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和其它忏法合起来使用的；据传统的忏法形式推敲，如果使用的话，它只是忏法的主体部分，首尾还得加上某些内容(比如发愿文、回向偈等)，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礼忏仪。然而，在十八个本子当中，竟没有一个本子具有这种“完整”性。因此，这些敦煌写本的忏仪，是当时流通的忏仪？或是某种忏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仅供方便记诵或作为供养使用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通理生活在辽代，宋朝在知礼和遵式以及志磐的推动下，最流行的忏法有：《法华忏》、《金光明忏》、《弥陀忏》、《观音忏》、《大悲忏》以及《水陆道场仪轨》等，而通理作的《金刚礼》很可能就只流行于北方，通理晚年结庐而居，后为辽道宗皇帝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可见他对忏法的精通，《金刚礼》又是他所作并刻于石经上，当知他对此忏法的重视程度。
还有就是现在流行于南方的《慈悲金刚宝忏》，是一个完整而成熟的金刚忏法，可以代表金刚忏法发展的最高阶段。不为历代藏经所收，不详作者为何人，创作年代亦无从考知，但就其完整的形式来看，它在金刚忏法中，应比其它诸本忏法较晚。现有两个版本，一为解放前的铅印本，一为八十年代香港总持图书馆的影印本，大同小异，除了个别地方语句颠倒、个别字的差异和版本、装帙的不同之外，基本上是一致的。
通过对以上四种金刚忏法流行情况的了解，我们大致可作这样的推断：南北朝时，金刚忏法已经在南方流传，那是以般若思想的弘扬、《金刚经》倍受人们所欢迎为契机的。隋唐时期流通面极广，远及边地，这与社会文化的交流和佛教得到普及分不开的。唐代之后在北方受到了重视，南方的情况现在还缺乏资料，不得而知，这个时期的佛教除了大部分宗派的阶段性复兴之外，仅以净土宗与禅宗维持着微弱的生命，所以在忏法的流传上，除了宗派忏仪外，或许是以个人的喜好为主。近代以来，又流行在南方，北方极少数寺庙也有流通，而北方的经济相对落后，佛教景况也比南方较为零落。就忏法而言，金刚忏法又不如梁皇忏、水忏、大悲忏等忏法的兴盛，这与整个佛教般若思想的不振有密切关系。
三、金刚忏法的形态
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金刚忏法有四种不同的形态，而且这四种忏法之间，在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分别加以梳理。
1、《金刚般若忏文》
《金刚般若忏文》一卷，梁武帝作，是以六朝时期骈体文的形式撰写的，重点在于阐述教理，对礼忏本身的“礼”与“忏”反而显得比较简单，与当时其它的一些“忏文”形式基本是一致的。
《金刚般若忏文》的正文，可以分成七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序标诚敬，首起至“一切圣贤”。第二部分，标题权巧，“如来以四十年中所说般若”至“以人标题”。第三部分，法之殊胜，“虽复前说后说应现不同”至“不说菩萨深见无说之深”。第四部分，阐明发心，“弟子习学空无”至“微尘世界悉是道场”。第五部分，正礼忏文，“今谨于某处”至“礼长者须菩提”。第六部分，发愿回向，“愿诸佛菩萨”至“无复尘劳”。第七部分，归结敬礼，末后“稽首敬礼常住三宝”一句。
从这种礼忏的形态中，体现出早期忏法的质朴性，忏文的主体部分“正礼忏文”只有三礼：“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金刚般若，礼长者须菩提”，⑧实际上也就是敬礼佛、法、僧“三宝”，这可能就是较原始、较简单的金刚忏法，也可能就是金刚忏法的早期形态。可见《金刚经》与忏法的结合，正是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互融合的结果。
2、《金刚五礼》
《金刚五礼》一卷，作者不详，又名《金刚五礼文》、《金光五礼》、《金光五礼赞》等，文字简单，条理分明，可以看出比梁武帝的《金刚般若忏文》要成熟得多，很可能就是唐人所作。关于《金刚五礼》的作者，在伯3664号首题“姚和上金刚五礼”，汪娟博士认为，姚和尚是“金光明寺的姚利济”，应是敦煌陷蕃时期的僧人⑨。
在敦煌遗书中，至今已经发现了十八种《金刚五礼》的写本，分别为：北敦07370号、08337号、08174号、07329号，俄176背面，伯2044号、3792号、2975号、3645号、2325号、4597号、3559号(并入伯3664号)、3881号、2911号，斯4173号、1674号、4600号、4712号等。除了伯2325号、俄176号背面与诸本有所区别，北敦08337号末后两段次序颠倒，北敦07370号首缺，斯4712号尾缺之外，其余的大致相同，均未为历代藏经所收。
《金刚五礼》是以《金刚经》为主导思想的一种佛教忏仪。共分五个仪节，故名“五礼”。第一礼是对法身的赞礼，第二礼是对报身的赞礼，第三礼是对化身的赞礼，第四礼是对《金刚经》的赞礼，第五礼是对佛说《金刚经》处所的赞礼。
