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發起建立之佛教學校、慈兒院、醫院、善堂、修橋、造涼亭乃至施米、施衣、施錢、施棺等事，皆時有所聞，但不如他教仗外國慈善家之財力所經營者規模闊大耳。”
不僅如此，弘一法師在闡述《佛法大意》時，特別強調了“佛法以大菩提心爲主”的觀點，指出：大菩提心，就是利益衆生之心。因此，信仰佛法的人，必須常抱積極之大悲心，發救濟一切衆生之大願，努力作利益衆生之種種慈善事業，這樣才不愧爲“佛教徒”這個名稱。
“菩提”二字是印度的梵語，即“覺”，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弘一法師指出，佛教強調要發菩提心者，就是要發起成佛的心。佛教之所以提倡成佛，就爲了利益一切衆生的緣故。但是，要想成佛，就得廣修一切善行。而要真正實現廣修一切善行以利益一切衆生，就必須不著我相，也就是不能從自我立場或利益出發。 不著我相即無我，是佛教的一種甚深智慧，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智慧。無我，就是要空。修一切善行以利益衆生，就是要不空。佛法就是空與不空，即悲與智，這也就是大菩提心。正如弘一法師所說，發大菩提心，就是具有悲、智二義。悲就是不空，即行一切善而利益衆生；智就是空，“即是以無我之偉大精神，而做種種之利生事業”。他特別強調，了解佛法的的悲智二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若解此意，而知常人執著我相而利益衆生者，其能力薄、範圍小、時不久、不徹底。若欲能力強、範圍大、時間久、最徹底者，必須學習佛法，了解悲智之義，如是所作利生事業乃能十分圓滿也。故知所謂空者，即是于常人所執著之我見，打破消滅，一掃而空。然後以無我之精神，努力切實作種種之事業。亦猶世間行事，先將不良之習慣等一一推翻，然後良好建設乃得實現也。今能了解佛法之全系統及其真精神所在，則常人謂佛教是迷信是消極者，固可因此而知其不當。即謂佛教爲世界一切宗教中最高尚之宗教，或謂佛法爲世界一切哲學中最玄妙之哲學者，亦未爲盡理。
同時，他將發大菩提心看作是整個佛法精神的中心，並指出，修行佛法的人要發菩提心，就得發以下叁種心：一是大智心，即不著我相，此心雖非凡夫所能發，亦應隨分觀察；二是大願心，即廣修善行；叁是大悲心，即救衆生苦。同時，他又指出，發菩提心者，須發四弘誓願：其一，衆生無邊誓願度，即菩提心以大悲爲體，所以先說度生；其二，煩惱無盡誓願斷，即願一切衆生，皆能斷無盡之煩惱；其叁，法門無量誓願學，即願一切衆生，皆能學無量之法門；其四，佛道無上誓願成，即願一切衆生，皆能成無上之佛道。只有無我的大智心、廣修善行的大願志、救衆生苦的大悲心，並發四弘誓願，才能真正具有徹底的大菩提心。弘一法師將以無我之精神作世間利益衆生的事業之大菩提心，看作是整個佛法的重心，這表明他像太虛大師等現代人間佛教的鼓吹者和推進者們一樣，是自覺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大乘佛教的優良傳統的。
中國自宋代以後，簡便易行的念佛往生的淨土法門逐漸興盛起來，到近代，更由于印光、谛閑和圓瑛等大師的極力提倡，淨土法門成爲社會上接引信衆最流行的修行法門。可是，大多數淨土法門的修行人只注重一心念佛以求往生淨土，而忽視或輕視了積極地做利益衆生的慈善事業，使佛教成爲一種向死的消極的宗教形象。弘一法師特別針對這種狀況，指出：“若專修淨土法門者，尤應先發大菩提心。否則他人謂佛法是消極的、厭世的、送死的。若發此心者，自無此誤會。至于作慈善事業，尤要。既爲佛教徒，即應努力作利益社會之種種事業。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積極的，不起誤會。”
弘一法師本人也是積極響應印光的教導而以念佛爲修行的常課的，因此，他對淨土法門與發大菩提心、修利他善行的關系非常關注。1932年7月，他在廈門妙釋寺講《淨土法門大意》，明確地指出，修習淨土宗的人，“第一須發大菩提心。無量壽經中所說叁輩往生者，皆須發無上菩提之心。觀無量壽佛經亦雲，欲生彼國者，應發菩提心。由是觀之，惟求自利者，不能往生。因與佛心不相應，佛以大悲心爲體故。”社會上的人一般以爲淨土宗只是送死法門，在人臨終時才會念佛往生，“豈知淨土宗以大菩提心爲主。常應抱積極之大悲心，發救濟衆生之宏願。修淨土宗者，應常常發代衆生受苦心。願以一肩負擔一切衆生，代其受苦。”這裏所說的衆生，沒有地域、國家、民族或種族等等界限，“凡此一切世界之衆生，所造種種惡業應受種種之苦，我願以一人一肩之力完全負擔。決不畏其多苦，請旁人分任。”不僅如此，淨土修行人對于衆生的救濟還不能局限于時間的限製，即對衆生的救濟，“非一日數日數月數年。乃經不可說不可說久遠年代，盡于未來，決不厭倦。因我願于叁惡道中，以身爲抵押品，贖出一切惡道衆生。衆生之罪未盡，我決不離惡道，誓願代其受苦。故雖經過極長久之時間，亦決不起一念悔心，一念怯心，一念厭心。我應生十分大歡喜心，以一身承當此利生之事業也。”這樣才稱得上是“發大菩提心”。因此，他強調說，修習淨土法門的人，除了念佛誦經，不能忘了要盡力作服務于社會的慈善事業。況且，“至于作慈善事業，乃是人類所應爲者”，可是“專修念佛之人，往往廢棄世緣，懶作慈善事業，實有未可。因現生能作種種慈善事業，亦可爲生西之資糧也。”
