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巨赞
从佛教的破除迷信说起
墨子志天，明鬼，而“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2〕，他的“道统”，从此再传即绝。原因据说是中国人迷信宗教的心理，素称薄弱；孔子的确也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教条。但是自从“梦见金人”、“白马驮经”以来。到现在1872年(公元68——1940年)，佛教非但控制着中国大部分民间思想〔2〕，柳翼谋先生还说：“佛学发天人之秘，拯盗杀之迷，吾国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学以为范”〔3〕。为什么
约翰根室(John Gunther)说：“佛教不承认任何神为最高存在物，佛教是一种行为的模范，一种合理主义的体验，……所以极迎合中国人的嗜好”〔4〕。此外还有人说：“佛教非宗教，非上帝观。非宇宙论，非多神之崇拜者：是富有道德的系统，为各宗各教之最高峰；其在哲学上的地位，已被世界各国共同承认为现代最精密的理论派。释迦牟尼的地位，实超越于达尔文，利特雷诸人之上”〔5〕。那末佛教决不是初民心境中神秘迷信的产物，佛教徒当然更不是传习巫术(magic)、播植迷信以自活的巫师。
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整个印度，笼罩在婆罗门神话的氛围之下。社会上严格地分成四个贵贱贫富悬殊的阶级，奉行着繁文褥节的祀神仪式，口里还喃喃地背诵收集在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里的各种咒语，祈求平安、长生，和赌博时的幸运，或希图藉以驱除野兽，疾病，仇敌与魔鬼。佛则大声疾呼，一扫而空，非但不准来自各个阶级，而融融泄泄如父子兄弟的门徒祀神，并且连占卜星相运气炼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佛教是彻底破除迷信的、革命的。《景德传灯录》上告说我们，唐代的禅宗寺院里，有许多简直没有大殿，不塑佛像。而当时那些继往开来的“祖师”，如马祖、百丈、黄蘖、灵佑，则大都采取生活自给的办法，参禅不忘种田。这和1239年佛罗伦斯的San Donato Frael Torri寺院，从事机织以自给的办法有点仿佛〔6〕。就社会经济条件和慈悲平等的立场上研究起来，当然是值得称誉为“合理”的，虽然锡兰缅甸的僧徒，至今还固执地以实行沿门托钵的原始佛教制度为合法。
然而奇怪的是：傅弈、韩愈以后，像欧阳修、王船山之流，时刻诋毁着和尚们的不织而衣、不耕而食，寺庙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违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于构成现在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所谓最精密的理论，自宋以来，就逐渐被那些多闲的长老们菲薄着，目为义学空谈。大部分和尚，本来是为着生活出家，更用不着佛理。整个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痴海的无知浊浪之中，跟着来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发他所毁弃过的祀神仪式和咒语，同时还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同源论取中道而代之，也还可以勉强名之曰清谈或空谈，纵然并不是学理；定数论、定命论则暗地里戕害着广大群众奋发有为的心灵，敌人正利用他麻醉我沦陷区内的同胞。此岂佛所及料哉!怎怪得社会人士，对于佛教与佛教徒的讥诮攻难
这之间，便有新佛教运动发生。
以前种种
新佛教运动的发端，应该推溯到同治五年杨仁山先生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有了他，我们才能看见号称基本佛学，而“道丧千载”的相宗典籍，元明以来非科学的佛学研究方法，为之一变。其后仁老就刻经处设立只桓精舍，想借以培植一批新的干部，能够直接从梵文巴利文的原典，考校历来翻译的同异，以资雕印方册全藏。曼殊大师也是教师之一。好事多磨，不久就告停顿。金陵同仁，一方面还是募款刻经，一方面则另办佛学研究会，从事于法相唯识的钻研，主其事者为宜黄欧阳竟无先生。据欧阳先生的口述，那时他们生活环境很苦，常常要自己动手烧饭，参考书籍的供应又不够；一宁不明，穷思累月，令人想起日本维新志士，没有文法、字典作参考，埋头学习荷兰文、英文的艰苦作风。
又据传说：端午桥于两江总督任内，因只桓精舍停止，曾在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谛闲、月霞两法师相继主持其事。革命军兴，午桥被害川中，僧立师范学堂校舍全毁，当时的一切组织教育情形，也因之泯灭无存，可以说是新佛教运动的第一场损失。和僧立师范学堂同时，湖南新学之风正盛，庙产兴学的风潮，逼得长沙的和尚也办了一个僧学校。那完全出于临时抑制的心理，事过境迁，自然偃旗息鼓，经过情形，也很难考索。据说为长沙和尚献此抵制妙策者日僧水野梅晓，民国以来颇有师其成法，与社会周旋者，这是新佛教运动当中的“油瓶”。
由于金陵刻经处、只桓精舍、佛学研究会的开发，民国元年才有佛教会的组织，发起人蒯若木，孙少候，李证刚，欧阳竟无等，都是杨仁山先生的朋友或弟子。他们想使政教分立，彻底改组佛教的阵容，所以对国民政府用公函而不用呈。那时，国父是临时大总统，对此很为赞成，有函复佛教会云：