本文献以简单的礼忏方式出现，据敦煌遗书中《金刚五礼》的抄写形态看，它似乎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和其它忏法合起来使用的，例如：在北敦08337号中，《金刚五礼》前面的“忏悔身中无量恶业罪障”等文，《金刚五礼》之后紧接着又是《法身十礼》，再后面还有《金刚经陀罗尼》，这种表现形态有两个可能性：一、《金刚五礼》要与其它忏法和起来才能使用；二、抄经的人为了方便记诵，对各种忏法作了归类，然后再进行抄写，把相同或相近的忏仪抄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说明《金刚五礼》是一个单独使用的本子。即使这样，北敦08337号还是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礼忏文，也许流传过程中佚亡了其它部分，据部分传统的礼忏仪，以及近代流行的忏法形式来看，如果单独使用的话，它也只是忏法的主体部分，首尾还是要加上某些内容的(如发愿、回向等)，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礼忏文。然上述十八个写本中，竟没有一个写本具备这种“完整”的。汪娟博士把斯1674号和伯2911号两个本子后面的“至心忏悔、至心发愿”也归入“五礼”之中⑩。我认为“至心忏悔、至心发愿”这些仪节很可能是在其它的忏法里也通用的，而《金刚五礼》已然明确指出它的内容范围是“五礼”，这“五礼”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按通常的说法：“五礼”与“至心忏悔、至心发愿”等，应是并列关系，而非所属关系。例如：北敦08337号的前面是“忏悔身中无量恶业罪障”，末尾接着又是《法身十礼》，然后有偈颂，《金刚经陀罗尼》，再后面还有”忏罪障”等文，各个标题的形式基本上与“五礼”是并列的。所以说《金刚五礼》很可能是即可独用，又能合用的一种忏法。
尽管如此，《金刚五礼》的形态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也就是比《金刚般若忏文》，要完善得多；但比现在流行的忏法，还只是朴素的、单纯的敬礼，没有太复杂的东西参在里头。
3、《金刚礼》
《金刚礼》一卷，作者通理(1048—1098)讳恒策，字开玄，俗姓王，西京道奉圣州樊山县新安镇(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堡镇)人，辽代高僧。他生于辽兴宗重熙十七年，七岁出家，活动于辽道宗咸雍、大康、大安年间，卒于辽道宗寿昌四年。通理深受朝野敬仰，道宗对他非常器重，特赐紫袍，皇室百余人礼他为师，门徒甚众，德被遐迩。一生以讲经、传戒、刻经为业，尤以续刻房山云居寺辽代石经最为杰出11。通理在石经停刻之后就到房山西北山区的莲花峪结庵而居，后来被道宗皇帝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可见他对佛教“忏法”的精通。
《金刚礼》就是通理在续刻石经的时候刻上去的，他于大安九年(1093)正月筹集刻经经费，主持刻经事宜，至寿昌元年(1905)三月就停止刻经12。所以，《金刚礼》最晚也是撰于他停刻石经之前，即1095年之前。就其内容来看，属于佛教“忏仪”类文献，如文中说：“罪障皆消灭，速圆般若海”。末后又说：“礼忏归依竟，所集诸圣因，施一切群生，皆共成佛道”。
《金刚礼》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标名“金刚礼一本”，作者““通理大师”集”，题注“作供、梵叹如常，依《慈氏礼》声”。说明在举行《金刚礼》的仪式时，需要“上供”(即以精美的饭菜、果品等设在佛前，举行一定的念诵仪式)，礼忏时的赞颂等梵叹与平常日用课诵的方式一样，到主体部分礼忏文时的唱诵则依《慈氏礼》的礼诵方法。可惜《慈氏礼》已经失传，无从考知《金刚礼》在唱诵主体忏文时的音调高低、节拍快慢。
第二部分(即主体部分)是把《金刚经》的“三十二分”浓缩为三十二句，最后把须菩提证得的“无诤三昧”放在末尾，计三十三句，每句四字，再分为三类，分别纳入“一切佛宝，一切法宝，一切僧宝”之中(这样就有三十六句，一百四十四字)，每类前均冠以“志心归命礼”，这与部分传统的忏仪，以及现在流行的忏仪形态是一致的，只是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第三、四部分是“发愿、忏悔”，也是依《金刚经》的内容而作的，如说：“先世有报障，今日受持经。暂被人轻贱，转重复还轻”。即依《金刚经》中“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而来的。由此可见《金刚礼》也是《金刚经》中“消业思想”的具体展示。
第五、六、七、八部分与其它忏仪基本一致，分别为：“唱处世界”、“吟回向偈”、“志心普命”及末后的总回向。
陈燕珠女士作过《金刚礼》的研究，她把《金刚礼》图片收在她著的《房山石经中通理大师刻经之研究》13中，并把《金刚礼》主体部分的三十二句与现在流通的《金刚经》三十二分作了比较，具体的名相还作了考释。但她在解读《金刚礼》时，对《金刚礼》所特用的“楞严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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