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开悟者，对他们的供养会带来很大的福报。这可以说是福田的本义。另一类就是以众生为福田，如父母、师长，特别是贫穷者。这一类福田的价值趣向，与公益事业有密切的关系，是佛教公益事业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中国佛教史上，西晋翻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最接近今天的公益事业的思想。该经提出“七福田”的说法，认为应该为这七类福田布施，具体内容是：

　　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这是号召做一些佛教建筑，属于福田中的第一类。

　　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这是指植树造林，修建水库之类的活动。

　　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是指医疗卫生事业。

　　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这是发展公共交通事业。

　　五者“安设桥梁，过渡嬴弱”。这也属于公共交通事业。

　　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这是指在道路的近处挖井，以方便干渴的行路人喝水。

　　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这是指建造公共场所，讲究文明卫生。

　　显而易见，在七福田中，后面的六种福田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在时隔1800年之后，这六种福田依然毫不过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部《像法决疑经》，又称《济孤独》，对“二福田”思想有简要的界定，强调了救济贫穷的重要性，对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佛教公益事业影响深远。第一，布施、救济穷人是成佛的原因，“善男子，我今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救济贫穷困厄众生。”第二，福田分为敬田和悲田两种，敬田是佛、法、僧三宝，悲田是贫穷者、孤寡老人乃至饿狗、蚂蚁等动物。令人吃惊的是，经中明确提出，布施的根本对象是悲田，悲田重要于敬田。“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一思想，显示佛教的福田思想具有超越自身的普世精神，具有利益一切众生而不管其宗教信仰的追求，是佛教公益事业开展的重要理论支柱。

　　与福田观相联系，佛教又提出了布施观，是实践慈悲的具体方法。

　　布施，是指将自己的所有，送给他人。《大乘义章》卷十二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惙己惠人曰之为施。”在佛教中，布施是最重要的实践方法。《像法决疑经》认为，布施是成佛的根本大法：“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六波罗蜜皆从布施以为初首。……善男子，此布施法门，三世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摄法中，财摄最胜。”在大乘佛教所倡导的六种实践方式(六度)之中，布施第一；在吸引大众信仰佛教的4种方法(四摄法)中，布施为首。

　　布施的具体内容，佛教中不同的表述，有二施、三施、七施、八施、十施、三十七施等多种说法。究其根本，布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财布施，就是用物质财富救济贫穷的人；二是法布施，指以正确的道理指导人生。

　　佛教的布施观强调动机的重要性，反对将布施看作寻求利益的手段。布施需要有三个条件，这就是施者、受者和施物。《法界次第》卷下之(上)说：“若内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财物，三事和合时，心生舍法，能破悭贪，是为檀。”檀，就是布施。布施最重要的要求是“三轮体空”，也就是对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和布施的物品，都不执着，不斤斤计较，这样才能起到布施的作用。如果给了人家东西，就念念不忘，或者寻求得到回报，都是不正确的。佛教因此有所谓“布施偈”，说：“能施所施及施物，于三世中无所得。我今安住最胜心，供养一切十方佛。”(见《心地观经》)

　　正是基于独特的公益事业思想，佛教在慈善和公益事业领域一直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自传入中国，就特别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修桥补路、挖井、医疗、救济等多种事业。宋代，则形成了专门的从事公益事业的机构，长期负责公共事业。如维护桥梁，修建海堤，管理驿站等，政府则以一定的田产作为补偿，称之为“守以僧，给以田”，颇有美国前总统布什将社区公共事业委托给基督教慈善组织的意味。黄敏枝教授曾把宋代佛教公益事业分为五类，实际上这也贯穿于整个中国佛教史，分别是(1)桥梁的兴建与维修，(2)水利事业的修建与维护，(3)道路的修建等，(4)养老、济贫、赈济、慈幼、医疗等救济事业，(5)公共墓地、义冢、浴室等慈善事业。历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则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 。

