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发起建立之佛教学校、慈儿院、医院、善堂、修桥、造凉亭乃至施米、施衣、施钱、施棺等事，皆时有所闻，但不如他教仗外国慈善家之财力所经营者规模阔大耳。”
不仅如此，弘一法师在阐述《佛法大意》时，特别强调了“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的观点，指出：大菩提心，就是利益众生之心。因此，信仰佛法的人，必须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这样才不愧为“佛教徒”这个名称。
“菩提”二字是印度的梵语，即“觉”，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弘一法师指出，佛教强调要发菩提心者，就是要发起成佛的心。佛教之所以提倡成佛，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但是，要想成佛，就得广修一切善行。而要真正实现广修一切善行以利益一切众生，就必须不着我相，也就是不能从自我立场或利益出发。 不着我相即无我，是佛教的一种甚深智慧，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智慧。无我，就是要空。修一切善行以利益众生，就是要不空。佛法就是空与不空，即悲与智，这也就是大菩提心。正如弘一法师所说，发大菩提心，就是具有悲、智二义。悲就是不空，即行一切善而利益众生；智就是空，“即是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做种种之利生事业”。他特别强调，了解佛法的的悲智二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若解此意，而知常人执着我相而利益众生者，其能力薄、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若欲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学习佛法，了解悲智之义，如是所作利生事业乃能十分圆满也。故知所谓空者，即是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然后良好建设乃得实现也。今能了解佛法之全系统及其真精神所在，则常人谓佛教是迷信是消极者，固可因此而知其不当。即谓佛教为世界一切宗教中最高尚之宗教，或谓佛法为世界一切哲学中最玄妙之哲学者，亦未为尽理。
同时，他将发大菩提心看作是整个佛法精神的中心，并指出，修行佛法的人要发菩提心，就得发以下三种心：一是大智心，即不着我相，此心虽非凡夫所能发，亦应随分观察；二是大愿心，即广修善行；三是大悲心，即救众生苦。同时，他又指出，发菩提心者，须发四弘誓愿：其一，众生无边誓愿度，即菩提心以大悲为体，所以先说度生；其二，烦恼无尽誓愿断，即愿一切众生，皆能断无尽之烦恼；其三，法门无量誓愿学，即愿一切众生，皆能学无量之法门；其四，佛道无上誓愿成，即愿一切众生，皆能成无上之佛道。只有无我的大智心、广修善行的大愿志、救众生苦的大悲心，并发四弘誓愿，才能真正具有彻底的大菩提心。弘一法师将以无我之精神作世间利益众生的事业之大菩提心，看作是整个佛法的重心，这表明他像太虚大师等现代人间佛教的鼓吹者和推进者们一样，是自觉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大乘佛教的优良传统的。
中国自宋代以后，简便易行的念佛往生的净土法门逐渐兴盛起来，到近代，更由于印光、谛闲和圆瑛等大师的极力提倡，净土法门成为社会上接引信众最流行的修行法门。可是，大多数净土法门的修行人只注重一心念佛以求往生净土，而忽视或轻视了积极地做利益众生的慈善事业，使佛教成为一种向死的消极的宗教形象。弘一法师特别针对这种状况，指出：“若专修净土法门者，尤应先发大菩提心。否则他人谓佛法是消极的、厌世的、送死的。若发此心者，自无此误会。至于作慈善事业，尤要。既为佛教徒，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之种种事业。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不起误会。”
弘一法师本人也是积极响应印光的教导而以念佛为修行的常课的，因此，他对净土法门与发大菩提心、修利他善行的关系非常关注。1932年7月，他在厦门妙释寺讲《净土法门大意》，明确地指出，修习净土宗的人，“第一须发大菩提心。无量寿经中所说三辈往生者，皆须发无上菩提之心。观无量寿佛经亦云，欲生彼国者，应发菩提心。由是观之，惟求自利者，不能往生。因与佛心不相应，佛以大悲心为体故。”社会上的人一般以为净土宗只是送死法门，在人临终时才会念佛往生，“岂知净土宗以大菩提心为主。常应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众生之宏愿。修净土宗者，应常常发代众生受苦心。愿以一肩负担一切众生，代其受苦。”这里所说的众生，没有地域、国家、民族或种族等等界限，“凡此一切世界之众生，所造种种恶业应受种种之苦，我愿以一人一肩之力完全负担。决不畏其多苦，请旁人分任。”不仅如此，净土修行人对于众生的救济还不能局限于时间的限制，即对众生的救济，“非一日数日数月数年。乃经不可说不可说久远年代，尽于未来，决不厌倦。因我愿于三恶道中，以身为抵押品，赎出一切恶道众生。众生之罪未尽，我决不离恶道，誓愿代其受苦。故虽经过极长久之时间，亦决不起一念悔心，一念怯心，一念厌心。我应生十分大欢喜心，以一身承当此利生之事业也。”这样才称得上是“发大菩提心”。因此，他强调说，修习净土法门的人，除了念佛诵经，不能忘了要尽力作服务于社会的慈善事业。况且，“至于作慈善事业，乃是人类所应为者”，可是“专修念佛之人，往往废弃世缘，懒作慈善事业，实有未可。因现生能作种种慈善事业，亦可为生西之资粮也。”