正是因爲弘一法師將悲智雙運看作是整個佛法的重心，因此他在各種場合都大力弘揚佛法的悲智觀。1929年他在閩南佛學院時，應代理太虛大師主持院務的大醒法師之請爲該院題寫“悲智訓”語，告誡閩院同學：“有悲無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薩。我觀仁等，悲心深切，當更精進，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叁學，次第應修。先持淨戒，並習禅定，乃得真實，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 他的現代人間佛教慈善思想，正是基于這一佛法的悲智觀而契應現代社會與人生之需要而闡發的。
叁、“平等行慈、惠濟貧病”的慈善實踐
弘一法師雖然出家以後居無定所、衣食住行都非常簡陋，身無長物，但是，他的大菩提心和悲智雙運的現代佛法觀念，使他非常重視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的慈善利他之行。
據胡宅梵的《記弘一法師之童年》所記，大師誕生于天津，本爲富宦之家。父親筱樓公在李叔同出生時已六十有八。筱樓公服膺明代王陽明之學，旁及禅宗，頗具工夫，而飲食起居，悉以《論語？鄉黨篇》爲准則，從不怠慢。筱樓公到了晚年，“樂善好施，設義塾，創備濟社，範圍甚廣，用人極多，專事撫恤貧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每屆秋末冬初，遣人至各鄉村，向貧苦之家探察情形，並計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給票據，至歲暮，憑票支付。又設存育所，每屆冬季，收養乞丐，不使凍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年斥資千萬計，而不少吝惜，津人鹹頌之曰李善人” 。而弘一法師出生時，正值父親的晚年。他幼承家教，耳聞目睹家人的慈善言行。這或許成爲他後來出家弘揚大乘佛法、提倡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的早期重要影響因素。
出家以後的弘一法師，雖然身無長物，爲人所請寫字等，也從不收取報酬，一直靠著夏丏尊、劉質平、豐子恺等少數幾位朋友學生的幫助而維持最簡單的日用所需，因此，他雖然很重視慈善事業，真正直接參與布施的慈善實踐還有非常有限的。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他一方面總是積極贊揚那些爲辦慈善事業而盡心盡力的人，如他曾向豐子恺介紹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尤惜陰居士，贊歎尤居士“爲人如何信誠，如何樂善”。 1931年，弘一法師在給堵申甫居士的信中，提到“胡子宅梵品學兼優，余所佩仰。今欲在鄉辦慈善事，余亦爲贊成人。乞仁者向邑紳爲之介紹，請其輔助，俾期有成，至用感荷！” 另一方面，弘一也想方設法爲公益慈善事業盡綿薄之力。如1932年他在給堵申甫居士的信中提到：“尊邑救國會，前寄捐冊一本，已存在伏龍寺書架中。今彼會來函謂急欲結束。……又于彼會，擬以捐大洋一元，聊表微意。此款亦乞仁者代出惠施，即交彼會爲感！” 不過，我們從親近過弘一法師的葉青眼居士所撰《千江印月集——紀弘一法師盛德》一文中，可以獲取弘一法師悲智雙運的慈善實踐的若幹主要表現。
在該文中，葉青眼居士首先談到弘一法師的一個重要“盛德”，就是平等行慈。他說，佛法平等，無有高下，但是，富貴貧賤，又是人之常情，只是弘一法師絕對不以常情代替佛法。無論是達官貴人請法，還是孤兒獨老請法，抑或是乞丐、流氓、疲聾殘病請法，都樂爲之開示。弘一法師到閩南後前後十余年間，泉州開元慈兒院、泉州婦人養老院、溫陵養老院、晉江平民救濟院等慈善機關，都承蒙法師莅院說法，同飲法乳。而且，他每次說法，必先詢問對方的生活狀況，然後因機利導，一一安慰。有時，他還自動爲老人平民證明皈戒，證明時特別高興，贊歎演說，遇同行有力者，則勸令出錢布施結緣。有時，弘一法師以嘉賓資格，參與院中行政，反複討論，不厭麻煩。“法師之視老人、平民、孤兒、殘廢，如父母，如兄弟，如姊妹，如子女，如一家人，而無以異，以故諸老人、平民、孤兒、殘廢等感其恩德，亦曆久而不能忘焉。”
其次，該文還談到弘一法師“惠濟貧病”的盛德。作者說：“惠濟貧病此一件事，爲法師生平最深切大願，世人亦有未盡知，茲謹述所知一二如次。一，法師對信施絕不輕受，但遇有不能卻者，則轉贈苦學行人或貧病人，如量施舍，一文不留。二，遇所知貧病苦惱者，常爲親念大悲咒、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聖號，以求加被，並勸令苦惱者自念，常著奇效。叁，公嘗切盼溫陵能建立一所藥師寺，專供藥師如來聖像，其意以爲是如來因地所發十二大願，對一般貧人病人，極有饒益，故願此方人士爲之。四，公生平最喜教人讀誦受持《普賢行願品》偈頌中之一四句偈：“十方所有諸衆生，願離憂患常安樂，獲得甚深正法利，滅除煩惱盡無余。”因此一四句對于貧病二者，有徹底解除之效力故。五，如近年上海劉傳秋居士，以千金托蓮舟法師由鼓浪嶼輾轉贈與法師，法師聞開元道糧奇缺，轉贈開元買米供衆。適某要人在座，即由某要人爲作證明。于戲，法師一貧僧耳，破衲之外無長物，而惠濟貧病之深心，則有如是，是所謂因于衆生而起大悲，昔者我聞其語，今乃我見其人。”
《以出世精神 做入世事業》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