　　此外，参与慈善与公益事业，也许是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重要理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没有公共的社会空间。上层是政府包打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负责。底层则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民间社会，家族制度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制度。然而，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小社会，终究具有极大的缺陷，很难超越血缘基础，为更广大的公共利益服务。在这种历史处境中，以出家生活为基础，同时具有普度众生情怀的佛教，恰恰可以弥补中国社会这一固有缺陷。也许正是这一理由，使佛教在中国与慈善公益事业密不可分，也使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从宗教社会学的维度看，佛教的中国化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佛教提供了中国固有社会所缺少的公共利益的承担者。

　　三，人间佛教对公益事业的理解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国佛教的面貌也为之大变。一种带有创新性而又不失传统本色的佛教理论和实践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人间佛教”，对现代公益事业给予高度重视。现代佛教的公益事业，起步于20世纪上半叶，大成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并在90年代以后为大陆佛教所吸取，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最生动活跃的篇章。

　　无论是否认同人间佛教这一概念，20世纪上半叶，积极开展佛教的慈善及公益事业已经成为佛教界的基本共识。最早提出“人间佛教”这一概念的太虚大师，突出“救世利人”、“服务社会”的意义；被视为传统力量代表的圆瑛大师，创办了以抚养孤儿为核心的大量公益事业；而慈航法师则将“文化、教育和慈善”这三大公益事业，称为佛教的救命圈。

　　太虚大师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论证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概念。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大师已经“倡导寺产公有化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孕育了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如何具体“实行”？太虚大师提出要在风俗建设、国民教育、医疗事业、幼儿养育等方面，服务社会，救世利人。他说，佛教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提高民众一般的教育”，“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今菩萨行”。

　　20世纪上半叶，圆瑛大师在佛教公益事业的实践上有突出成就。民初圆瑛大师任宁波佛教协会会长时，即创建僧、民二校，僧校用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用来免费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1923年开始，圆瑛大师在泉州创办开元慈儿院，收容孤儿，免费教养，历时近30年。

　　公益事业之所以为现代佛教人士所重，一方面是以现代形式落实大乘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佛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潮传入中国后，宗教的形象在很多程度上是负面的，被看作是落后与寄生的代名词。因此，佛教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现代需要，别开生面。慈航法师由此提出了“佛教救命圈”的说法，影响深远。他说：“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是当代中国佛教公益事业的起步阶段。这一伟业真正开花结果，是60年代以后的台湾。其中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最有代表性。即便高扬传统旗帜的僧团，也大都致力于佛教的公益事业。

　　星云大师是当代佛教公益事业的重要代表人物。1967年，星云大师创办建佛光山，提出“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济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等四大宗旨，其中文化、教育、慈济和共修这四大方面，都包含着公益事业的内容。在文化方面，佛光山有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图书馆、美术馆等设施和机构，编篡了《佛光大辞典》、《佛光大藏经》，发行《人间福报》，翻译白话佛教等。在教育方面，佛光山在美国、台湾、澳洲创办了4所大学，在台湾有8所社区大学，全球有近50所中华学校，另外还有18家佛学院。在慈善方面，每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募集大量资金赈灾。在共修方面，通过遍及五大洲的百余家道场，将中国佛教的禅修经验奉献给全人类。所有这些，都具有超越佛教自身的公益属性，进而也成为中国佛教影响世界的集中代表。

　　佛教公益事业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是慈济功德会。这是一个以佛教思想为指导的慈善团体，在全球宗教慈善团体中都堪为翘楚。其领袖证严法师是印顺导师的少数剃度弟子之一，其领导的团体以在家居士为主，核心是从事公益事业。慈济建有一流水准的慈济医院，有闻名遐迩的骨髓库，有专业化的救灾团队，还办有慈济大学。印顺导师圆寂后，媒体的报道是：“印顺长老虽没有自己的僧团，但奉其为导师的证严上人等弟子却创立慈济，把“人间佛教”发挥到极致。”

　　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很自然地被区分为保守派和开放派，前者指更为重视恪守传统，后者表更乐意与时俱进，并无褒贬之分，如美国的基督教就大致分为主流的自由派和保守的福…

《刍论佛教公益事业的当代意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