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工作的自白
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楞严经》
以前种种
也许是出生在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我从小就多愁善感。当风雨晦冥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跑到离家五六里路的山里去仰天痛哭。月白风清的晚上，则又一个人兀坐在田塍上横吹短笛。有时在梧桐树下，对月独酌，直至大醉酩酊而后已。有时把省下来的一点钱尽数送给小叫花，还替他难过半天。记得大约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寒假在书房里温书，看见窗外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就自己问“来来往往为什么”
刚巧一个朋友走进来，我就问他，“街上的人来来往往究竟为什么”
他反问我，“你在这里又为什么”
我当时吓了一大跳，肩头上好像挑起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放不下来，从此就想出家。
19岁那一年的暑假，从家里偷跑到常州清凉寺去找应慈法师，想跟他出家。机缘不顺，未能如愿，又跑到杭州灵隐寺去出家。刚巧太虚法师在那里，见面之后，他要我做一篇出家志愿书。我用骈文写了四个志愿，一千多字，(从家里偷跑出来随身所带，除替换衣服和雨伞外，只有《老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三部书)当中有一个志愿是“改革佛教”。其实那时我所知道的佛教，只是在灵隐寺看过几本《安士全书》一类的知识而已，以前我从未研究过。所谓“改革佛教”，究竟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原稿已在“一二·八”之役被毁)可是太虚法师看了很赏识，评语中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之语。过了几天，我就跟着太虚法师到厦门闽南佛学院，既未拜师，也没有皈依，糊里糊涂研究了几个月佛学。闽南佛学院大闹风潮，先父又苦苦催归，家未出成，又回上海读了一时期书，秘密参加革命工作。
其实那时搞革命，除了一点赤热真诚的正义感之外，思想是不明确的，行动也未见得进步。我们虽然掌握了江阴县两个报馆，和一部分纱厂工人与中小学教员，组织还是稀松的，一切秘密都被土豪劣绅所知道，联名向江苏省党部告发我们。通缉令下，牺牲了一个同志，我逃得快，未遭逮捕，可是损失也很大。其时先父去世未久，悲思未已，再加上这样的刺激，以前的人生问题又涌上心来，所以决定再到杭州去出家。本未有朋友要介绍我跟熊十力先生读书，或到山东去跟梁漱溟先生学习，我都辞谢了。偏偏太虚法师又来杭州，承他介绍，依灵隐寺却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于宝华山，时为1931年，年二十三。
出家之后，从法相唯识的研究开始，在一年半当中，把一本十支和所有注疏，都细细看过，又做了很多笔记。自问心头，佛法对于自己究竟有没有用，当时只能回答一个否字。继又白问，佛法对于自己既然没有用，出家何来，还不如回去。但又一推详，二千多年来学佛而得到受用的人很多，他们难道尽足愚痴的人
这事关系重大，未便草草，而内心的痛苦则自此不断增加，有时连做梦也哭醒。有一次我去看马一浮先生，见面便问“如何足人”
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如何足人，还要你自己解答。当时不得要领，不禁哭了起来。自此就不看经论，把自己心里面的问题细细参究。哪里知道问题一个接一个，非常之多。周少猷老先生介绍我到内学院去，见了欧阳竟无先生，解决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心头终未宁贴。在内学院住了几个月，应约到四川汉藏教理院去教书，功课不多，又没有事务方面的牵缠，每天还是苦心参究。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光景，渐渐觉得对于问题的解答，很多与经论不谋而合，问题也越来越尖锐深刻，即又回到内学院打开经本，从三论、般若、天台、贤首、禅、净，以及大小乘经论，都看了一遍。心里蕴藏着的问题渐渐少起来了，就到大街小巷去找问题。前后总计看了七千多卷经论，解决了五百多个问题。(每看一本书都做笔记，每一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都有纪录，积稿盈箱。)中间还参访了肇安、玉嵀、印光三老，才得安心做一个佛教徒，对于佛教的现状也更深怀不满，这是1937年以前的事情。
“七·七”事变之后，专门在世间学问上用功，除研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之外，抛荒了的英、日文也开始温习，又新学德文，希望能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可是日寇的凶焰，一天天嚣张，我逃难的路程，也从福建而香港、而广东，(在南华亲近虚云和尚，任书记数月。)而湖南，舟车跋涉，贫病交侵，的确没有办法能做好学问功夫。1939年在南岳办佛学研究社，南昌告警，再也不能耐心读书了，就率领学生二十余人，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参加抗战，这是我重新和现实社会接触的开始。在工作当中碰了很多钉子，有一次几乎有生命的危险，但倒增长了对于佛法的信心。1940年秋，不能再在湖南住下去了，就到广西桂林办《狮子吼月刊》，鼓吹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口号，就是那时提出宋的。)和社会的接触面更加宽广。当时有许多人以为我喜欢活动，其实我是在深入考察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底蕴。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也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希图彻底改革佛教教务的心愿，也愈加坚定。
