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佛教教育
笔者长年从事佛教研究，没有专门从事佛教教育工作，对中国佛教教育的过去和现状也了解得很不深入，仅借此机会提出个人一些想法与诸位法师、学者讨论，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佛教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是发展佛教教育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从公元前6、5世纪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佛教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在大乘佛教中又先后形成中观、唯识和密教等教派。从公元前2世纪起，佛教从印度传到南亚、中亚诸国，开始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此后沿着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葱岭)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内地，经过漫长时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适应与结合，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在中国佛教中包括三大支系：一是历史最久，流传范围最广的汉语系佛教；一是流传于中国藏族和蒙古族等兄弟民族居住地区的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另外，在云南傣族等民族居住地区还流传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公元4、5世纪中国汉语系佛教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在经过长期的民族化过程后也演变为朝鲜、日本民族的宗教。越南既从印度，也从中国传入佛教，而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最大。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共同构成北传佛教。
历史证明，佛教自成立到现在，在不断地适应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地理历史环境中演变着发展着，可以说是在适应中发展，在发展中适应，永无尽期。斗转星移，岁月不居，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在这崭新的世纪，在面临各国经济联系愈益密切趋于全球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各国文化虽密切沟通而又保持多元化的形势下，佛教将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继续存在和发展？应当说所面临的需要迅速作出抉择的问题是很多的，然而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佛教人才的问题，也就是佛教教育问题。《论语》中记载孔子一句话“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古代中国佛教著作中常被引用。佛教这一古老的宗教，必须造就能够适应新的时代，适应在科技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善于贴近民众生活，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从事传布佛法与研究佛学的僧才、学者，才能使佛教焕发新的生命力，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培养这样的不仅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而且掌握其他科技文化知识的僧才、学者，需要新型的佛教教育。
1953年中国成立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爱国团体――中国佛教协会。此后即着手筹备创建全国最高的佛教教育机构，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以培养“具有较高佛学知识，能开展佛学研究和寺庙管理人才”为目标，设有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班等各种形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佛教人才。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遇重大阻力，特别在使中国人民遭到严重劫难的“文革”中，佛教的正常活动得不到保障，中国佛教学院不得已停办。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佛教重新开展活动，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得以恢复，20年来已培养学僧297名，还培养22名研究生，有37名师生被派往日本、英国、斯里兰卡、缅甸、韩国等国留学。这些毕业生分配到全国各地，通过自己的传法活动和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界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1987年9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藏传佛教，培养懂国家法律和政策，精通佛学的爱国爱教的高级宗教人才”为办学方针，致力于培养蒙藏地区的活佛以及格西等高级佛学人才。20年来，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各级佛教学校，形成包括由初、中、高三级学校组成的全方位的佛教教育系统，在中国佛教学院之外，地方上著名的有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南京栖霞山分院；属于地方佛教协会主办的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黑龙江佛学院，以及西藏、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语系佛学院，已经并正在为培养适应新时期社会需要的佛教人才做出贡献。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泉源也。”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文化科技要发展，就需要发展教育，办好各级各类学校。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佛教要适应新的时代，继续存在并且得到发展，就必须培养佛教人才，创立和办好各级学校。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创办第一所佛教学校至今已经过了45年，虽然走过了曲折的坎坷的道路，然而不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今后继续办好学校，发展佛教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佛教协会鉴于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2年1月于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为适应中国佛教事业的不断发展培养大量合格佛教人才的必要性，说“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并就发展佛教教育，办好佛教院校等方面提出带有方针性的指导意见，提出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完善学科建设，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佛教教育体系，着手编写统一标准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改进思想道德工作等。这次会议对推动各地发展佛教教育事业，改进佛教院校的教书育人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所作《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中，在周绍良副会长所作《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都高度评价这个《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重申继续落实这个文件的精神，制定相应措施。赵朴初会长再次强调：“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二、借鉴全国教育的战略全局，制定面向新世纪的佛教教育规划
那么，我们今后应当如何在继承以往佛教教育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落实中国佛教协会通过的有关决议，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佛教教育，办好各级佛教学校呢？我想有必要借鉴国家教育的总体规划，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和确立面向新世纪的佛教教育规划。
中国佛教是国家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的传统宗教之一，拥有众多的信众，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工作。佛教教育是宗教教育，虽然按照国家法律与国家普通教育是分离的，然而由于现代的佛教教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传授佛教系统知识外还传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以培养具有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既掌握系统的佛教知识又拥有广博文化知识技能的新人为宗旨，并且直接影响到广大的信教群众，影响到社会的广阔范围，自然与国家的普通教育有着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也可以说它与其他宗教教育是构成中国整体的教育事业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中国的佛教教育不仅服从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总方针、政策，特别是有关宗教的法律、政策，而且在不少方面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密切相应和一致的。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为了实现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目标与任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而制定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虽然这一文献是面对普通的社会教育和各级各类学校的，然而我想，不仅它的基本精神对佛教教育也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它的某些条文内容、提倡的做法对制定新世纪佛教教育整体规划也有启示作用。例如其中提出，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要求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开展教师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新的课程；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继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广义理想教育，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实施劳动技能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体育、美育的素质教育；努力建成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学科；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加快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步伐，继续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实现由中央与省级两级管理、分工负责的教育体制……。
结合佛教教育来说，难道在新世纪不应当在认真总结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改革，完善已有的佛教教育体制，改进佛教教育吗？不应当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各种知识技能和活动能力，能够在未来自己的教务工作中为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实践中，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吗？不应当提高佛教院校教师的文化的道德的整体素质，以利于更好地教书育人，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佛教人才做出出色的成绩吗？不应当在各级佛教院校实施德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广义理想教育，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以推进僧众道德、风尚的提高，加强佛教自身的建设吗？不应当通过考查筛选，建立具有先进水平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一流佛教院校吗？不应当增进国际佛教学术交流，培养能够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佛学研究接轨的高层次的学僧吗？不应当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办好佛教院校吗？……当然不是。这些“不”字皆是假设，一个也不能成立。中国佛教界完全可以借鉴国家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且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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