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來工作的自白
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楞嚴經》
以前種種
也許是出生在沒落的小資産階級家庭的關系，我從小就多愁善感。當風雨晦冥的時候，常常一個人跑到離家五六裏路的山裏去仰天痛哭。月白風清的晚上，則又一個人兀坐在田塍上橫吹短笛。有時在梧桐樹下，對月獨酌，直至大醉酩酊而後已。有時把省下來的一點錢盡數送給小叫花，還替他難過半天。記得大約是十四五歲的時候，寒假在書房裏溫書，看見窗外街道上來來往往的人就自己問“來來往往爲什麼”
剛巧一個朋友走進來，我就問他，“街上的人來來往往究竟爲什麼”
他反問我，“你在這裏又爲什麼”
我當時嚇了一大跳，肩頭上好像挑起一個很沈重的擔子放不下來，從此就想出家。
19歲那一年的暑假，從家裏偷跑到常州清涼寺去找應慈法師，想跟他出家。機緣不順，未能如願，又跑到杭州靈隱寺去出家。剛巧太虛法師在那裏，見面之後，他要我做一篇出家志願書。我用骈文寫了四個志願，一千多字，(從家裏偷跑出來隨身所帶，除替換衣服和雨傘外，只有《老子》、《莊子》，和《昭明文選》叁部書)當中有一個志願是“改革佛教”。其實那時我所知道的佛教，只是在靈隱寺看過幾本《安士全書》一類的知識而已，以前我從未研究過。所謂“改革佛教”，究竟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原稿已在“一二·八”之役被毀)可是太虛法師看了很賞識，評語中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師導，可臻上達”之語。過了幾天，我就跟著太虛法師到廈門閩南佛學院，既未拜師，也沒有皈依，糊裏糊塗研究了幾個月佛學。閩南佛學院大鬧風潮，先父又苦苦催歸，家未出成，又回上海讀了一時期書，秘密參加革命工作。
其實那時搞革命，除了一點赤熱真誠的正義感之外，思想是不明確的，行動也未見得進步。我們雖然掌握了江陰縣兩個報館，和一部分紗廠工人與中小學教員，組織還是稀松的，一切秘密都被土豪劣紳所知道，聯名向江蘇省黨部告發我們。通緝令下，犧牲了一個同志，我逃得快，未遭逮捕，可是損失也很大。其時先父去世未久，悲思未已，再加上這樣的刺激，以前的人生問題又湧上心來，所以決定再到杭州去出家。本未有朋友要介紹我跟熊十力先生讀書，或到山東去跟梁漱溟先生學習，我都辭謝了。偏偏太虛法師又來杭州，承他介紹，依靈隱寺卻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于寶華山，時爲1931年，年二十叁。
出家之後，從法相唯識的研究開始，在一年半當中，把一本十支和所有注疏，都細細看過，又做了很多筆記。自問心頭，佛法對于自己究竟有沒有用，當時只能回答一個否字。繼又白問，佛法對于自己既然沒有用，出家何來，還不如回去。但又一推詳，二千多年來學佛而得到受用的人很多，他們難道盡足愚癡的人
這事關系重大，未便草草，而內心的痛苦則自此不斷增加，有時連做夢也哭醒。有一次我去看馬一浮先生，見面便問“如何足人”
他說從來沒有人這樣問過，如何足人，還要你自己解答。當時不得要領，不禁哭了起來。自此就不看經論，把自己心裏面的問題細細參究。哪裏知道問題一個接一個，非常之多。周少猷老先生介紹我到內學院去，見了歐陽竟無先生，解決了一些普通的問題，心頭終未甯貼。在內學院住了幾個月，應約到四川漢藏教理院去教書，功課不多，又沒有事務方面的牽纏，每天還是苦心參究。經過差不多一年的光景，漸漸覺得對于問題的解答，很多與經論不謀而合，問題也越來越尖銳深刻，即又回到內學院打開經本，從叁論、般若、天臺、賢首、禅、淨，以及大小乘經論，都看了一遍。心裏蘊藏著的問題漸漸少起來了，就到大街小巷去找問題。前後總計看了七千多卷經論，解決了五百多個問題。(每看一本書都做筆記，每一問題的思考與解答都有紀錄，積稿盈箱。)中間還參訪了肇安、玉嵀、印光叁老，才得安心做一個佛教徒，對于佛教的現狀也更深懷不滿，這是1937年以前的事情。
“七·七”事變之後，專門在世間學問上用功，除研治先秦諸子、宋明理學之外，抛荒了的英、日文也開始溫習，又新學德文，希望能看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可是日寇的凶焰，一天天囂張，我逃難的路程，也從福建而香港、而廣東，(在南華親近虛雲和尚，任書記數月。)而湖南，舟車跋涉，貧病交侵，的確沒有辦法能做好學問功夫。1939年在南嶽辦佛學研究社，南昌告警，再也不能耐心讀書了，就率領學生二十余人，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參加抗戰，這是我重新和現實社會接觸的開始。在工作當中碰了很多釘子，有一次幾乎有生命的危險，但倒增長了對于佛法的信心。1940年秋，不能再在湖南住下去了，就到廣西桂林辦《獅子吼月刊》，鼓吹抗戰與佛教革新運動，(“生産化、學術化”兩口號，就是那時提出宋的。)和社會的接觸面更加寬廣。當時有許多人以爲我喜歡活動，其實我是在深入考察社會上每一個階層的底蘊。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也更足以證明佛理的正確，希圖徹底改革佛教教務的心願，也愈加堅定。
