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此外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佛在人间》)他对台湾一些佛教徒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借鉴基督教的某些做法曾抱着批评态度。这些，固然高扬了佛教，维护了佛法的纯正，以长远的历史眼光衡量，必有丰硕的收获。但由此似乎也把他主张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对立起来，轻忽了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现代化的可能。同时也排斥了借鉴国外宗教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这样，反使“人间佛教”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普遍意义，其赞同者容易流为一特殊教派。也许，可以把印顺有些言论当作他既坚持原则，又对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爱之深而恨之切的心态表露。印顺晚年也觉察了现代社会宗教多元化的趋向，因而对佛教内法门多样化表示了他最大的容忍。其次从宗教学原理看，印顺把握了佛法根本，即宗教信仰的最高层次——智信或理智的信仰。但是，宗教可以没有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却不可丧失神圣性(根源性)。丧失了神圣性这道屏障，宗教师就不可避免地将被流俗击倒，更不必说以其体验到的神圣感召燃起的热诚去感化、去引导世俗向上。从这一维度看，印顺毕生的努力也正在于追溯佛教的根源，依仰佛陀来加强“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并转换神圣召唤的内容——从适应农业社会的“自利”为重转变为适应工商社会的“利他”为重。其三从比较宗教史看，印顺精于印度与中国佛教史的比较，故而他贬斥中国传统佛教的所谓“至圆”、“至简”、“至顿”。(《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其实，除了圆融调和外，中国化佛教的另两个特点在日本佛教史、欧洲宗教史上也有类似的发展，而且教义由繁琐而简化，教制由重仪式而至重实际，教法由难行而趋讲求实效等趋势，正与现代工商社会的需求一致。中国近代“回到印度佛教去”的复古倾向、西方基督教的基要主义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其对物质文明过于超前的弊病救治一面，有其合理一面，但“契机”则未必。

　　至于以“人生”还是以“人间”来显现佛教即出世而入世的内涵之争，其意义不大。鉴于“人间佛教”的提法已为海峡两岸所公认，即以“人间”为好。江灿腾认为“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是以中国佛教为核心，以适应现代社会为目标，在态度上是“人生的”，在范围上是“人间的””。(《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我认为，太虚佛教教理革新就个人言是“人生的”，就社会言是“人间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页250)这些也可说是海峡两岸部分学者的共识。总之，太虚与印顺思想的主要差别正如印顺自己所坦认：太虚的伟大是峰峦万状，他本人则如孤峰独拔。(《冰雪大地撒种的痴汉》)

　　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建构，特别是他与太虚基本一致并予以丰富发展的一面，既突出了人间佛法根本，也体现了时代潮流，加以印顺即使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人间佛教理念的推广。这些，终于使提倡人间佛教成为台湾佛教主流。台湾南部的传道法师、中部的宏印法师及其领导的佛教青年会都经常推介印顺思想。台湾最大也最著名的佛教教派佛光山系主张发扬“人间进取精神”，学习菩萨行、佛行。“佛光山上，不烧香，不求签，“不语怪力乱神”，在低俗迷信泛滥的台湾信仰世界里独树一帜。”(张新鹰《星云大师与佛光山》)印顺的弟子之一证严尼师则创立了台湾会员最多的佛教团体“慈济功德会”。“慈济”的关怀社会也透射出人间佛教的光辉。印顺人间佛教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弘扬者在佛学界是台湾大学的杨惠南教授，在佛教界是昭慧尼师及其领导的生命关怀协会。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就接受了人间佛教信仰。此外，圣严法师及其领导的法鼓山事业在台湾佛教界影响也相当大。圣严是东初法师的弟子，而东初则曾为太虚大师的学生，对太虚及其人间佛教思想多所称扬。法鼓山以兴办佛教高等教育为己任，如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的创办也是太虚创办新式佛教教育思路的延伸发展；圣严还提出了“心灵环保”、“人间净土”等既属人间佛教内涵、又把现代人心所思提升为人心正思的理性信仰发展方向。居士团体中发展前景相当广阔的台南维曼佛教传道协会也把印顺主张的人间佛教作为弘法指导原则。此外，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尤其获得大部分佛教学者的赞赏，甚至提倡新儒学的学者也为印顺过去遭到佛教保守势力的批评与国际学术界的冷漠大抱不平(参见杨惠南《佛在人间：印顺导师之“人间佛教”的分析》)。印顺的人间佛教理念在大陆、香港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高度评价。郭朋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虽尚不足以代表大陆佛学界，但比较忠实地介绍与评论了印顺思想，表明了印顺思想在大陆的早期反响。印顺本人则继被授予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续应聘任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导师等职，乃当代公认的佛学大师，迄今整个中国佛学界尚无人能与之比肩。

　　然而，印顺对太虚理论的某些修正不但当年就受太虚责备，而且此后更招致了以默如法师为代表的各种批评，以及中国化佛教宗派信徒的沉默抵制甚至激烈拒斥。其中，有出于对印顺思想的误解，也有正常的意见分歧，还有不仅针对印顺而且针对整个人间佛教理论的不满与反对，而最强烈的反应恐怕来自印顺的个别见解挫伤了一些佛教徒的信仰。对此，其实太虚早就提醒过：佛教修学的适当态度应为“参用史实之考证，尊重果觉的信仰”。(《佛之修学法》)印顺擅长的日本式考证有其适用范围，其成果超过该范围的运用往往变成误导。学术与信仰是两个虽有联系但绝然不同的领域。在信仰领域，考证只能参用。

　　面对各种批评，尤其是冷漠，印顺曾自嘲是个在“冰雪大地上撒种的痴汉”。杨惠南就此评论道：印顺“在冰雪大地上所撒的种子，也必有发芽的一天。这证诸菩提达摩、竺道生、慧思乃至惠能的思想，在受到无情的批判之后，仍然成为后代盛极一时的主流思想，即可肯定这一断言。”(《佛在人间：印顺导师之“人间佛教”的分析》)太虚的博大与印顺的精深同为人间佛教理论建构的柱石。新世纪之交的印顺大师该不再落寞，海峡两岸的佛学同行与无数佛教徒正踏着他在冰雪大地上的足迹奋进。

　　(未完待续)

《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运作 上 (邓子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