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们宣讲佛教经典，每个月里，寺里邀请全国知名学者在讲堂向居士介绍国学的知识，提高居士的传统文化的知识以及加强正信的能力。
五、为不同程度和不同需求的居士建立专用的联系制度。从实际情况看，长期到寺院参加活动的居士，主要以中老年人偏多，年青人由于工作繁忙，相对来寺院的时间少一些，除了重大的活动之外，平时到寺院主要是礼佛烧香，拜见了本焕长老以后，就不在寺院里停留。中年人由于身负的责任多和矛盾多，故在精神方面更加渴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安慰与指导，为此寺里不定期举行解忧答惑的活动，主要针对一些中年人的思想问题，组织懂佛法与心理学的僧人，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让他们能够得到思想的放松，放下身上的包袱。老年人多关心的是未来怎样解决身后的问题，寺里利用召开专门念佛讲座，请本老来给大家开示，鼓励他们修行，多念佛，精进用功，支持他们的修行活动。对有的人提出的问题，平常师父们也利用闲暇时间随时解答，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总之，解决思想问题，是寺院最重要的责任，也是当前寺院的工作重点，它已经成为寺院与居士之间互动的日常方式之一。
六、充分尊重居士的权益，让他们感到佛教的亲切与僧人的关心。寺里要求所有的僧人都要礼待居士，不能在居士面前摆架子，或者粗暴对待居士，对居士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耐心解答，不能不睬不理，让居士来到寺庙后有在家的感觉，使他们有一个归属感，让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
七、借鉴其它宗教的管理思想，用在居士管理方面。寺里为了改变以往居士随顺法师的游动性大，不好管理的情况，借鉴其它宗教的“堂口意识”思维，把居士尽可能聚拢在弘法寺范围内，在居士中确立佛教的“寺院意识”，强调居士要以寺院为中心而进行活动，让他们在参与弘法寺居士活动中产生自豪感。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政府的“居士游动性大、不便管理”的头疼问题。
四、当代居士管理的理论探讨
佛教徒由四众组成，居士是其中之一，也是佛教界里最重要力量之一，因由居家之士组成而得名。梵语原义有家长、家主、长者之义。又有居财之士或居家有道之士之意。在印度指吠舍(毗舍)阶级的豪富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居士就成为推动中国佛教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对佛教作出种贡献的居士，如东汉的牟融、安玄等宏法扶戒、导信化疑，同为佛教初传中国时的启蒙人物。东晋的张野、王乔之等同为庐山白莲社中的著名居士；钟离瑾等都持名念佛勤修净土。唐宋的王敬初等同沐曹溪之风，究心禅道；杨亿和李遵勖同得临济的机用，不舍尘劳，顿明心性。梁肃受教于天台湛然，裴休得法于华严宗密，都是能各宏其教的士大夫。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宋濂等，都是游心于佛海的文学家。
现在的佛教组织，一是包含面甚广，二是具有一定的行动纲领和利益诉求，以及一些受现代社会影响而建立的制度性措施。现代组织主要出现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时间，当时曾经有过中国佛教总会、佛教协进会、佛教大同会，以及佛学研究会等等组织。近代中国佛教的组织形式成立的背景是从弘传佛教，宣讲佛教文化的活动而开始的。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界没有生气，一些有眼光和有学问的佛教僧人，一些佛教学者和居士们为了让佛教能走入社会，积极开展讲经研讨的活动，佛教在这种形势下开始出现了生机，共同的信仰，共修钻研，促使人们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若干卫教弘法的团体。以后中国佛教的组织建设成为太虚大师教制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近代社会，居士佛教也是当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佛教界出现的像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唐大园、王一亭等人都对推动佛教现代化作出过贡献。当代佛教界大居士杨钊等一大批人物也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佛教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历代佛教界里以居士为群体组成的居士团体也层出不穷。东晋的庐山白莲社就是在名僧慧远领导下的一个以念佛为特点的居士团体。北魏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作“义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造像而发起飞的,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它的首脑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其旨趣和义邑略同，但由贵族达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唐代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金代有千人邑会，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近代佛教史上的上海佛教界居士的表现显著，上海佛教居士林不仅是中国佛教界里的重要力量，而且引领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而以南京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则成为我国佛教理论界的里有建树的代表。
回顾历史，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居士对佛教作出的贡献。是他们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居士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一直走在前面，他们的引领作用，弥补了当时僧界的不足，为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佛教界的居士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全国各地的一些居士林组织在培养正信、组织居士过佛教生活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随着我国佛教的不断发展，居士将会在我国佛教界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出家僧人与居士一直有互动的关系，双方互相谁也离不开谁，鱼水交融，相互支撑，促使了佛教事业的全面发展。佛教有佛法僧三宝之说，僧宝是发展佛教的决定性原因，居士要护持三宝，最重要的就是要护持僧宝。历史上，僧宝的地位从来就没有降低过，僧人始终是受到居士的护持。但是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从清代开始，由于佛教僧伽内部人才不出，僧宝的地位受到了居士的挑战，居士佛教开始兴起。从民国到现在，居士佛教的风气始终在影响中国的佛教，并且给佛教的清净有序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当前我国居士佛教发展很快，这对佛教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有这么多的居士关心佛教和热爱佛教，说明未来的佛教是有希望的。作为出家人来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当然居士佛教在发展的同时，也对僧伽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一些居士出家人的行为有所评论，有时也会影响到佛教的形象。但是这并不是佛教发展的主因，居士佛教的发展对僧伽佛教无疑是有促动的，由于居士佛教的发展，与僧伽之间有了互动的关系，所以对僧伽来说，也是一个压力与竞争。但是任何发展都是应该在政府的管理下和有序地发展，无序发展反而会破坏已经发展起来的佛教，所以为了保持佛教的健康发展，把居士的管理纳入政府与佛教界的工作之内，已经刻不容缓了。
居士的身份是在家者和信仰者，且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位，与寺院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不存在义务与责任，由于这一点，居士的管理不好纳入寺院的工作范围。从当前的居士构成来看，文化程度较高，对佛教的理论教义掌握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学佛与修佛的目的并不十分明确，以追求神通者居多，因此造成了居士中许多人最后修行走偏，没有得到真正的受益，他们更需要出家人来进行正确地引导。我们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由于就业的压力与选择面的扩大，以及种种原因，许多人与原有的工作单位或组织脱离了关系，或者没有组织与单位，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组织的关怀，需要与人交谈和来往，有组成信仰共同体的需求，信仰佛教，参加居士活动恰恰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将居士组织起来，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佛教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做贡献的延伸。
深圳弘法寺的居士管理，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并且可以供中国佛教界人士参考。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有一些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例如，在制度上寺院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便能够从根源上建立管理的机制。在培训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力争能够将居士的需要完全结合起来，等等。我们相信，只要政府重视这项工作，我国的居士佛教就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中国的佛教将会变得更加纯正，充满了美好的未来。
《深圳弘法寺佛教居士组织管理浅议》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