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的佛教教育
筆者長年從事佛教研究，沒有專門從事佛教教育工作，對中國佛教教育的過去和現狀也了解得很不深入，僅借此機會提出個人一些想法與諸位法師、學者討論，供有關方面參考。
一、佛教在新世紀的當務之急是發展佛教教育
佛教發源于古印度，從公元前6、5世紀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曆史。佛教從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發展到大乘佛教，在大乘佛教中又先後形成中觀、唯識和密教等教派。從公元前2世紀起，佛教從印度傳到南亞、中亞諸國，開始發展爲世界性的宗教。此後沿著絲綢之路，越過帕米爾高原(蔥嶺)傳入中國新疆地區，公元前後傳入中國內地，經過漫長時期的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習俗的適應與結合，發展成爲中國的民族宗教之一。在中國佛教中包括叁大支系：一是曆史最久，流傳範圍最廣的漢語系佛教；一是流傳于中國藏族和蒙古族等兄弟民族居住地區的藏語系佛教(藏傳佛教)；另外，在雲南傣族等民族居住地區還流傳南傳巴利語系佛教。公元4、5世紀中國漢語系佛教先後傳入朝鮮、日本，在經過長期的民族化過程後也演變爲朝鮮、日本民族的宗教。越南既從印度，也從中國傳入佛教，而受中國佛教的影響最大。中國、朝鮮、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共同構成北傳佛教。
曆史證明，佛教自成立到現在，在不斷地適應時代、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地理曆史環境中演變著發展著，可以說是在適應中發展，在發展中適應，永無盡期。鬥轉星移，歲月不居，現在已經進入21世紀。在這嶄新的世紀，在面臨各國經濟聯系愈益密切趨于全球一體化，政治多極化，各國文化雖密切溝通而又保持多元化的形勢下，佛教將如何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社會環境繼續存在和發展？應當說所面臨的需要迅速作出抉擇的問題是很多的，然而其中最爲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培養佛教人才的問題，也就是佛教教育問題。《論語》中記載孔子一句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古代中國佛教著作中常被引用。佛教這一古老的宗教，必須造就能夠適應新的時代，適應在科技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環境下，善于貼近民衆生活，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從事傳布佛法與研究佛學的僧才、學者，才能使佛教煥發新的生命力，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培養這樣的不僅具有高深的佛學知識，而且掌握其他科技文化知識的僧才、學者，需要新型的佛教教育。
1953年中國成立各民族佛教徒的聯合愛國團體――中國佛教協會。此後即著手籌備創建全國最高的佛教教育機構，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以培養“具有較高佛學知識，能開展佛學研究和寺廟管理人才”爲目標，設有專修班、本科班、研究班等各種形式，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佛教人才。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于中國的政治路線發生偏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遇重大阻力，特別在使中國人民遭到嚴重劫難的“文革”中，佛教的正常活動得不到保障，中國佛教學院不得已停辦。直到“文革”結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隨著佛教重新開展活動，1980年9月中國佛學院得以恢複，20年來已培養學僧297名，還培養22名研究生，有37名師生被派往日本、英國、斯裏蘭卡、緬甸、韓國等國留學。這些畢業生分配到全國各地，通過自己的傳法活動和學術研究，已經成爲中國佛教界繼往開來的中堅力量。1987年9月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成立，以“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發展藏傳佛教，培養懂國家法律和政策，精通佛學的愛國愛教的高級宗教人才”爲辦學方針，致力于培養蒙藏地區的活佛以及格西等高級佛學人才。20年來，各地也陸續成立了各級佛教學校，形成包括由初、中、高叁級學校組成的全方位的佛教教育系統，在中國佛教學院之外，地方上著名的有中國佛學院蘇州靈岩山分院、南京棲霞山分院；屬于地方佛教協會主辦的福建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上海佛學院、四川尼衆佛學院、黑龍江佛學院，以及西藏、四川、甘肅和青海的藏語系佛學院，已經並正在爲培養適應新時期社會需要的佛教人才做出貢獻。
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泉源也。”國家要富強，民族要振興，文化科技要發展，就需要發展教育，辦好各級各類學校。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曆史已經反複證明了這一點。同樣，佛教要適應新的時代，繼續存在並且得到發展，就必須培養佛教人才，創立和辦好各級學校。中國20世紀50年代從創辦第一所佛教學校至今已經過了45年，雖然走過了曲折的坎坷的道路，然而不僅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而且也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爲今後繼續辦好學校，發展佛教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佛教協會鑒于發展佛教教育，培養佛教人才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92年1月于上海召開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會後發表具有曆史意義的文件《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強調爲適應中國佛教事業的不斷發展培養大量合格佛教人才的必要性，說“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叁還是培養人才。”並就發展佛教教育，辦好佛教院校等方面提出帶有方針性的指導意見，提出實行“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完善學科建設，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佛教教育體系，著手編寫統一標准的教學大綱和教材，改進思想道德工作等。