1946年回到杭州，住靈隱寺，任職浙江省佛教會及杭州市佛教會，對于佛教界的一切內幕，看得更爲清楚，才知道在國民黨反動政府下面要談改革佛教教務是辦不到的。那時的浙江省主席是沈鴻烈，曾經鼓勵我草擬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務的計劃，我認爲空言無補，沒有理他。後來浙江省主席換了陳儀，杜偉居士當民政廳長，曾經兩次對我說，願意幫助我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務。我當時用書面向他提出幾個問題，沒有得到答複，也就置而不談。事實上社會經濟基礎未變，舊有的一切，結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廳長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觀的願望，唯心的想法，決不會成功的。寫到這裏，不禁使我們想起太虛法師。他幾十年奔走呼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者，受了時代的限製之故也。一代大師赍志以沒，又不禁使我們低回惋惜，聯想到杜工部《吊諸葛武侯》的兩句詩：“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1948年春在香港講經，會到了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郭沫若諸先生。談到佛教問題，大家認爲是一個大問題。人民解放軍不久解放全中國，佛教的現狀，必將打破，以後如何做法呢
還沒有看見新的計劃，實在是一個重大的缺憾。當時我也很著急，講完經，就到臺灣去考察，想看看日本化的佛教，究竟如何。在臺灣一月，走遍全臺，參訪了很多寺廟，認爲日本化是有問題的，(詳情見《臺灣行腳記》，載《覺有情》月刊)改革中國佛教教務，應配合時代，重訂合理的辦法，日本化只能供參考而已。自臺灣回到杭州，開始考慮草擬改革全國佛教教務的計劃，趙樸初居士也爲此到杭州去和我商量過一次，想秘密召集分散在滬、杭、甬一帶的進步的佛教徒開一個會，切實商決具體辦法。因爲我病了一場和其它顧慮，拖延再推延，一直到徐淮戰役結束，江南傳警，大家萬分緊張，無暇及此，我就離杭再到香港。
那時李濟深先生等都已北上，夏衍、潘漢年先生則是中共華南局的負責人。夏衍先生是熟人，潘漢年先生沒有見過。有一次陳劭先與呂集義先生和他談到我，據說他對于佛教問題很有興趣，要我寫一個計劃給他看了再談。我當時寫了一個新中國佛教改革草案，托呂集義先轉交給潘漢年先生。過了好久，沒有消息，去看夏衍先生，知道潘漢年先生把我那一個草案同大家研究過，沒有提出什麼意見，剛巧有人去石家莊，已經帶到北方去了。其實我那個草案是急就章，又不明了解放區的實際情形，很多地方有問題，但當時又的確無人可共商量，只好算了。好在由我一人具名，並不代表佛教界共同的意見。以上是我二十年來參學的經過情形，再總括爲四點說明如次：一、我從小就愛好佛學，改革全國佛教教務是我的夙願。二、佛教教務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須吸收佛教界優秀的素質，作爲基本精神。像印光老人的“真誠”，弘一大師的“清逸”，虛雲和尚、寂雲和尚的“刻苦”，太虛法師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歐陽竟無居士的“赤膽熱烈，願力莊嚴”，都是值得效法，並加以發揚的。叁、事事磨煉，正是入德之門，決不妨礙，也可以說就是真正的修行。相反的，離開了事而想求人理，則是鑽牛角尖，愈鑽愈窄，最後必定斷送了自己的慧命。四、改革佛教教務非但是佛教界的當務之急，並且也是一般社會認爲問題甚大，而且非常需要的。
政協前後
1949年4月3日，和李濟深夫人呂集義先生等，同船自香港北上，事前夏衍先生和廖沫沙先生替我打了電報來。一到天津，受到招待，頗有“意外”之感，總還以爲沾了同行者的光。4月13日抵北京，住永安飯店，起初不知道是政府的招待所，還想自己給房飯錢。他們拒絕了我的意見，招待得無微不至，我才恍然大悟，中國共産黨對于贊成革命、愛好民主的人士，不管力量如何，階層如何，只要肯投向光明，決不遺棄一人，此之謂“統一戰線”。我在欽佩及感激之余，深深的感覺著有點慚愧。所以在永安飯店住了兩星期，搬到北海公園裏面去住以後，我只願意每月向招待所領取75斤麥粉，而不要其它零用錢。一直到1950年2月，我們辦了學習班，夥食有著，就不再要招待。此外我也從沒有要北京佛教界一文錢、一斤面。一切爲公爲私所用的錢，除去年10月上海佛教界寄了一點錢給我以外，都是我在香港講經所得的報酬。因爲我自己覺得能力有限，爲國爲教，恐怕沒有很好的貢獻，這樣倒反心安些。
至于北京佛教界對于我這樣一個陌生人的突然莅臨，首先覺得非常驚異。有人懷疑我是老幹部，僞裝著出家人來做工作的。又有人以爲我是帶著舊的一套，到新社會來鑽門路的。有些不明“改革”兩字意義的人，則心驚膽戰以爲我來破壞佛教的，甚而還有人以爲我從南方跑到北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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