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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台湾新禅学刍议──“人间佛教禅法”理论与当代实践(性广法师)▪P3

  ..续本文上一页观空而不证空:我当学空,今是学时,非是证时。不深摄心,系于缘中。……菩萨缘一切众生,系心慈三昧。……住空三昧而不尽漏。”[16]

  所以印顺导师才指出:菩萨“为法为人,牺牲一切,忍受一切,这就是他的安慰,他的庄严了!他只知应该这样行,不问他与己有何利益。那一种无限不已的大精进,在信智、悲愿的大行中横溢出来,这确是理想的人生。”[17] 故他也效法文殊菩萨对善财童子说:“青年们!解脱生死是不错的,但不能专为自己的生死打算而厌倦了一切。把你们的心,移到利益众生上去吧!”[18]──这就是“不修深禅定,不断尽烦恼”的真正涵义。

  其二,为何要提倡“尽其在我──如实观照,不修假想”,以作为“人间佛教禅法”的菩萨精神之一?

  此因大乘佛教是“青年佛教”运动的产物,所以是“雄健勇猛以利生”的佛教。这比之于“痛怅生死的耆年佛教”与“仰赖救度的他力佛教”,真是有天壤之别了。[19] 故笔者提倡的“人间佛教禅法”,亦以培训积极勇健的青年菩萨为宗旨。其要诀有三点:

  甲、须如实观照诸法生灭,以增长般若智慧;须实际投入世间事业,以弘法化世,普利有情。因此不可以耽溺于假想净观,唯心构作,以致神佛不分,鬼影幢幢。换言之,“人间佛教禅法”所强调的是平实正常的人间性,也是迳依人身而直入佛道的。所以修行此三昧解脱门的佛教实践者,应避免陷入唯心幻想的禅修流弊。

  乙、须广观一切法空,更不躐等侥幸;而先近取诸身,以修无我慧观。不过此中“观身”之寓意,与声闻乘人以厌离心观身而欲求解脱的动机不同,而是取其菩萨破执而不证真的深义。再者,更非如某些南传禅法之特意扩大渲染不净相:如搜集人体三十二种身分、死尸解剖、死尸腐败等影像,以增加厌离世间,厌弃色身之心行等。

  丙、“人间佛教禅法的”实践者,不但须有成佛是“自力不由他”的气概,更要能为孤弱众生的保护者,施与众生无有恐惧的安慰。并且因能深信因果昭昭,故其能平和顺处自身的祸福、寿夭或穷通际遇,而不妄求鬼神他力的加持;纵使念佛,也不是为了求佛保佑,而是于念佛功德中深志佛恩,并念报佛恩而代佛宣化,不负佛债。[20]

  所以“人间佛教禅法”的修练,即希望从禅观修行中,锻链出这般青年菩萨雄迈进取的气象与作略。因此与时下其他台湾佛教道场的传统做法,是大异其趣的。

  其三,为何要提倡“任重致远──发长远心,不求急证”,以作为“人间佛教禅法”的菩萨精神之一?

  此因从一切法性空的体会中,系缚与解脱的对立并不存在,这不但是理论上的善巧,更是真能表现于实际事行的。故非但体悟性空如幻的圣者,能触处无碍地入世度众,就是初学者,也不妨在世间利生事业的进修上,达到解脱。因此彼等用不着厌离世间或隐遁山林,来急求不受后有的涅槃。这生死与涅槃的藩离,根据此法就能打通,而大乘的积极入世精神,亦能由此而确立不移。[21]

  若因见菩萨道难行而退心,或怖畏佛道长远而求速成,其症结皆在急功近利,且专为自己打算。故大乘行,利他而不务空谈,应以一己所行者成就一切众生;并且,所谓真佛教,应是理论详备之外,更能勤于实践以大悲为首的人间救济的关怀目标。

  此所以正确的大乘修学者──呼应“人间佛教禅法”的同道者──不该专在判地位、排果证上讲究;更不专在自己的断证上下工夫。而是以“我生有尽,弘愿无穷,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为修持佛法的最后归趣。[22]

  伍、结论

  寻思笔者以上关于“人间佛教禅法”的理论建构,实起于研究当代台湾“人间佛教”的领航者印顺导师的禅学思想,从其擅长辨异的灵活手法启其端倪,最后达到“得以正确方法辨识禅观体验”的结论;因而笔者探索“人间佛教禅法”的意蕴,才能从强化与净化个人身心的角度出发,而终于回归到“不离世间觉”的人间参与。

