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时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
这个题目真实地概括了传中以下内容：
(1)“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惠能大师传法宗旨”。按中国禅宗惯例，常将寺称山，曹溪宝林山即曹溪宝林寺，在韶州(在今广东韶关曲江市)。宝林寺是南朝梁天监二年(503)武帝的赐名，进入唐代曾多次改名，中宗神龙年间(705－706)改名中兴寺、法泉寺、广果寺，玄宗开元九年(721)改为建兴寺，肃宗时改为国宗寺，宣宗时改南华寺。可见，这里用“宝林山国宁寺”是用唐肃宗之后的名称。“惠能大师传法宗旨”，是惠能向门下弟子和僧俗信众宣述南宗顿教禅法宗旨，体裁包括开法语录、对门下或前来求教者询问的答语等。
(2)“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中的“高宗”，据正文相关年号，应为中宗。此传记述，唐中宗在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日派中使(宦官)薛简前往曹溪宣敕书，请惠能入内道场说法，惠能请薛简转呈表奏以疾婉辞，然而应薛简之请向他说法并“指授心要”所谓：“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心体湛寂，应用自在。”据新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宗本纪〉和《通鉴》相关记载，武则天在神龙元年正月甲辰(二十三日)制太子(后即位为中宗)监国，乙巳(二十四日)传位于太子，丙午(二十五日)中宗即位。因此可以说，敕书应是武则天尚未退位时下的，然而中宗即位后并没有召回使者和敕书，也可以看作是武后和中宗共同下的，如果说是“则天太后、中宗敕书”也没有错。元代宗宝改编本所载相关内容就是源自此传，谓“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是有道理的。
(3)“大师印可门人”，是指惠能的弟子。传中记述的弟子有神会、僧崇、大荣、潭州瑝禅师、行滔等人，对他们事迹的记述有详有略。
(4)“灭度时六种瑞相”，本传最后记载惠能在日及死后寺中六种祥瑞现象，带有浓厚的神异传说色彩。
(5)“智药三藏悬记”。此传说，南朝梁时印度高僧智药最先来到曹溪，劝人修建宝林寺，预言170年后“有无上法宝于此地弘化”，意为惠能在曹溪听无尽藏尼读《涅槃经》之后发挥佛性道理，住入宝林寺，正应智药的预言。
2、著作年代：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曹溪大师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大师在日，受戒开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按：“壬子”应改为“癸丑”)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
这段文字显然是《曹溪大师传》编撰者的话，记惠能去世到建中二年编撰此传结束的时间是七十一年。然而这一计算有误。惠能年七十六岁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八月去世，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应当是68年，如果按古代传统算法连惠能去世的那一年也加上，应是69年而不到71年。然而据此可以确定，建中二年正是《曹溪大师传》成书之年。
作者在惠能去世相近70年的时候编撰此传，应当说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少惠能弟子或再传弟子，以及曾经与惠能有过交往的其他僧俗信众，看到过不少记载惠能及其弟子事迹、语录的文献资料，也曾听过很多关于惠能的传说。正因为如此，《曹溪大师传》确实为后人提供在《六祖坛经》和其他资料中看不到的情况。
3、最澄将《曹溪大师传》带到日本
日本平安时代，中日佛教交流十分频繁。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最澄(767－822)为了学习天台宗教义和寻求天台宗典籍，获准与弟子义真搭乘遣唐使船入唐求法。时值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当时中国禅宗正在迅速兴起，在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特别盛行，其中以慧能下二世马祖道一(709－788)的法系最有影响。
最澄、义真先到台州天台山，先后拜谒修禅寺的道邃、佛陇寺的行满，从他们受天台教法和教籍，又从禅林寺的翛然受牛头禅派的禅法。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最澄与义真到达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在龙兴寺从密宗善无畏的再传弟子顺晓受密宗灌顶和曼荼罗、经书、图像等，然后搭乘遣唐使的船回国，带回佛经、天台宗与密宗的典籍等230部460卷。最澄死后，天皇谥“传教大师”之号。现存《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就是最澄从唐带回的图书目录。《越州录》清楚记载：“曹溪大师传一卷。”前面已介绍，本传原来的名称很长，这一名称也许是最澄给简化的。
