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决定要通过人间的佛教史实而加以抉择。这一基本见解，希望深究法义与精进持行者，能予以考虑！确认佛法的衰落，与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关，那末应从传统束缚，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
在上述的论述中，印老指出六点佛教演变(变质)的现象 ，这些现象即是佛法纯正性丧失的例证。对印老而言，佛法的转化固然适应了现实的世间，但却折损了纯正的佛法面貌。因为转化的同时，就另一方面而言即是变质。至于这种转变之优劣，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评价，如“纯正性的佛法”是否有其客观标准？还是取决于不同区域不同众生的主观需求？“佛法的纯正性”与“佛教的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该如何界定与抉择？……等，之中牵涉到的历史、地理、文化、民族性等错综复杂之因素，亦包含价值取舍等问题，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总之，“纯正”和“变质”是相对立的概念，印老认为中国佛教的问题在于方便法门过多，而纯正的思想太少，从而认为纯正的佛法是使佛法复兴的关键 。
三、方便法门过于盛行
佛法的纯正性丧失及其变质所引起的负作用之一，就是方便法门的盛行。方便法门在佛教中原本无可厚非，因为众生执拗，不用些权巧方式来度化是行不通的。但有时不免走了样，把工具当目的、方便当究竟。印老曾以卖药为例，卖药的人怕别人不识货，嫌药不够美观或气味太差，于是新设门面，以种种外在方式诱引众生服用，但愚昧众生把此手段视为目的，尽在这些表象上打转，忽略服药的最终功用。此如中国佛教之重视方便，到最后却权实不分，以方便的法门取代究竟的道理，由之形成中国佛教的主流，对此印老说：
念佛，吃素，诵经，是菩萨行的胜方便，但由于不求智慧，慈悲薄弱，偏于信仰，弄得善巧的方便法门，都不曾能尽到方便的功用。这真是中国佛教的悲哀，衰落的根源！……学佛学菩萨行，必须从这些妙方便中，认清目的。
念佛、吃素、诵经是中国佛教徒的主要行持，包括经忏、超度法会等亦是中国佛教的信仰重点，在生活上从事这样的修持，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以为念佛、超度、诵经就具足多大的功德，或以为就是佛法修行的全部，便不免弄错方向。中国佛教偏重在这些面向上打转，不能从这些方便形式的背后去追求更深的道理。换言之，方便法门过于盛行是中国佛教普遍的现象，此亦是印老批判的要点之一。
四、理论教义的缺失
印老对中国佛教的批判，一部份是对义学理论的不满。其中就思维论理而言(如因明学)，印老批评后期中国佛教徒疏于作义理研究，对知识兴趣缺缺，却好谈玄理境界，而如此义学研究之不兴，亦是佛教衰落的原因。印老说：
我觉得，中国佛教的衰落，不仅是空疏简陋，懒于思维，而且是高谈玄理，漠视事实(宋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就没有像样的高僧传，直到现在)；轻视知识，厌恶论理(因明在中国，早已被人遗忘)，陷于
#092;统混沌的境界。
中国人不擅作论证分析，对于因明学，以及深度论理的经论，易有忽略的倾向，所以少有人在佛教义理上痛下功夫。缺乏好的思想训练及学理基础，又好于高谈阔论，于是开展出来的学说，就有好简易、好圆顿等特性，而这也是印老对中国佛教思想批判的原因。
印老曾指出中国佛教在教义理论、修行方法、修证成果有三种特色，分别是“理论至圆”、“方法至简”、“修证至顿” 。中国佛教崇尚“至圆”的理论，因此长于融贯与建构系统；加上后期大乘如来藏思想盛行，中国佛教便充斥著唯心的思想，使得佛教的玄理性格更为明显。而既然理论的特色是圆融无碍，在修行的方法以及修证的成果上，也就不免有“至简”和“至顿”的倾向。印老认为中国佛教的问题，即受限于“圆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顿证”等思想，少了一份朝气与活力，以致“奄奄无生气” 。
解行的圆顿、方法的简易对于佛教修学原是件好事，但过于著重这二个面向，容易衍生弊病。如强调佛教教理的圆融而不重视法义的分析与辨异，所提出的主张不免落于神秘玄妙，致使佛法思想含混模糊，乃至以“方便为究竟”。而印老之所以强调义学的重要性，无非是在强调佛法的正知正见；认为以慧学来修学佛法，才是佛教信仰的特质，也是佛弟子修行的基础。不幸的是，中国佛教对于闻思慧学的重视，一直以来都是薄弱的。
总之，印老对中国佛教的思想理论以及信仰型态并不认同。印老重理性、重思维、重智力，而中国佛教的传统重玄理、重境界、重神秘经验。印老不认为圆融神秘可以住持正法，并认为印度佛教的灭亡与此偏重相关 ；而强调义理之论究恰是对治的方式，这正是复兴中国佛教所应著重的面向。
五、菩萨道精神的忘失
