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与学术研究浅议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后,佛教教育一直成为教界内外的宣教和弘法利生的重要手段。佛教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人才，广宣佛法，另一方面是为了理论研究，深化佛说，佛教成立二千五百年以来，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佛教的理论也得到了光大，特别是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进行不懈余力的弘扬，使佛教的第二故乡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佛教大国，为世界宗教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

　　中国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法赖人弘”，形象地说明了人在弘扬佛教中的重要性。弘扬佛教，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人去努力做的。而要努力弘法，就要有人才，所以佛教教育成为培养人才的至关重要方式。佛教今天能依然在社会上拥有广泛地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佛教教育的功劳，离开了佛教教育，佛教将不会再得到发展。所以佛教教育是中国佛教界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

　　佛教教育是多层次与多元化的一种教育方式，它不仅仅是只在于宣传佛教和培养人才，而且还担负了传授知识与调整人心的重任。佛教历史悠久，人才济济，覆盖面广，影响巨大，因此，佛教教育在这个背景下，涉及到各个层面与众多领域，其培养的人才也分布在很多行业，我们常说佛教是一种文化，就是指的它的幅射效应及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如果没有这种效应与贡献，佛教就不具备它的广泛文化性，也不可能在社会上有着这么重要的影响。

　　释迦牟尼建立佛教，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佛教教育是教人“示教利喜”，即是说佛教的教育活动，能让众生有一个欢喜心，听法的也会有一个“见教利喜”的感觉，通过佛教的教育使人的心情愉悦，达到解脱的境界，目的就达到了。事实上，佛陀就是通过这种教育的方式，将佛教推广开来，使之在社会上有了更多的影响。但是，佛教不仅只是在培养宣教人才，予人解脱方面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任务是它要肩负推动佛教文化前进和纵深发展的重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佛教发展的高潮来到之前，都会有一次佛教理论的更新和观念的提升。原始佛教进入到部派佛教时，佛教内部派别纷起，每个派别都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模式，各方之间还有着理论上的持久论战，通过这些论战，各家在诤论之中获得前进资源。小乘佛教过渡到大乘佛教也是如此。大乘佛教在观念和理论思维的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般若性空与唯识万有在理论上相互争鸣，最终使佛教理论攀上了人类思维的顶峰，至今仍然无人超越。

　　以上仅是介绍的印度佛教情况，再看看中国的佛教进程，也是如此而已。

　　佛教初传，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论教义不能正确理解，产生了众多歧议，以讨论佛教空义的六家七宗开始出现，各家对般若空性的解说，将中国佛教的理论引向了深入，这时的佛教不再只是予人解脱，愤世嫉俗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它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将中国哲学和思维高度给予了很大的提升，佛教本身也在这场论战中开始大踏步前进。南朝佛教重视理论的研讨，这时印度的涅槃佛性学说传入中国，能否成佛成为时人议论的焦点，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深入，更多地发掘了佛性内在的含义，对后来的心性学说产生了影响。也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出现的以讨论某一部经典为特点的学派，三论、成实、地论等等学派将印度的佛经鞭辟入里，详细解剖，使中国的佛学内容大大充实，为未来中国人自己创宗立教准备了理论的基础。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的标志是宗派出现，天台、华严、唯识、禅、密、净土、律等各宗蜂涌而起，其背后的支撑都是在于理论的建造，如果没有各宗的宗经与理论，就不可能出现各宗竞起的情况，中国的佛学也不会与儒释道三家经教鼎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影响了后来的宋代的理学。有学者认为宋代以后是中国佛教衰落期，但是就使是佛教在衰落的同时，也曾经有过小的高潮，而每次这个小高潮的到来，也充满着理论改造的情况，像宋代的禅宗、明初的佛教复兴都与佛教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三合流或三教合一是推动中国佛教理论创新的主要动力。特别由于禅宗理论适应于中国的土壤，六祖慧能提出的明心见性思想适合于广大佛教徒的根机，百丈怀海进行制度革新，禅宗脱颖而出，于是才有“选官不如选佛”的说法，佛教在整个世俗世界影响增大。明初对佛教进行严格的管理，将佛教划分成禅、教、律三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批高僧纷纷著书立说，发扬各宗祖师学说，融汇儒道两家的学说，使得这时的佛教有了生气，影响乃至到了现在。清末民初的佛教，在西学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太虚大师紧跟时代步伐，提倡佛教的“三大革命”思想，倡导“人生佛教”的理念，为当代中国佛教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指明了一条新的方向。

