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因爲他們是聖潔的開悟者，對他們的供養會帶來很大的福報。這可以說是福田的本義。另一類就是以衆生爲福田，如父母、師長，特別是貧窮者。這一類福田的價值趣向，與公益事業有密切的關系，是佛教公益事業的重要理論基礎。
在中國佛教史上，西晉翻譯的《佛說諸德福田經》，最接近今天的公益事業的思想。該經提出“七福田”的說法，認爲應該爲這七類福田布施，具體內容是：
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這是號召做一些佛教建築，屬于福田中的第一類。
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這是指植樹造林，修建水庫之類的活動。
叁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這是指醫療衛生事業。
四者“作牢堅船，濟度人民。”這是發展公共交通事業。
五者“安設橋梁，過渡嬴弱”。這也屬于公共交通事業。
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這是指在道路的近處挖井，以方便幹渴的行路人喝水。
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這是指建造公共場所，講究文明衛生。
顯而易見，在七福田中，後面的六種福田都是社會公益事業。在時隔1800年之後，這六種福田依然毫不過時，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中國佛教史上還有一部《像法決疑經》，又稱《濟孤獨》，對“二福田”思想有簡要的界定，強調了救濟貧窮的重要性，對南北朝時期以及後來的佛教公益事業影響深遠。第一，布施、救濟窮人是成佛的原因，“善男子，我今成佛，皆因曠劫行檀布施、救濟貧窮困厄衆生。”第二，福田分爲敬田和悲田兩種，敬田是佛、法、僧叁寶，悲田是貧窮者、孤寡老人乃至餓狗、螞蟻等動物。令人吃驚的是，經中明確提出，布施的根本對象是悲田，悲田重要于敬田。“善男子，我于處處經中，說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貧窮孤老乃至餓狗。我諸弟子不解我意，專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寶，悲田者貧窮孤老乃至蟻子。此二種田，悲田最勝。”這一思想，顯示佛教的福田思想具有超越自身的普世精神，具有利益一切衆生而不管其宗教信仰的追求，是佛教公益事業開展的重要理論支柱。
與福田觀相聯系，佛教又提出了布施觀，是實踐慈悲的具體方法。
布施，是指將自己的所有，送給他人。《大乘義章》卷十二說：“言布施者，以己財事分布與他，名之爲布；惙己惠人曰之爲施。”在佛教中，布施是最重要的實踐方法。《像法決疑經》認爲，布施是成佛的根本大法：“十方諸佛亦從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處處經中，說六波羅蜜皆從布施以爲初首。……善男子，此布施法門，叁世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攝法中，財攝最勝。”在大乘佛教所倡導的六種實踐方式(六度)之中，布施第一；在吸引大衆信仰佛教的4種方法(四攝法)中，布施爲首。
布施的具體內容，佛教中不同的表述，有二施、叁施、七施、八施、十施、叁十七施等多種說法。究其根本，布施可分爲兩大類，一是財布施，就是用物質財富救濟貧窮的人；二是法布施，指以正確的道理指導人生。
佛教的布施觀強調動機的重要性，反對將布施看作尋求利益的手段。布施需要有叁個條件，這就是施者、受者和施物。《法界次第》卷下之(上)說：“若內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財物，叁事和合時，心生舍法，能破悭貪，是爲檀。”檀，就是布施。布施最重要的要求是“叁輪體空”，也就是對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和布施的物品，都不執著，不斤斤計較，這樣才能起到布施的作用。如果給了人家東西，就念念不忘，或者尋求得到回報，都是不正確的。佛教因此有所謂“布施偈”，說：“能施所施及施物，于叁世中無所得。我今安住最勝心，供養一切十方佛。”(見《心地觀經》)
正是基于獨特的公益事業思想，佛教在慈善和公益事業領域一直在社會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佛教自傳入中國，就特別注重社會公益事業。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修橋補路、挖井、醫療、救濟等多種事業。宋代，則形成了專門的從事公益事業的機構，長期負責公共事業。如維護橋梁，修建海堤，管理驿站等，政府則以一定的田産作爲補償，稱之爲“守以僧，給以田”，頗有美國前總統布什將社區公共事業委托給基督教慈善組織的意味。黃敏枝教授曾把宋代佛教公益事業分爲五類，實際上這也貫穿于整個中國佛教史，分別是(1)橋梁的興建與維修，(2)水利事業的修建與維護，(3)道路的修建等，(4)養老、濟貧、赈濟、慈幼、醫療等救濟事業，(5)公共墓地、義冢、浴室等慈善事業。曆史學家全漢升先生則指出，中古時期中國的寺院“實兼宗教與慈善團體于一身，其所興辦之慈善公益事業，對當時、以後之社會民生，均有極大之貢獻” 。
