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佩鱼”)，可以支取钱粮。此举既推动了绘画的发展，也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宫廷画”与以前绘画不同的是，创作用的已经从传统的“助教化，成人伦”转为注重绘画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由于佛教的普泛化“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深入到了各个阶层。于是佛画失去了原先的神圣庄严性，进一步世俗化。人物画在北宋亦有所发展，宫廷画院里就有一批写真名手，苏轼在《赠写御容妙善师》里的“妙善”就是一个为仁宗皇帝画“御容”的写真高手。此外，北宋后期朝至南宋前期，出现了以描绘社会中下层日常生活为主题的风俗画，这一类画介于人物画与山水画之间，但表现的主题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山水风光。这是宋代人物画科中的一个新现象，如张择瑞(宋，生卒年不详)的《清明上河图》。除此之外，表现形式也多为卷轴画，以灵活轻便取胜。比较符合当时把绘画作为玩赏消遣的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文人绘画的发展，是北宋绘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为代表，并以“士人画”作为他们这一派绘画的名称。并认为“士人画”高于画院画工的创作。强调作画要具有诗意，即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即兴创作，兴之所至取其意气所到，重在“传神”而不拘于物象的外在刻画，把表现主体的情趣作为绘画的最高准则。喜欢用简淡的水墨色感，北宋中后期兴起文人画潮流，对此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的“尚意”、“传神”、“情趣”正是禅宗思想在书法、绘画作品中的演义和写照。
元代的超越期
13世纪在欧亚大陆崛起的蒙古草原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元朝统治者实行蒙汉二元政治制度，其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形态还处在原始的萨满信仰上，因此各族统治者需要的种种努力来缩小这个文化差距，产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文化冲突在视觉艺术领域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社会政治制度保障下的文人优越性通过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发展出了脱离统治者控制的高度个性化的文人画艺术。二是蒙古和西域统治者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使不同的艺术风格能够在元代得到自由的发展，其中喇嘛教的艺术更是独树一帜，成为和汉地文化相抗衡的特殊成就。赵孟俯是元代绘画革命的主将，他自称是“三教弟子”，在艺术创作中，运用释、道、儒三教文化的思想，渗透于笔墨间，特别是在人物画的精神面貌和寓意性方面作了深入的开掘。使他笔下的形象充满艺术感染力。赵孟俯在1304年所画的《红衣西域僧图》的主人公就是西域僧人胆巴喇嘛。“元四家”中的黄公望(1269—1354)以民间宗教的特殊精神，把佛教、道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在视觉艺术上。在他的《写山水诀》中，专门讲了山水画的四种禁忌：“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他以僧俗式的生活，兼容社会各种成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体验。使绘画创作保持了高尚的精神理念，闪耀出夺目的光芒。他创作的表现苏州景色的《天池石壁图》和《丹崖玉树图》以简略的勾勒之笔，造成了“景繁笔简”的艺术效果。用墨青墨绿混合皴染，在浑厚中形成了虚空灵动的艺术效果。开创了文人山水的新格体。在“元四家”中的另一大家吴镇，称为梅花道人，又是梅沙弥或梅花和尚。所画《墨竹谱》，把佛道思想融于画法实践的尝试，把画家对儿子的言传身教，用墨竹的形式表达出来，富于禅意。在元末四家中，个人面貌最突出的是倪瓒，他强调绘画的“清”“俗”对立。“俗”是作画的大忌。其性高洁，一生都在太湖一带过漂泊的隐逸生活。来往于寺观庙宇。类似出家人一样的生活，洁身自保，由于他在看待身外之物方面超凡脱俗的态度，保证了他在艺术方面的极大成功。倪瓒的出现，使中国文人画最重视的画家人品问题，有了新的典范，把画品和人品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画以人传，这就是元画之所以成为宋画之后又一个高峰的思想基础。在倪瓒所画的山水《六君子图》中把“无人山水”和“有我之境”的问题。表现得很精彩。六株不同品种的树木构成了画面的主体，隔着空矿的江面，和画面上方的远山相呼应。这是倪瓒最典型的构图。体现了“阔远”的特点。以松、桧、柏树等象征文人的性格，这比添上人物还要传神。
明清的高峰期
