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決定要通過人間的佛教史實而加以抉擇。這一基本見解，希望深究法義與精進持行者，能予以考慮！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末應從傳統束縛，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爲純正的佛法而努力！
在上述的論述中，印老指出六點佛教演變(變質)的現象 ，這些現象即是佛法純正性喪失的例證。對印老而言，佛法的轉化固然適應了現實的世間，但卻折損了純正的佛法面貌。因爲轉化的同時，就另一方面而言即是變質。至于這種轉變之優劣，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評價，如“純正性的佛法”是否有其客觀標准？還是取決于不同區域不同衆生的主觀需求？“佛法的純正性”與“佛教的中國化”之間的關系與影響該如何界定與抉擇？……等，之中牽涉到的曆史、地理、文化、民族性等錯綜複雜之因素，亦包含價值取舍等問題，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總之，“純正”和“變質”是相對立的概念，印老認爲中國佛教的問題在于方便法門過多，而純正的思想太少，從而認爲純正的佛法是使佛法複興的關鍵 。
叁、方便法門過于盛行
佛法的純正性喪失及其變質所引起的負作用之一，就是方便法門的盛行。方便法門在佛教中原本無可厚非，因爲衆生執拗，不用些權巧方式來度化是行不通的。但有時不免走了樣，把工具當目的、方便當究竟。印老曾以賣藥爲例，賣藥的人怕別人不識貨，嫌藥不夠美觀或氣味太差，于是新設門面，以種種外在方式誘引衆生服用，但愚昧衆生把此手段視爲目的，盡在這些表象上打轉，忽略服藥的最終功用。此如中國佛教之重視方便，到最後卻權實不分，以方便的法門取代究竟的道理，由之形成中國佛教的主流，對此印老說：
念佛，吃素，誦經，是菩薩行的勝方便，但由于不求智慧，慈悲薄弱，偏于信仰，弄得善巧的方便法門，都不曾能盡到方便的功用。這真是中國佛教的悲哀，衰落的根源！……學佛學菩薩行，必須從這些妙方便中，認清目的。
念佛、吃素、誦經是中國佛教徒的主要行持，包括經忏、超度法會等亦是中國佛教的信仰重點，在生活上從事這樣的修持，當然是值得鼓勵的，但如果以爲念佛、超度、誦經就具足多大的功德，或以爲就是佛法修行的全部，便不免弄錯方向。中國佛教偏重在這些面向上打轉，不能從這些方便形式的背後去追求更深的道理。換言之，方便法門過于盛行是中國佛教普遍的現象，此亦是印老批判的要點之一。
四、理論教義的缺失
印老對中國佛教的批判，一部份是對義學理論的不滿。其中就思維論理而言(如因明學)，印老批評後期中國佛教徒疏于作義理研究，對知識興趣缺缺，卻好談玄理境界，而如此義學研究之不興，亦是佛教衰落的原因。印老說：
我覺得，中國佛教的衰落，不僅是空疏簡陋，懶于思維，而且是高談玄理，漠視事實(宋代以來，中國佛教界，就沒有像樣的高僧傳，直到現在)；輕視知識，厭惡論理(因明在中國，早已被人遺忘)，陷于
#092;統混沌的境界。
中國人不擅作論證分析，對于因明學，以及深度論理的經論，易有忽略的傾向，所以少有人在佛教義理上痛下功夫。缺乏好的思想訓練及學理基礎，又好于高談闊論，于是開展出來的學說，就有好簡易、好圓頓等特性，而這也是印老對中國佛教思想批判的原因。
印老曾指出中國佛教在教義理論、修行方法、修證成果有叁種特色，分別是“理論至圓”、“方法至簡”、“修證至頓” 。中國佛教崇尚“至圓”的理論，因此長于融貫與建構系統；加上後期大乘如來藏思想盛行，中國佛教便充斥著唯心的思想，使得佛教的玄理性格更爲明顯。而既然理論的特色是圓融無礙，在修行的方法以及修證的成果上，也就不免有“至簡”和“至頓”的傾向。印老認爲中國佛教的問題，即受限于“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等思想，少了一份朝氣與活力，以致“奄奄無生氣” 。
解行的圓頓、方法的簡易對于佛教修學原是件好事，但過于著重這二個面向，容易衍生弊病。如強調佛教教理的圓融而不重視法義的分析與辨異，所提出的主張不免落于神秘玄妙，致使佛法思想含混模糊，乃至以“方便爲究竟”。而印老之所以強調義學的重要性，無非是在強調佛法的正知正見；認爲以慧學來修學佛法，才是佛教信仰的特質，也是佛弟子修行的基礎。不幸的是，中國佛教對于聞思慧學的重視，一直以來都是薄弱的。
總之，印老對中國佛教的思想理論以及信仰型態並不認同。印老重理性、重思維、重智力，而中國佛教的傳統重玄理、重境界、重神秘經驗。印老不認爲圓融神秘可以住持正法，並認爲印度佛教的滅亡與此偏重相關 ；而強調義理之論究恰是對治的方式，這正是複興中國佛教所應著重的面向。
五、菩薩道精神的忘失