在中国佛教至圆的理论倾向下，自是要求至顿的修证成果，而至顿的修证成果，又和大乘菩萨之久劫修行、不求顿证有所违背，这也是印老批判中国佛教的重点，认为中国佛教急求顿证的倾向，易于忽略慈悲的利他行。
菩萨道的理论与修行是印老思想的重点，亦是人间佛教的核心。人间佛教理念所揭发的，即是以人身在人间，生生世世修学菩萨行以至成佛。印老认为此思想才契合于释迦佛的原始本怀(佛陀亦是修菩萨行而成佛的)；而中国佛教长久以来忘失利他的精神，急于求证，却又以为所修的是大乘佛法，印老对此不以为然。太虚大师称中国佛教是“说大乘教，修小乘行”，印老也顺此观点作严厉批判。关于“说大乘教，修小乘行”，印老多次著墨，印老说：
抗战期中，虚大师从南洋访问回来说：南方的教理是小乘，行为是大乘……而中国呢，不但教理是大乘的最大乘，顿超直入的修持，也是大乘的最大乘。称为大乘的最大乘，实是大乘佛教而复活了声闻的精神——急求己利，急求证入。失去了悲济为先的大乘真精神，大乘救世的实行，只能寄托于唯心的玄理了！
又说：
中国佛教的重于自修自了，出家在家，一体同风，就是这种最大乘思想的实践。……专心一意于自求解脱，甚至将在佛法中所有种种福德、慧解，看成与本分无关，可说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晚唐以来，佛教渐向衰落阶段，这种情形就越来越显著。……中国佛教向高处发展，但从
#092;处看，在业果相续中，倾向三宝，而福慧展转增长，直到成佛的理论──从世间而渐向出世的因果信仰，太差劲了！死了变鬼，一死而前功尽弃的习俗信仰，深深的影响中国佛教。与至圆至简至顿的大乘佛教相结合，也就难怪“说大乘教，修小乘行”了！
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传承大乘佛法的中国佛教，演变成“说大乘教，修小乘行”之型态呢？印老在著作中表示，中国佛教受到印度佛教苦行瑜伽僧，以及中国老、庄隐遁思想的影响，才逐渐丧失佛教的入世精神 ；再加上近代的中国人现实功利，著重家庭个人之私 ，所以舍己利他的情操也相当淡薄。
批判中国佛教忘失菩萨道精神，在印老的著作中有不少著墨 。其并认为中国佛教的衰退，与此密切相关；而中国佛教的悲哀亦即在此。印老说：
菩萨以利益众生为本，要有摄受正法的正法智，更要有舍身命财而护持正法的决心。中国学佛者，虽自称大乘，而真能从饶益众生，护持正法去作的，实在太少。中国佛教的衰落，并不意外！
又说：
中国佛教入世精神的衰落，问题在：轻视一切事行，自称圆融，而于圆融中横生障碍，以为这是世间，这是生灭，都是分外事。非要放下这一切，专心于玄悟自修。这才橘逾淮而变枳，普遍地形同小乘。问题在：在家学佛，不知本分，一味模仿僧尼，这才不但出家众不成入世，在家学佛也不成入世。这真是中国佛教的悲哀！
总之，印老对中国佛教的批判，菩萨道精神的忘失是其中之关键；而如此严厉批评，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目的在于唤起佛弟子对菩萨精神的体认，也是复兴中国佛教者必须深自警惕的。
综合上述五点对中国佛教的评断 ，约略可分为“理论”和“事行”两个层面：首先是印老对于中国佛教理论的不认同(如第一、二、四点)，再者是对于中国佛教徒实际事行的不满(如第三、五点)。而这两个面向息息相关，因为思想上出现问题时，表现于外的行为上也必有所偏差。此思想与行为的整体问题，印老曾以“好大喜功”作总结。在印老首本著作《印度之佛教》序言中，即开宗明义指出中国佛教之末流是“好大喜功” ──中国佛教理论上的圆融却不切实际是“好大”(至圆的理论体系)，事行上重方便而忽略究竟是“喜功”(至顿的修证成果)，其结果则是“言高行卑”，这是印老认为中国佛教问题的征结所在。相对于“三生取办”、“一生圆证”、“即身成佛”等思想，印老认为真正大乘佛法的精神恰好相反，是“不求急证”、“任重道远”。菩萨为世间苦难众生，发愿生生世世长留人间，“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而不是贪求在今生速成。
尽管印老对中国佛教有不同于传统的想法，但并非指斥其所批评的佛教思想不是佛教。印老对不同佛教流派有所抉择与判摄，但大多是反省而非否定(关于这点在后面会进一步申论)。相信这样的观点，亦能提供反对后期佛教的学者(如日本“批判佛教”)一些思考的方向。另外，印老对中国佛教的反省，除了思想与行为两个面向外，也讨论到中国佛教的教制、教产等问题 ，亦曾表示对中国佛教(宗派)的赞叹 ，此虽是不能忽略的部份，但本文限于篇幅之故将略去不谈。
肆、印顺人间佛教的建构与开创
印老对中国佛教提出不少深刻的批判，藉以摧破偏差的思想和事行，除此之外，也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佛教信仰，显立所谓的“人间佛教”。至于人间佛教究竟主张些什么？其内容之精义如何？从其最早期之著书《印度之佛教》之…
《汉传佛教的展望与愿景——以印顺“人间佛教”为重心的探讨(林建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