明清绘画基本上是元代绘画的余绪，或者说，元代绘画是明清画家不断力图超越的对象。元人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及其化解冲突的方案，对后来的艺术家影响最为深远。
1368年，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推翻了元朝政权，恢复了汉族的政治统治。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明代的绘画是一个流派纷呈的时期。所有的风格创造都有前代的样式可供参照。以钱塘戴进为鼻祖的浙派画家，在绘画的再现能力方面，吸收了南宋和北宋画家的多种成分。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以沈周、文征明为主的士大夫的吴门画派艺术实践继承了元末的文人画思想。特别是明末影响最大的松江画派。作为吴门派的变体，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运动。这就是以“山水南北宗”来重新计划分艺术史的主张，将文为人画中特有的笔墨形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此后三百年艺术界的主导思想。
“浙派”和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是职业画家重整旗鼓，大展身手的辉煌时期。它沿袭了南宋画院的主导风格，掌握了基本的艺术造型本领。这些画家天才横溢，善于表现各种题材，像戴进、吴伟、张路等人，都擅长人物画，为吴门中大多数文人画家所不及。戴进、吴伟等从吴道子等民间画派中还掌握了壁画的能力，如戴画报恩寺，吴画南京昌化寺，题材有五百罗汉，其形象变化多端，令人赞叹。徐沁《明画录》中感叹:“近时高手既不能擅场,而徒诡日不屑,僧坊寺庑,尽污俗笔,无复可观者矣”。
董其昌，陈继儒以禅宗的南顿北渐来为画派分野，认为，南宗画为士人画，缘自顿悟，格调高逸，萧散闲雅；北宋画为行家画。只重苦练，满纸匠气，燥硬繁冗。此一宗派理论使得水墨山水成为画坛正脉。用禅宗南宋的顿悟与北宋渐悟作为比喻，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基本规律，艺术的境界是渐悟和顿悟的互融而得以升华。这种升华，体现在书画艺术中，就是去俗、去尘、去浊，而得雅，得清、得灵。正象清秦祖咏《桐阴论画》中称董其昌的水墨写意山水“落笔便有潇洒出尘气概，风神超逸，骨格秀丽，纯乎韵胜。”松江画派的著名画家陈继儒在人物山水画中处处体现了禅家合一之相，此相就是象吴门画家之一的沈颢在画论中所说的“似而不似，不似而似”。这就是画中有禅。
清初出现的“四王吴浑”(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格)，“四僧”(弘仁、髡残、八大、石涛)的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从其承继的传统来讲，都是和董其昌的艺术认识论直接相关连的。“四王吴浑”偏重笔墨形式结构的抽象，而“四僧”则在创作的思想境界上更胜一筹。他们分别发展了“南北宗论“的精华，使笔墨和悟性成为古代文人画的基本特质。
作为清初“正统派”首领之一的王时敏(1592—1685)其山水笔墨苍润，画运腕虚灵，布墨神逸。王翚(1632—1717)。“以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王原祁(1642—1720)主张作画介于“生、熟”之间，以“理、气、趣”兼列为佳，恽格(1633—1690)认为绘画境界“意贵乎远、境贵乎深”。“意远”在于“人人能见之，人人不能见”；“境深”在于“全不求似”，“独参造化之权”。如此才能创艺术之妙境。故，“远”、和“深”实是山水画之禅也。清初“四僧”中的弘仁(1610—1664)主张作画师天地造化，师自然山水，强调抒发个性和笔墨逸情。从所画的《黄山始信峰图》体现出画家独创的幽冷宁静的意境；山石线直而陡，多空勾而不加渲染，只点出丛树几簇，顿生疏密变化之奇。画面多作几何块面构图，见其傲岸之态，给人以超凡出尘的美感。髡残(1612—1673)，经常闭关坐禅，户庭邃寂，不闻车马声，鉴古人书画，梦亦同趣。其作画“生辣古雅，直逼古风。”朱耷(1626—1705)，号八大山人，明朝覆亡后出家为僧，常以作画传达亡国之痛，有深刻的寓意。画风简练雄奇，意趣冷傲。八大山人在领悟董其昌推崇董源的苦心孤诣而论，其程度远在“四王”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在创作高度上达到南宋顿悟境界的，不是“四王”，而是八大山人，他的写意画法对后代绘画名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石涛(1643—1707)，是明朝皇室的后裔，在入清以后做了和尚。石涛所画山水青山盘旋，绿水缭绕，白云荡乎其间的景物，都用繁密的构图表现出来。用画家的心灵空间去融会自然的空间。领悟自然事物的形象和丰富的内涵。山川万物终归大涤。用作品有形的线迹来蕴含弥贯宇宙的生命之线。
通过以上对佛教书画艺术流变的简述，从魏晋直到明清众多出众的书画大家，无不用心体悟佛理禅意，并把这种体悟渗透到笔墨间，形成了虚、空、静、远、圆的深厚佛文化内含。我认为当代书画家可以从创作心态，创作方法，创作构思三方面来加以提炼。