在中國佛教至圓的理論傾向下，自是要求至頓的修證成果，而至頓的修證成果，又和大乘菩薩之久劫修行、不求頓證有所違背，這也是印老批判中國佛教的重點，認爲中國佛教急求頓證的傾向，易于忽略慈悲的利他行。
菩薩道的理論與修行是印老思想的重點，亦是人間佛教的核心。人間佛教理念所揭發的，即是以人身在人間，生生世世修學菩薩行以至成佛。印老認爲此思想才契合于釋迦佛的原始本懷(佛陀亦是修菩薩行而成佛的)；而中國佛教長久以來忘失利他的精神，急于求證，卻又以爲所修的是大乘佛法，印老對此不以爲然。太虛大師稱中國佛教是“說大乘教，修小乘行”，印老也順此觀點作嚴厲批判。關于“說大乘教，修小乘行”，印老多次著墨，印老說：
抗戰期中，虛大師從南洋訪問回來說：南方的教理是小乘，行爲是大乘……而中國呢，不但教理是大乘的最大乘，頓超直入的修持，也是大乘的最大乘。稱爲大乘的最大乘，實是大乘佛教而複活了聲聞的精神——急求己利，急求證入。失去了悲濟爲先的大乘真精神，大乘救世的實行，只能寄托于唯心的玄理了！
又說：
中國佛教的重于自修自了，出家在家，一體同風，就是這種最大乘思想的實踐。……專心一意于自求解脫，甚至將在佛法中所有種種福德、慧解，看成與本分無關，可說是中國佛教的特色。晚唐以來，佛教漸向衰落階段，這種情形就越來越顯著。……中國佛教向高處發展，但從
#092;處看，在業果相續中，傾向叁寶，而福慧展轉增長，直到成佛的理論──從世間而漸向出世的因果信仰，太差勁了！死了變鬼，一死而前功盡棄的習俗信仰，深深的影響中國佛教。與至圓至簡至頓的大乘佛教相結合，也就難怪“說大乘教，修小乘行”了！
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原本傳承大乘佛法的中國佛教，演變成“說大乘教，修小乘行”之型態呢？印老在著作中表示，中國佛教受到印度佛教苦行瑜伽僧，以及中國老、莊隱遁思想的影響，才逐漸喪失佛教的入世精神 ；再加上近代的中國人現實功利，著重家庭個人之私 ，所以舍己利他的情操也相當淡薄。
批判中國佛教忘失菩薩道精神，在印老的著作中有不少著墨 。其並認爲中國佛教的衰退，與此密切相關；而中國佛教的悲哀亦即在此。印老說：
菩薩以利益衆生爲本，要有攝受正法的正法智，更要有舍身命財而護持正法的決心。中國學佛者，雖自稱大乘，而真能從饒益衆生，護持正法去作的，實在太少。中國佛教的衰落，並不意外！
又說：
中國佛教入世精神的衰落，問題在：輕視一切事行，自稱圓融，而于圓融中橫生障礙，以爲這是世間，這是生滅，都是分外事。非要放下這一切，專心于玄悟自修。這才橘逾淮而變枳，普遍地形同小乘。問題在：在家學佛，不知本分，一味模仿僧尼，這才不但出家衆不成入世，在家學佛也不成入世。這真是中國佛教的悲哀！
總之，印老對中國佛教的批判，菩薩道精神的忘失是其中之關鍵；而如此嚴厲批評，是愛之深、責之切的，目的在于喚起佛弟子對菩薩精神的體認，也是複興中國佛教者必須深自警惕的。
綜合上述五點對中國佛教的評斷 ，約略可分爲“理論”和“事行”兩個層面：首先是印老對于中國佛教理論的不認同(如第一、二、四點)，再者是對于中國佛教徒實際事行的不滿(如第叁、五點)。而這兩個面向息息相關，因爲思想上出現問題時，表現于外的行爲上也必有所偏差。此思想與行爲的整體問題，印老曾以“好大喜功”作總結。在印老首本著作《印度之佛教》序言中，即開宗明義指出中國佛教之末流是“好大喜功” ──中國佛教理論上的圓融卻不切實際是“好大”(至圓的理論體系)，事行上重方便而忽略究竟是“喜功”(至頓的修證成果)，其結果則是“言高行卑”，這是印老認爲中國佛教問題的征結所在。相對于“叁生取辦”、“一生圓證”、“即身成佛”等思想，印老認爲真正大乘佛法的精神恰好相反，是“不求急證”、“任重道遠”。菩薩爲世間苦難衆生，發願生生世世長留人間，“不修禅定，不斷煩惱”，而不是貪求在今生速成。
盡管印老對中國佛教有不同于傳統的想法，但並非指斥其所批評的佛教思想不是佛教。印老對不同佛教流派有所抉擇與判攝，但大多是反省而非否定(關于這點在後面會進一步申論)。相信這樣的觀點，亦能提供反對後期佛教的學者(如日本“批判佛教”)一些思考的方向。另外，印老對中國佛教的反省，除了思想與行爲兩個面向外，也討論到中國佛教的教製、教産等問題 ，亦曾表示對中國佛教(宗派)的贊歎 ，此雖是不能忽略的部份，但本文限于篇幅之故將略去不談。
肆、印順人間佛教的建構與開創
印老對中國佛教提出不少深刻的批判，藉以摧破偏差的思想和事行，除此之外，也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佛教信仰，顯立所謂的“人間佛教”。至于人間佛教究竟主張些什麼？其內容之精義如何？從其最早期之著書《印度之佛教》之…
《漢傳佛教的展望與願景——以印順“人間佛教”爲重心的探討(林建德)》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