此外，參與慈善與公益事業，也許是佛教最終爲中國人所接受，成爲中國文化一部分的重要理由。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幾乎沒有公共的社會空間。上層是政府包打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負責。底層則是以家族爲基礎的民間社會，家族製度成爲最重要的公共製度。然而，以血緣家族爲核心的小社會，終究具有極大的缺陷，很難超越血緣基礎，爲更廣大的公共利益服務。在這種曆史處境中，以出家生活爲基礎，同時具有普度衆生情懷的佛教，恰恰可以彌補中國社會這一固有缺陷。也許正是這一理由，使佛教在中國與慈善公益事業密不可分，也使佛教最終爲中國人所接受。從宗教社會學的維度看，佛教的中國化的原因之一，或許就在于佛教提供了中國固有社會所缺少的公共利益的承擔者。
叁，人間佛教對公益事業的理解
20世紀以來，伴隨著全球性的現代化浪潮，中國佛教的面貌也爲之大變。一種帶有創新性而又不失傳統本色的佛教理論和實踐形態應運而生，這就是“人間佛教”，對現代公益事業給予高度重視。現代佛教的公益事業，起步于20世紀上半葉，大成于20世紀後半葉的臺灣，並在90年代以後爲大陸佛教所吸取，成爲當代中國佛教最生動活躍的篇章。
無論是否認同人間佛教這一概念，20世紀上半葉，積極開展佛教的慈善及公益事業已經成爲佛教界的基本共識。最早提出“人間佛教”這一概念的太虛大師，突出“救世利人”、“服務社會”的意義；被視爲傳統力量代表的圓瑛大師，創辦了以撫養孤兒爲核心的大量公益事業；而慈航法師則將“文化、教育和慈善”這叁大公益事業，稱爲佛教的救命圈。
太虛大師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率先提出論證了“人間佛教”或“人生佛教”概念。其實早在民國初年，大師已經“倡導寺産公有化和興辦慈善公益事業”，孕育了人間佛教思想。人間佛教如何具體“實行”？太虛大師提出要在風俗建設、國民教育、醫療事業、幼兒養育等方面，服務社會，救世利人。他說，佛教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提高民衆一般的教育”，“興辦救濟貧病的醫院、教養院等慈善事業”。這就是人間佛教的“今菩薩行”。
20世紀上半葉，圓瑛大師在佛教公益事業的實踐上有突出成就。民初圓瑛大師任甯波佛教協會會長時，即創建僧、民二校，僧校用來教育出家青年，民校用來免費教育貧寒子弟。1918年他又創立了甯波佛教孤兒院。1923年開始，圓瑛大師在泉州創辦開元慈兒院，收容孤兒，免費教養，曆時近30年。
公益事業之所以爲現代佛教人士所重，一方面是以現代形式落實大乘佛教、人間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則是佛教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必然要求。西方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潮傳入中國後，宗教的形象在很多程度上是負面的，被看作是落後與寄生的代名詞。因此，佛教要生存發展，就必須適應現代需要，別開生面。慈航法師由此提出了“佛教救命圈”的說法，影響深遠。他說：“有文化，可以宣傳佛教的教義；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會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後佛教的叁個救生圈。”
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是當代中國佛教公益事業的起步階段。這一偉業真正開花結果，是60年代以後的臺灣。其中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最有代表性。即便高揚傳統旗幟的僧團，也大都致力于佛教的公益事業。
星雲大師是當代佛教公益事業的重要代表人物。1967年，星雲大師創辦建佛光山，提出“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濟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等四大宗旨，其中文化、教育、慈濟和共修這四大方面，都包含著公益事業的內容。在文化方面，佛光山有出版社、報社、電臺、電視臺、圖書館、美術館等設施和機構，編篡了《佛光大辭典》、《佛光大藏經》，發行《人間福報》，翻譯白話佛教等。在教育方面，佛光山在美國、臺灣、澳洲創辦了4所大學，在臺灣有8所社區大學，全球有近50所中華學校，另外還有18家佛學院。在慈善方面，每次重大自然災害，都募集大量資金赈災。在共修方面，通過遍及五大洲的百余家道場，將中國佛教的禅修經驗奉獻給全人類。所有這些，都具有超越佛教自身的公益屬性，進而也成爲中國佛教影響世界的集中代表。
佛教公益事業的另一個重要代表是慈濟功德會。這是一個以佛教思想爲指導的慈善團體，在全球宗教慈善團體中都堪爲翹楚。其領袖證嚴法師是印順導師的少數剃度弟子之一，其領導的團體以在家居士爲主，核心是從事公益事業。慈濟建有一流水准的慈濟醫院，有聞名遐迩的骨髓庫，有專業化的救災團隊，還辦有慈濟大學。印順導師圓寂後，媒體的報道是：“印順長老雖沒有自己的僧團，但奉其爲導師的證嚴上人等弟子卻創立慈濟，把“人間佛教”發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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