1946年回到杭州，住灵隐寺，任职浙江省佛教会及杭州市佛教会，对于佛教界的一切内幕，看得更为清楚，才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下面要谈改革佛教教务是办不到的。那时的浙江省主席是沈鸿烈，曾经鼓励我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我认为空言无补，没有理他。后来浙江省主席换了陈仪，杜伟居士当民政厅长，曾经两次对我说，愿意帮助我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我当时用书面向他提出几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也就置而不谈。事实上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旧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厅长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写到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太虚法师。他几十年奔走呼号，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者，受了时代的限制之故也。一代大师赍志以没，又不禁使我们低回惋惜，联想到杜工部《吊诸葛武侯》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948年春在香港讲经，会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诸先生。谈到佛教问题，大家认为是一个大问题。人民解放军不久解放全中国，佛教的现状，必将打破，以后如何做法呢
还没有看见新的计划，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当时我也很着急，讲完经，就到台湾去考察，想看看日本化的佛教，究竟如何。在台湾一月，走遍全台，参访了很多寺庙，认为日本化是有问题的，(详情见《台湾行脚记》，载《觉有情》月刊)改革中国佛教教务，应配合时代，重订合理的办法，日本化只能供参考而已。自台湾回到杭州，开始考虑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到杭州去和我商量过一次，想秘密召集分散在沪、杭、甬一带的进步的佛教徒开一个会，切实商决具体办法。因为我病了一场和其它顾虑，拖延再推延，一直到徐淮战役结束，江南传警，大家万分紧张，无暇及此，我就离杭再到香港。
那时李济深先生等都已北上，夏衍、潘汉年先生则是中共华南局的负责人。夏衍先生是熟人，潘汉年先生没有见过。有一次陈劭先与吕集义先生和他谈到我，据说他对于佛教问题很有兴趣，要我写一个计划给他看了再谈。我当时写了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托吕集义先转交给潘汉年先生。过了好久，没有消息，去看夏衍先生，知道潘汉年先生把我那一个草案同大家研究过，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刚巧有人去石家庄，已经带到北方去了。其实我那个草案是急就章，又不明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形，很多地方有问题，但当时又的确无人可共商量，只好算了。好在由我一人具名，并不代表佛教界共同的意见。以上是我二十年来参学的经过情形，再总括为四点说明如次：一、我从小就爱好佛学，改革全国佛教教务是我的夙愿。二、佛教教务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须吸收佛教界优秀的素质，作为基本精神。像印光老人的“真诚”，弘一大师的“清逸”，虚云和尚、寂云和尚的“刻苦”，太虚法师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欧阳竟无居士的“赤胆热烈，愿力庄严”，都是值得效法，并加以发扬的。三、事事磨炼，正是入德之门，决不妨碍，也可以说就是真正的修行。相反的，离开了事而想求人理，则是钻牛角尖，愈钻愈窄，最后必定断送了自己的慧命。四、改革佛教教务非但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并且也是一般社会认为问题甚大，而且非常需要的。
政协前后
1949年4月3日，和李济深夫人吕集义先生等，同船自香港北上，事前夏衍先生和廖沫沙先生替我打了电报来。一到天津，受到招待，颇有“意外”之感，总还以为沾了同行者的光。4月13日抵北京，住永安饭店，起初不知道是政府的招待所，还想自己给房饭钱。他们拒绝了我的意见，招待得无微不至，我才恍然大悟，中国共产党对于赞成革命、爱好民主的人士，不管力量如何，阶层如何，只要肯投向光明，决不遗弃一人，此之谓“统一战线”。我在钦佩及感激之余，深深的感觉着有点惭愧。所以在永安饭店住了两星期，搬到北海公园里面去住以后，我只愿意每月向招待所领取75斤麦粉，而不要其它零用钱。一直到1950年2月，我们办了学习班，伙食有着，就不再要招待。此外我也从没有要北京佛教界一文钱、一斤面。一切为公为私所用的钱，除去年10月上海佛教界寄了一点钱给我以外，都是我在香港讲经所得的报酬。因为我自己觉得能力有限，为国为教，恐怕没有很好的贡献，这样倒反心安些。
至于北京佛教界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突然莅临，首先觉得非常惊异。有人怀疑我是老干部，伪装着出家人来做工作的。又有人以为我是带着旧的一套，到新社会来钻门路的。有些不明“改革”两字意义的人，则心惊胆战以为我来破坏佛教的，甚而还有人以为我从南方跑到北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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