  所以总结“人间佛教禅法”的本色,即在于讲求正确而踏实的禅观知见,使其能具有廓清“现观洞见实相”与“唯心神秘想像”的分野的功能;使我人相当隐微的禅修体验,能透过学理的分辨解析,而使得一切高低浅深,正邪真伪的个人私密经验,得到辨明而拨云见日。换言之,修习禅观时,应在深明义理的基础上来谈信心的培养与禅法的实践,更再回转过来,智性思辨的义学运思,应是建立在信心与实证的基础上所得来的正见。故“人间佛教禅法”的提倡与实践,皆不依个人私好而做臆想附会,如此方能真正立足正法而心系人间。[23]

  就此而言,“人间佛教禅法”实无异于“大乘菩萨禅法”。故其重视“理气通畅”的原则,并从深体佛陀度生的悲怀出发,使利己的禅法修练,紧密契合于利他事行的无私奉献,而不会产生所谓“说大乘行小乘”或“利人时发菩提心,禅修时生出离想”的矛盾捍格。[24]

  笔者提倡“人间佛教禅法”,意即等同于宣扬“青年佛教”的精神,藉以活化善财童子参学的奥蕴,以使经典中善知识的身影鲜明跃动,并进而鼓励佛教青年应依于贤师良友的训导,学习善知识所行的种种无碍三昧,[25] 并据此而实践其依凡夫身而直入佛道的“人间佛教禅法”。

  回顾过往,前瞻未来。希望上述有关笔者“人间佛教禅法”倡导的解说,能有助于时下的台湾佛教界同道门,善观因缘,并与时俱进;今后不但要能各自开显其种种利生的大乘三昧,更能以“成为当代台湾佛教人间菩萨的新典范”自期。如此,则当代台湾“人间佛教禅法”的推广运动,或可不致于徒托空言。

  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弘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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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此即为其所主张的“契理”而“契机”的“人间佛教”:即把握“佛法特质”以辨明并扬弃一切的“变质方便”──“契”应佛“理”,方能施设佛法“应化时代”的新方便──“契”应众生根“机”。此中,“应机”的内容,或将与时俱逝;而“契理”的努力,则将使佛法有切应时潮的无限生机。

  [2] 从佛教的宗教性特质而言,佛陀的教法建立在由修行而证得的超常体验和境界,其后佛教中的诸多宗门,亦建基于此。以中国佛教为例:不但禅宗、净土这些强调修行的宗派,就是天台、贤首等注重教理开展的大德,也都是从修证而建立起宗门的理论,这就是所谓“从禅出教”的特质。

  [3] 印顺导师:〈中国佛教的由兴到衰及未来的展望〉,台北:正闻,【华雨集】第五册,页一四七。

  [4] 另一方面,也是笔者基于台湾佛教禅学的主体性,必须有所凸显的相关考量所致。

  [5] 有关“传统”之涵咏与创发的思维,得自于〈宏观的创造〉之灵感。(见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台北:允晨,一九八○年,页二九七~三二四。)

  [6] 例如:在戒律上,如南传或藏传佛教,执意比丘尼传承已断,不能恢复,以此推搪“恢复比丘尼制度”之议;在禅法上,如沉醉于过往“原始禅法”或“中国禅宗”的幻相,而执意恢复原貌的意图,这岂不都是以“小传统”葬送“大传统”的行径?

  [7] 余秋雨,前揭书,页三○八。

  [8] 龙树菩萨,二、三世纪顷之南印度人,为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曾为大乘经典广造论释书,建构大乘佛教体系,确立以般若性空学为主的大乘思想,并将之广传流布于全印度。师之著作极丰,有“千部论主”之誉,其中又以《中论颂》、 《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最为着称。后世一本“中论”而宣扬空观者,称为中观学派,并尊师为中观派之祖。

  [9] 即缘苦众生而起慈、悲、喜、舍之心,在修持中,运用禅观力将慈等四心的扩大遍满,充塞诸方的禅法,故曰“(四)无量三昧”。其中,实以“慈”为主,若广说可曰慈等四心,故“无量三昧”即可曰“慈心三昧”、“慈三昧”。