正是因为弘一法师将悲智双运看作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因此他在各种场合都大力弘扬佛法的悲智观。1929年他在闽南佛学院时，应代理太虚大师主持院务的大醒法师之请为该院题写“悲智训”语，告诫闽院同学：“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 他的现代人间佛教慈善思想，正是基于这一佛法的悲智观而契应现代社会与人生之需要而阐发的。
三、“平等行慈、惠济贫病”的慈善实践
弘一法师虽然出家以后居无定所、衣食住行都非常简陋，身无长物，但是，他的大菩提心和悲智双运的现代佛法观念，使他非常重视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的慈善利他之行。
据胡宅梵的《记弘一法师之童年》所记，大师诞生于天津，本为富宦之家。父亲筱楼公在李叔同出生时已六十有八。筱楼公服膺明代王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工夫，而饮食起居，悉以《论语？乡党篇》为准则，从不怠慢。筱楼公到了晚年，“乐善好施，设义塾，创备济社，范围甚广，用人极多，专事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每届秋末冬初，遣人至各乡村，向贫苦之家探察情形，并计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给票据，至岁暮，凭票支付。又设存育所，每届冬季，收养乞丐，不使冻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年斥资千万计，而不少吝惜，津人咸颂之曰李善人” 。而弘一法师出生时，正值父亲的晚年。他幼承家教，耳闻目睹家人的慈善言行。这或许成为他后来出家弘扬大乘佛法、提倡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早期重要影响因素。
出家以后的弘一法师，虽然身无长物，为人所请写字等，也从不收取报酬，一直靠着夏丏尊、刘质平、丰子恺等少数几位朋友学生的帮助而维持最简单的日用所需，因此，他虽然很重视慈善事业，真正直接参与布施的慈善实践还有非常有限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一方面总是积极赞扬那些为办慈善事业而尽心尽力的人，如他曾向丰子恺介绍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尤惜阴居士，赞叹尤居士“为人如何信诚，如何乐善”。 1931年，弘一法师在给堵申甫居士的信中，提到“胡子宅梵品学兼优，余所佩仰。今欲在乡办慈善事，余亦为赞成人。乞仁者向邑绅为之介绍，请其辅助，俾期有成，至用感荷！” 另一方面，弘一也想方设法为公益慈善事业尽绵薄之力。如1932年他在给堵申甫居士的信中提到：“尊邑救国会，前寄捐册一本，已存在伏龙寺书架中。今彼会来函谓急欲结束。……又于彼会，拟以捐大洋一元，聊表微意。此款亦乞仁者代出惠施，即交彼会为感！” 不过，我们从亲近过弘一法师的叶青眼居士所撰《千江印月集——纪弘一法师盛德》一文中，可以获取弘一法师悲智双运的慈善实践的若干主要表现。
在该文中，叶青眼居士首先谈到弘一法师的一个重要“盛德”，就是平等行慈。他说，佛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富贵贫贱，又是人之常情，只是弘一法师绝对不以常情代替佛法。无论是达官贵人请法，还是孤儿独老请法，抑或是乞丐、流氓、疲聋残病请法，都乐为之开示。弘一法师到闽南后前后十余年间，泉州开元慈儿院、泉州妇人养老院、温陵养老院、晋江平民救济院等慈善机关，都承蒙法师莅院说法，同饮法乳。而且，他每次说法，必先询问对方的生活状况，然后因机利导，一一安慰。有时，他还自动为老人平民证明皈戒，证明时特别高兴，赞叹演说，遇同行有力者，则劝令出钱布施结缘。有时，弘一法师以嘉宾资格，参与院中行政，反复讨论，不厌麻烦。“法师之视老人、平民、孤儿、残废，如父母，如兄弟，如姊妹，如子女，如一家人，而无以异，以故诸老人、平民、孤儿、残废等感其恩德，亦历久而不能忘焉。”
其次，该文还谈到弘一法师“惠济贫病”的盛德。作者说：“惠济贫病此一件事，为法师生平最深切大愿，世人亦有未尽知，兹谨述所知一二如次。一，法师对信施绝不轻受，但遇有不能却者，则转赠苦学行人或贫病人，如量施舍，一文不留。二，遇所知贫病苦恼者，常为亲念大悲咒、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圣号，以求加被，并劝令苦恼者自念，常着奇效。三，公尝切盼温陵能建立一所药师寺，专供药师如来圣像，其意以为是如来因地所发十二大愿，对一般贫人病人，极有饶益，故愿此方人士为之。四，公生平最喜教人读诵受持《普贤行愿品》偈颂中之一四句偈：“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因此一四句对于贫病二者，有彻底解除之效力故。五，如近年上海刘传秋居士，以千金托莲舟法师由鼓浪屿辗转赠与法师，法师闻开元道粮奇缺，转赠开元买米供众。适某要人在座，即由某要人为作证明。于戏，法师一贫僧耳，破衲之外无长物，而惠济贫病之深心，则有如是，是所谓因于众生而起大悲，昔者我闻其语，今乃我见其人。”
《以出世精神 做入世事业》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