问题是现存所谓“比睿山本”写本《曹溪大师传》是否最澄带回来的呢？写本后面署有“贞十九二月十三日毕”，意为贞元十九年(803)二月十三抄写完毕。然而最澄是贞元二十年(804)入唐的，怎么会署前一年的时间呢？实际上，这应是最澄来的前一年有人抄出，保存在越州某寺院的。最澄看到此书，自己或请“书手”按原样抄出。现存比睿山本后面盖有逆字体文字的古印“比睿寺印”，在背面夹缝的地方盖有三个斜体方框(◇)的印，里面有“比睿寺印”四字，方框内分别写有“天台”、“第一”、“最澄封”的文字。日本学者认为这确实是最澄从唐带回的。后来江户时代无著道忠的手写本、及京都圣兴寺刊印本的后面，或仿绘或木刻，皆保留了原有的印章和文字的标志。
京都北部的兴圣寺原是天台宗比睿山的子院，后成为临济宗寺院，在日本宝历十二年(1762)以“曹溪大师别传”为题用木版刻印《曹溪大师传》。卷首所载金龙沙门敬雄的叙和卷后所载祖芳《书曹溪大师别传后》，皆谓此刊本所依据的是最澄从唐带回的比睿山本。然而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通过考察比较后明确指出：兴圣寺刊本中的错误语句几乎完全袭自道忠写本，不可能直接依据比睿山写本刻印。(《慧能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之二)20世纪初日本编印《续藏经》所收载的《曹溪大师别传》就是以兴圣寺刊本为底本，以比睿山写本为校本加以校订刊印的。
《续藏经》本《曹溪大师别传》的题目沿用兴圣寺本，比最澄《越州录》中所用的题目《曹溪大师传》增加一个“别”字，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直到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出版《慧能研究》，才将题目改回为《曹溪大师传》。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中附录的《曹溪大师传》，所主要参考和依据的就是此书和石井修教授的论文《〈曹溪大师传〉考》。此后，由于学者依据的资料来源不同，《曹溪大师传》和《曹溪大师别传》两个书名并行。
4、内容特色
《曹溪大师传》绝不是如同胡适所说是唐代江东或浙中地区“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
的确，如前面所引胡适所指出的那样，《曹溪大师传》中存在不少人名、年号的错误，然而这些错误中有的十分明显，到底是原传作者的错误还是后来展转抄写的笔误，现在难以确定。只要仔细地对照早期有关记述惠能生平和禅法的文献资料就可以看出，《曹溪大师传》的内容十分丰富，不少内容可以从比它成立较早的文献和稍后的文献记载得到旁证，并且为后世史书继承。至于传中属于明显笔误的地方，是很容易改正的。
综观《曹溪大师传》，可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1)在早期出现的记载惠能生平事迹的著作中，《曹溪大师传》记述惠能事迹最多。其中重要的有：
惠能“少失父母，三岁而孤”，是说三岁时没有父亲，而后母亲又亡故，然后才离开新州北上求法。
惠能北上求法经过曹溪，是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三十(三十三)；与当地刘至略结为兄弟，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听其姑无尽藏尼读《大涅槃经》，懂得佛性的道理。在曹溪期间曾住在建于南朝梁时的宝林寺，也曾跟乐昌县远禅师学习坐禅。
咸亨五年(674)到蕲州黄梅县拜谒弘忍，在对答中论佛性道理引起弘忍对他的赞赏，后来向他传授袈裟和禅法。
离开弘忍后，曾在广州的四会、怀集之间避难，经过五年时间。
仪凤元年(676)在广州制旨寺(后为光孝寺)听印宗讲《大涅槃经》，以论风幡之义引起印宗对他的注意，欣然为他披剃授戒。此传甚至连为惠能授戒的戒和尚、羯磨师、教授师的名字也都作了明确记载。
惠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向印宗及众僧讲涅槃佛性之义，然后被送到曹溪。
唐中宗派使者薛简奉敕到曹溪请惠能入京内道场说法，惠能以疾不赴，惠能向薛简说法。……
在惠能去世后八年，他的弟子神会到南阳龙兴寺传法，向朝廷官员及僧俗信众宣讲惠能禅法，也介绍惠能事迹，并且在记载他语录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的最后载有六代祖师小传，其中《惠能传》虽也集中讲述惠能事迹，但十分简单，而且涉及的方面不多。在惠能去世三四十年前后，王维受惠能弟子神会之托撰《六祖能禅师碑铭》，对惠能生平也有介绍，然而受体裁的限制，语焉不详。至于惠能弟子法海编撰的祖本《六祖坛经》，在经过二三代流传之后，记述惠能的事迹可以想象虽有增多，然而据现存敦煌本《坛经》来看，也十分有限。比较起来，《曹溪大师传》记述惠能的事迹最多也最富于色彩。此后，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编撰《祖堂集》、宋初赞宁编撰《宋高僧传》、道原编撰《景德传灯录》及陆续出世的其他禅宗史书，皆对惠能生平事迹有介绍，然而几乎皆吸收继承《曹溪大师传》中不少内容。
(2)惠能在法性寺受戒后应印宗之请向众僧说法，着重发挥涅槃佛性之义，所谓：“我有法，无名无字，无眼无耳，无身无意，无言无示，无头无尾，无内无外……”，神会说“此是佛之本源”，“本源者，诸佛本性”。在内容上虽与诸本《坛经》中讲的佛性思想一致，然而这里最为详细。因为他曾从无尽藏尼处听读过《大涅槃经》，对此便不感到意外。
(3)惠能在接待唐中宗派来的使者薛简的过程中，向薛简讲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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