  [10] 吾人从《华严经》“入法界品”的启发中,见到般若入世无碍的妙用,从而把握大乘的真谛:是以出世之心广行利生之事,更是从世间事业中直入解脱。经中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各修一种解脱门,这是善巧入世,一方面“即俗而真”的入深法界;而另一方面则“即真而俗”的入世利生的行菩萨道──亦即直接以度脱众生为解脱三昧的真大乘行门。

  [11] 史实是:佛灭百年,耆年上座与青年大众的分途;经证是:如大乘精神的推动者──文殊师利,是童子;而四处参访的善财童子,及受访的善知识等,皆神采飞扬,雄健威猛,没有一个是衰老的。

  [12] 见印顺导师:〈杂华杂记〉,《华雨香云》,【妙云集】下编之十,页一五八。

  [13] 详细内容,见拙着《人间佛教禅法及其当代实践》附录三:〈人间佛教禅修行〉,页三九五~四一六。

  [14] 此一主张,有“藉境练心”之寓意,亦接近阳明的“事上磨练”之说。

  [15] 此因菩萨有深邃的智慧(住空三昧),却更怀广度众生的悲愿(故不证空);所以学行菩萨,多为众生发心,不贪求急证佛位。佛果智慧尚且能忍而不证,更何况摄心入于深定或(不言不动而与木石无异的)呆定!故印顺导师勉励初心学人效法菩萨行谊,为免悲心、功德不足,而急修禅定,容易落入外道味定或声闻急求证灭的歧途。

  [16] 后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经》卷七,【大正藏】第八册,页五六八下~五六九上。

  [17] 〈大乘是佛说论〉,《以佛法研究佛法》,【妙云集】下编之三,页一九七。

  [18] 〈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的佛教》,【妙云集】下编之五,页一七。

  [19] 故印顺导师云:“菩萨比声闻更难,他是综合了世间贤哲(为人类谋利益)与出世圣者(离烦恼而解脱)的精神。他不厌世,不恋世,尽他地覆天翻,我这里八风不动;但不是跳出天地,却要在地覆天翻中去施展身手。……菩萨是强者的佛教;是柔和的强,是济弱的强,是活泼泼而善巧的强。”见印顺导师:〈大乘是佛说论〉,《以佛法研究佛法》,【妙云集】下编之三,页一九七。

  [20] 印顺导师曾描绘菩萨的身手是:“上得天(受乐,不被物欲所迷),下得地狱(经得起苦难),这是什能耐!什都不是他的,但他厌恶贫乏。他的生命是丰富的,尊贵的,光明的。他自己,他的同伴,他的国土,要求无限的富余,尊严,壮美;但这一切,是平等的,自在的,圣洁的。”

  [21] 这就是:发大心的大乘行人是任重致远的,但知努力于菩萨行的进修,又何必问“何时方能成佛”?但是,正如印顺导师所批评的“佛教之遍十方界,尽未来际,度一切有情,心量广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先后之辨,任重致远之行,而竞为“三生取办”,“一生圆证”,“即身成佛”之谈,事大而急功,无惑乎佛教[按:中国佛教末流]之言高而行卑也!”见印顺导师《印度之佛教》,“自序”,页一。

  [22] 此中可参考昭慧法师所着〈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度关河〉一文,其中传达了菩萨行者此一伟大行谊的感人意境。(见《弘誓双月刊》第四十五期,八十九年六月,页二~七。)

  [23] 此即之前所说的,依据对传统与古典中承前启后之研究所提炼的成果,在禅法施设的取舍上,务求详明确实,更重视契合“缘起中道”之正理,与契应时代之机宜。

  [24] 笔者常譬喻这种学行割裂的现象,是理论与实践捍格,愿心与事行相违的“任督二脉不通”的矛盾现象。

  [25] 笔者身为宗教师,自然认定佛教经典中的善知识,皆是分证菩萨普贤行的有力者、成功者;他们善巧适应世间,而以不同的工作来济度苦难的众生,弘布佛陀的正法。全体加总,则传达了“依于无量利生行而开显庄严佛果”的深义。更何况,广大的普贤行,不是只用来说明的,而是必须加以实践的,如此才能体验和复原大乘的神髓;溯源久远的“人间佛教”思想要能生生不息,不能单靠经典故事与理论建构,而是要召唤当代典范,让人产生见贤思齐的悲智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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