敬复者顷奉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法，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暨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时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律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
这新佛教运动史料中的瑰宝，原件似乎保存在支那内学院。当时可惜干部缺乏，居士和尚复不能协调，蒯若木等遂完全退出，交诗僧寄禅接办。寄禅受和尚们包围，佛教会的宗旨，由政教分立彻底改组佛教阵容，而变为乞求政府通融，保护庙产。新佛教运动的一片慈云，又被“业风”吹散。
太虚法师是只桓精舍的学生，天然是新佛教运动的同志。民元政治革命的成功，激励他和仁山法师等对准旧僧的堡垒投了一颗炸弹——闹金山。可是佛教会早就“变相”，并且交结权贵，根深蒂固。他们失败，太虚则消声匿迹，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三年。印光法师对我说：他在关房里写了许多改革僧制的计划，《整理僧伽制度论》也是那时写的。他的天分本来很高，文字也相当动人，出了关，时事又许可他“继续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学杂志出世，开展新僧运动的广大宣传。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以及汉藏教理院等等都是在这种宣传下面建立起来的，而武昌佛学院则是新僧的黄埔。
比武昌佛学院的建立稍前，欧阳竟无先生扩充佛学研究会而成支那内学院。沈子培、章太炎、陈三立、叶恭绰、梁启超等皆是热心赞助之人。登高一呼，众山悉应，接着就有法相大学出现。蒋维乔、梁启超都去听讲，其盛可知。至于开办法相大学的目的，一般人总以为不过整理教理而已，其实小看了他们。他们想把法相大学逐年毕业的学生，调和在整个教育界中，佛化全国。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法相大学校址以地当冲要被收买，一切计划，就此停顿。而内学院的同门如汤用彤、景昌极、熊十力、缪风林、蒙文通、盛成中等，都是大学教授，对于佛化的推进，当然还是很有关系。
太虚法师的计划也很伟大，他自己说：“统率无方，实行不足”，所以有许多事业，没有经过必要的阶段而躐等以进；和文化界也失去学术上的联系，影响到干部的健全，阻滞了发展的进程。从前新旧僧之争，曾经闹得烈烈轰轰，像煞有介事，结果逐渐消沉，以至于新旧僧同流合污。民国二十年左右，已经不大听到新的论调，抗战以后，似乎又有点起色。不过如芝峰、大醒、法舫、法尊、竺摩、印顺诸师，在学问和事业上，都是很有办法的。新僧运动终于要在他们手里成功。
推波助澜
“抗战烽火”烧着“拖地的眉毛”，东战场上僧侣救护队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新僧所为也，谁也不能否认是新僧的一大进步。停顿、解散，不是他们的过失，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替他补上了。
去年南昌失守之后，整个湖南震荡着，连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华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我们以为佛不许可侵略，所以鼓励抗战；佛教徒是应该参加阻灭侵略的抗战阵线的；同时对于民众的动员，佛教徒也可以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所以××干部训练班的政治部主任陈石经军长帮助我们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并且关切地指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
第二，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
第三，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护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
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国如缅甸、暹罗、锡兰、安南等处所作征服中国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传。
第五，要严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组织起来，拉到抗战的阵线里去。
第六，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
佛教青年服务团，就在这几个工作目标之下，取得第X战区政治部的补助而成立。我们的同志——大定、光宗、澄源、洗尘、明恒、明悟、理妙、西岸、洁矩、遍济、焕文、法奘，……——都认为参加抗战，是佛教救世精神具体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宣传佛教的绝好时机，所以大家很兴奋，不怕吃苦。
在南岳，我们策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集中南岳全山壮丁年龄内的僧道训练一月，结业后，他们组织流动工作团，由暮笳法师率领，出发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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