，有些內容是在禅宗成立以後南宗興起以前已經存在。例如說達摩從印度泛海至廣州，然後被迎請到金陵進見梁武帝，對梁武帝所問：“朕造寺寫經及度僧尼，有何功德
”答曰：“無功德。”這一情節在神會語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已經提到；達摩圓寂後，魏使宋雲在蔥嶺見到達摩西歸的情節，在北宗史書《傳法寶紀》中也有記載；達摩“一腳著履，一腳跌足”的情節在《神會和尚問答雜證義》後面的達摩傳中也有記述，並說“梁武帝造碑文，兄在少林寺”；在比《寶林傳》稍前出世的《曆代法寶記》中這幾個情節皆有記載。
至于所謂梁武帝撰達摩碑，現存多種：達摩葬地河南省叁門峽市陝縣熊耳山的達摩碑文(題爲梁刻)、河北省邯鄲市成安縣二祖山的達摩碑文(唐刻)、河南登封縣少林寺的達摩碑文(元刻)及《寶林傳·達摩章》所收達摩碑文，彼此雖有個別語句差異，然而在內容上並無大的不同。應當說原碑文早在神會北上與北宗辯論以前已經存在，當是具有東山法門或北宗背景的人撰寫的。間
可以認爲，《寶林傳》中的達摩傳記是在吸收以往達摩諸種傳說的基礎上編撰的，所謂梁昭明太子的祭文也許是新編造的，然而梁武帝的達摩碑當是繼承了以往的碑文。
《寶林傳》是以記述禅宗東土、西土的祖師世系爲主旨的史書，達摩的傳記又比較完整，因而對後代影響也較大。
叁、《四行論》、《寶林傳·達摩章》對達摩傳記的影響
如果對前述七種達摩傳記的內容對照《菩提達摩四行論》、《寶林傳·達摩章》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它們所受後者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有的主要受《四行論》的影響，有的主要受《寶林傳·達摩章》的影響。當然，它們同時也受別的資料或傳說影響，甚至也有創新。
(一)《四行論》對《續高僧傳》、《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寶紀》中<達摩傳〉的影響
稍加比較就可發現，唐道宣的《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是直接因襲昙林作序的簡本《二入四行論》編撰的，只在內容上稍加刪節，特別是對“四行”中的“稱法行”刪略的最多，只說：“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
然而同時在首尾又增加新的內容：一是明確達摩來華的時間，說：“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禅教。”據此可以斷定菩提達摩是在南朝宋時從廣州登岸入境的，然後才渡江到北魏的。按照這個說法，菩提達摩不是如後來其它史書所說達摩是在梁武帝時來到中國的。這一點很重要，可借以確定達摩在中國傳法的時間，也有助于考察他的弟子們的身世和經曆。
二是說“摩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诰，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歲。遊化爲務，不測于終；”告訴人們菩提達摩確實在魏(北魏及東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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