這次會議對推動各地發展佛教教育事業，改進佛教院校的教書育人工作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在1993年中國佛教協會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趙樸初會長所作《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中，在周紹良副會長所作《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中都高度評價這個《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重申繼續落實這個文件的精神，製定相應措施。趙樸初會長再次強調：“大力培養合格僧才，加強人才建設，是關系中國佛教命運和走向的頭等大事，是我國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
二、借鑒全國教育的戰略全局，製定面向新世紀的佛教教育規劃
那麼，我們今後應當如何在繼承以往佛教教育已經取得的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繼續落實中國佛教協會通過的有關決議，進一步改善和發展佛教教育，辦好各級佛教學校呢？我想有必要借鑒國家教育的總體規劃，從整體上重新審視和確立面向新世紀的佛教教育規劃。
中國佛教是國家承認並受到法律保護的傳統宗教之一，擁有衆多的信衆，他們與全國人民一道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爲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努力工作。佛教教育是宗教教育，雖然按照國家法律與國家普通教育是分離的，然而由于現代的佛教教育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除傳授佛教系統知識外還傳授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以培養具有優良的思想道德品質，既掌握系統的佛教知識又擁有廣博文化知識技能的新人爲宗旨，並且直接影響到廣大的信教群衆，影響到社會的廣闊範圍，自然與國家的普通教育有著密切的多方面的聯系，也可以說它與其他宗教教育是構成中國整體的教育事業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中國的佛教教育不僅服從于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總方針、政策，特別是有關宗教的法律、政策，而且在不少方面與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是密切相應和一致的。
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教育部製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是爲了實現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目標與任務，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全面推進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和創新能力而製定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獻。雖然這一文獻是面對普通的社會教育和各級各類學校的，然而我想，不僅它的基本精神對佛教教育也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它的某些條文內容、提倡的做法對製定新世紀佛教教育整體規劃也有啓示作用。例如其中提出，爲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應“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體製的基本框架”；要求實施“跨世紀素質教育工程”，整體推進素質教育，改革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開展教師培訓，提高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建立新的課程；加強和改進學校的德育工作，繼續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廣義理想教育，遵紀守法和社會公德教育，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和革命傳統教育，實施勞動技能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實施體育、美育的素質教育；努力建成若幹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批學科；加強科研工作，重視培養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加快高等教育體系改革步伐，繼續實行“共建、調整、合作、合並”的方針，實現由中央與省級兩級管理、分工負責的教育體製……。
結合佛教教育來說，難道在新世紀不應當在認真總結原有的教育體製和情況的基礎上，通過謹慎的改革，完善已有的佛教教育體製，改進佛教教育嗎？不應當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具有各種知識技能和活動能力，能夠在未來自己的教務工作中爲推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社會實踐中，爲“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做出卓越貢獻的人才嗎？不應當提高佛教院校教師的文化的道德的整體素質，以利于更好地教書育人，爲培養德才兼備的佛教人才做出出色的成績嗎？不應當在各級佛教院校實施德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廣義理想教育，遵紀守法和社會公德教育，以推進僧衆道德、風尚的提高，加強佛教自身的建設嗎？不應當通過考查篩選，建立具有先進水平的在國內外有影響的一流佛教院校嗎？不應當增進國際佛教學術交流，培養能夠與國內外學術界的佛學研究接軌的高層次的學僧嗎？不應當積極利用各種社會力量辦好佛教院校嗎？……當然不是。這些“不”字皆是假設，一個也不能成立。中國佛教界完全可以借鑒國家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並且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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