　　总之，中国佛教能在关键时刻奋进而起，与时俱进，走在时代之中，无不得益于理论的创新，而这些理论的创新，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都应该属于学术研究推动的结果，是历代祖师不懈地对佛教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在祖述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应机的理论，才使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历史的进程中最终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而那些创造佛教理论的前贤大德，都是受之于佛教教育的成长，是佛教的经典著作和佛教的祖师将他们培养成一代大师，因此，佛教教育是佛教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整个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也离不开佛教的学术研究。

　　二

　　佛教教育可以培养佛教学术研究的力量，推动佛教学术人士的成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譬的。由此而得知，佛教教育在整个佛教的事业中其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只有搞好教育，才能有人才出现，佛教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才能繁荣兴旺，续佛慧命才能变成现实。中国古代的大师们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佛教寺院可以说就是一座学校，许多大师级的高僧都是通过寺庙里的师父们亲手把教之后而成长起来。最早的中国佛教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寺院的译场，通过翻译佛经的工作，许多人开始成长，最后成为一代大家，所以整个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培养人才的教育史，也是一部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从鸠摩罗什到唐玄奘等一代大翻译家，每人周围都聚集了一批学术的精英。史载鸠摩罗什有弟子三千，其中俊哲十余人，这些优秀的人才因为参与了译场的工作，不仅亲自熏闻了佛法，而且也各自成才，最后成为著名的佛教大师和学者。像著名的僧肇法师，因为跟随罗什译经，穷钻义理，最后撰写出中国佛教哲学的名篇《肇论》，对中国佛教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罗什译场对佛教学术多有贡献，后人赞曰：“什公之门，一时蔚盛，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

　　唐玄奘法师主持的译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术活动场所。玄奘本人就曾经在中外多位大师手下受过系统的佛教教育，他到印度留学，就是源自于对佛教理论一些问题的困惑，冒着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险，前往印度求取真经。他从印度回国以后，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一生翻译佛经1335部，对中国佛教学术上的贡献尤巨。他主持的译场，延揽了全国佛教的精英，弟子窥基自从跟从玄奘学习之后，得师真传，成为法相宗的重要传承者，他“训译属授，必待其人。以师天假至聪，幼入深慧。锺鼓[手-于+ㄎ]宫而闻外，桃李不言而自蹊。”玄奘由于精心研究佛教的义理，创立了唯识宗，繁荣了中国的佛学，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影响了中国佛学的发展，他的所见所行，“自如来一代所说，鹫峯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后圣马鸣、龙猛、无着、天亲诸所制依，及灰山柱等十八异执之崇，五部殊涂之致，并双罗研究达其旨，悉得其文。”而他“游八宏，穷玄理，廓魔气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纲，苞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临大难而节逾高，通曩哲之深疑，开后贤之未悟，垂义功于来裔，标准的于当今。”如果没有玄奘的学术铺垫，没有他的翻译成就，中国的佛学在唐代就缺少了一大块，玄奘因对中国佛教教育与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故后人称赞他：“自大教东流，翻译之盛，未有如法师者。虽滕、兰、澄、什、康会、竺护之流，无等级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经矣。”

　　如果说中国佛教早期的教育模式是译场教育，那么到了宋代以后就转为丛林教育的形式了。丛林教育的特点是重在启发与领悟，师父往往通过与徒弟之间的对答，启发弟子们自性中的成佛心开发，这与禅宗讲的自悟自度的施设手段是相吻合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丛林教育的重点落在了开发人心的德育层面。此外，在这时还有另一种讲肆教育的形式，这是受中国传统“学肆”教育模式而影响后出现的一种大众教育方式，按照现在教育学的分类，应该属于普及知识的教育形式，法师在讲堂讲经，大众在下面听经，以此获得有关佛教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生和日常的生活。讲肆教育自宋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教育的主流，并且专门在僧伽里面出现以讲经为主业的讲经僧人，佛教的普及就是依靠了历史上讲经僧的努力，使得佛教的知识广为流传，培养了不少的人才，但是其缺点在于讲经者与听经者缺少互动，一味地依靠法师讲经来获取知识，学术的含金量无疑减少，对中国佛教学术的成长以及学者的培养，相对较前期落后一些。

　　三

　　中国佛教教育走过一千余年，进了近现代社会，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教育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为了能够改变中国佛教衰颓的命运，佛教界自觉办教育，引进西式教育模式，佛学院在全国各地普遍涌出。近现代的佛学院教育，实行的是知识性教育为主，以现代方法为学僧上课，这种教育结构对培养学僧的知识很有帮助，但是在培养理论创新的人才建设，特别是学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应该说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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