一幅充分禅意的书画作品，总是妙不可言，意含深远，禅意的境界，来自于书画家自心的体悟。如何才能体悟，在于修心。修其清静心，修其干净之心。去其杂念欲望，也就是说去其名色之利。进入入禅之妙。在经过长期演变的书画流派中，尽管风格迥然，各有千秋，但其本心就是明心见性，一幅上乘的书画作品，其表达的内在意蕴都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参禅悟道同时具有不二性，禅宗的南派和北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禅宗的法门，从达摩到五祖弘忍，实际上到四祖道信手里就已经有了转变了。你看达摩传法的时候，开始是尊重《楞伽经》的，讲“壁观”，讲“二入四行”，理入、事入，到弘忍以后，就重《金刚经》了，禅就变了，在弘忍以前主要是渐门，到了慧能六祖以后变成顿悟了，因此就分南北了。石头和尚就看出这个问题，就说“人心有利钝，道无南北祖”。不应该分南北的。后来分南北，当然也有世俗的原因。(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跟(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在西安大论战了一场。现在，我们总以为慧能南宗高，神秀北宗低，这对参禅者来说，完全是认识上的弊病。北宋的渐进正是宝塔的基础，慧能的证得是宝塔的尖子，没有前面神秀的基础，就没有后面慧能的尖子。没有基础，尖子就会跨掉。所以说参禅是渐悟中的顿悟，顿悟中的渐悟，顿悟只能是相对的。这就是说，书画艺术家的参禅画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悟中的顿悟。各种书画流派艺术的个体间应通融无碍，不是排斥的，应吸收相互的优长。故书画家的创作心志应是通融无碍的“圆融相”。心有所挂，刻意而为求佳，这样的“求”是创作不出佳作的。无意“求”，才能“求”、无意“佳”才能“佳”，不经意中的直达本心，才能流淌出“自然”的禅境。也就是要破除二相(有欲)认识的“表相”、“迷相”直达一相(无欲)的“本相”，无欲的“本相”，就是书画家的清净心，心清、心静，则艺清，“清”即出书画艺术的“虚空相”，故“清”即“气”生，“气”生即“动”，“动”则“活”，“活”则“真”，心浊不静，即画“迷”，“迷”则“惑”，“惑”则“乱”，“乱”则“假”，故参禅悟道，就是要修“因”，修好“因”则病毒难侵，就能得正果。无贪无欲才能出“佳作”，才能规避为了创作而创作的“执着相”。这就是我要说的无欲无得而修“清静心”的创作心态。
遵循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这是书画家进入创作境界的法门，这个法门，就是先入法，后破法，于法中解脱而自在，什么是“法”，“法”就是“理”，我在前面讲到过，书画艺术的个体间应是“通融无碍”的，不能排斥和隔立，无有分别之相，万事万物都以“理”而存，以“理”而“兴”，以“理”而活，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包含有“理”，而“理”的包含，又使书法艺术各个体间艺术风格的存在，就象篆书里包含着隶书，隶书中也有篆书，隶书与草书，草书与行书，隶书与楷书等等，都是即包容又各显其风。故说，艺术创作的方法应是追根溯源(入法)。然融古创新(破法)的创作观，也就是说，书画本无法，有法也非法，本来无一法，怎能被法困。书画家若被法所困，艺术就会失去个性和灵性，就会成为工匠。失去自我的本真，就会陷入造假的泥潭，故说破而法在，法在无碍中，法无造作，法无“我执”。也就是要立“大法”，破“小法”。法在万物间，观物化方能得书画之妙法，此为师法自然，留意于物而又不留于物。这才显现出法的本性。法的本质是具有不可学性与不固定性，这也就是大乘佛教的“不二法门”思想的“不二性”。
书画家在创作构思中要先虚其心，去其浊，心“虚”即“空”，“空”即“广”，“广”则万相生，也就是心无其心，笔无其笔，无知无念。“无知”就是禅宗的“无念”。“无知”就是无思，无虚，虚静，“无念”就是不起执物(喜好憎恶)之念头。这才是达到了不为物执的“空相”，“空相”就是“于相而离相”，“念而不住”。这就是“般若智”这就是无心达而达，无心得而得，无心容而容，无心圆而圆，也就是说心静而物静，心动而物动，也就是说，创作构思是本心的畅意表达，真性情的自然流淌。尽其意，得其意，放其意。在这里特别要指出，乘着酒兴和烟兴的发泄，决不是艺术家本心的畅达，而是一种虚幌的我执和造假。自然而然的艺术之美，就是艺术的真谛所在，这个真谛就是“道”，这个“道”就是“理”，这个“理”就是天地万物的融合与互动，这样的融合与互动，才能真正表现人的思想美，情感美，天地美。这三美的互动，才是一种大爱，大美，这种大爱与大美又表达了社会美，自然美和人性美。大美得大和，人与天地间和谐共生，和谐发展，体现了书画艺术的和谐之美，这真是有意无意间，其趣无穷间。这就是不是“构思”的“构思”。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明了，佛教的传入，特别是经过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后，禅宗思想渗透到了书画艺术创之中，使其创作题材、创作技法、创作心态、创作表达、创作构思、创作内含更为生动和丰富，对我国的书画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
胡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中国佛教书画流变与当代书画艺术创作的禅境》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