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搶大廟的。但也是有很多明白的人，像周叔迦居士等等，晤談之下，非常相契。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與討論，用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義，爲改革全國佛教，上書毛主席及各民主黨派。其主要意義有四：
一、人民民主主義的革命，徹底摧毀了封建的迷信的最後堡壘，使中華民族掙脫了一切枷鎖，堅強地站起來，建設自由平等的新社會與新國家。這是五千年曆史上最光輝最偉大的一頁，而由于中國共産黨正確的領導，英勇的鬥爭，以及各民主黨派賢明的熱烈的擁護與聲援所造成的。我們佛教同仁，對此新時代的降臨，一致歡喜贊歎，踴躍愛戴。
二、佛教來到我國，雖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曆史，和我國文化的各方面，雖也曾調和融攝，發生過密切的關系，但在封建社會的長期支持之下，自不能超越現實，完全走他自己的道路的。所以不免逐漸變質，以至于背叛了釋迦牟尼。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全國務大小寺院，由封建地主而商店化、家庭化，格外加強了迷信與沒落的傾向，使佛教受盡了社會的揶榆與輕亵。我們實在覺得非常痛心，也曾經做過一點改進工作。但佛教這一個階層，和整個社會是分不開的，整個社會沒有改革，佛教內部的革新也無法進行。所以佛教革新的運動，雖然也有30年的過程，而在這個時代以前，可以說是毫無成績。現在政府替我們把束縛著佛教的封建與迷信的繩索割斷了，並且也把假借佛教名義，宣傳迷信，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的種種邪教，如一貫道、九宮道、普濟佛教會、普明佛教會等鏟除了。佛教將從此站出來，建立他自己的生龍活虎的新生命。所以我們十二萬分感謝這個時代，感謝中國共産黨。
叁、佛教的本質不同于別的宗教，他“無神”又主張“實踐無我”。與時代精神深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臺灣，都是崇奉佛教的。和我們毗連著的國家，如安南、暹羅、緬甸、錫蘭、印度、朝鮮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國家。假定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漠視了佛教這一個單位，恐怕對于解放西藏臺灣和世界革命的進展，或者會發生困難的。反之，如果新中國的國土上，出現了佛教的新姿態，對于全國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進展，或者也不無便利之處。
四、提出“生産化”、“學術化”兩個口號，作爲改革佛教一切製度的目標。生産化可以打破舊時各寺院封建的經濟組織，學術化則加強佛教徒對于佛教的認識與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組織與迷信的愚昧既已毀棄，佛教革命的本質，才能完全流露。這對于爭取落後民衆參加革命隊伍，不是沒有幫助的。
這個意見書的稿子是我寫的，簽名者共21人，可見改革全國佛教教務的時機已經成熟，改革的辦法，雖然還未到確定的階段，也已得到佛教界內一部分人士的贊成，這在解放之前足不可想象的。至于各民主黨派的反映，則都認爲我們提出的意見和辦法，非常合理。組織方面當然不便批示，但和他們談起來，也很表同情。這是我一年來工作的一個段落。
在人民政協籌備開會之前，我在田漢先生那裏遇到了林伯渠先生，他說人民政協裏面，已經決定有宗教單位，我聽到了心裏非常高興。林老又很關切的詢問北京佛教界的情形。我說不甚安定。他說有什“麼具體事實，可以報告他，他再反映上去。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頒布了嚴禁毀壞寺廟古迹文物的通告，佛教界的情緒就慢慢安定下來。不過我以爲消極的保護之後應該有積極的整理。才能收到實效。曾經本著這個意見和張友漁副市長談過一次。張副市長非常開明，對于佛教的情形也相當了解。他說積極整理對于佛教和政府都有益處，但非有一個佛教團體從中領導不可。組織團體的時候，最好以解決佛教問題爲宗旨，不必涉及其它。這是非常賢明的指示。我就根據這個意見，草擬了一個中華全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和籌備會的章程，送請統一戰線部核奪。統戰部的同志說，組織全國性的團體，需要延攬很多的人才， 目前這樣做恐怕是有困難的，最好在開過人民政協之後再談。一則有《共同綱領》可以依據，再則代表本身就負有有處理這個問題的責任。這個意見也是非常正確的，所以就把組織團體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
1949年6月21日人民政協籌備會全體會議通過參加人民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居然有宗教界民主人士七人參加，北京佛教同仁知道了無不額手相慶。當時我寫了一封信給李維漢先生，大意謂：佛教是世界叁大宗教之一，本身有二千五六百年的曆史，信徒遍及亞洲各地，近且爲歐美人士所愛好，就是蘇聯也有幾個著名的佛教學者，而在我國則已經流傳了一千八百多年，到現在還有廣大的信徒，所以佛教是有資格參加人民政協的。誠然我們佛教徒太慚愧了，自民國以來，始終沒有能夠完全打破封建的束縛，努力改造，發揮佛教本有的革命精神而爲人民服務。但是現在非猛著硬鞭，徹底革新不可了。我們想，假定不是太不爭氣的話，經過改造以後的佛教徒，利用原有的信仰基礎，或者也還可以在人民大衆前面，勉盡綿力的。同時爲著信仰，爲著報佛恩，我們佛教徒足要爭取參加人民政協的。隨後我又有一封信給李維漢先生，略渭：
近日于李任潮、田壽昌諸公處，得知政協宗教代表七人中有佛教名額，無任欣慰，願就所知，更爲先生略陳之。政協之有宗教代表，民主政治之盛事也。爲宗教代表者，必須能運用新民主主義之理論，解決宗教上一切問題，而後可告無愧于人民。否則委委蛇蛇，點綴議席，固爲宗教前途之障礙，抑或亦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瑕疵也。就佛教言，囚曆史之久，信徒之衆而積弊愈重，其待解決之問題亦較耶、回兩教爲多。佛教代表所負之責任，自亦較爲艱巨，則佛教代表之選擇，不得不力求嚴格，其理顯然。又依佛教經典，出家僧尼主持佛法，而在家居士護衛佛法、故僧可爲一寺之住持，而居士僅稱護法。近數十年僧尼中固不乏高明之人，而一般素質，每況愈下，其信仰學識，頗有遠在居士之下者，惟其主持佛法之身份，則始終不渝。故言佛教之改造，自以僧尼所住持之寺廟爲主，而居士所組織之佛教團體次之，此在上毛主席書所附《新中國佛教改革草案》中已詳言之。則政協佛教代表，應以出家僧尼爲主，其理亦甚顯然。
這時候陳銘樞居士已來北京，對于佛教代表的名額問題，認爲照佛教的曆史之久，信徒之多來說，在宗教代表七個名額之中，應有叁名。他也曾爲此事和李濟深先生聯名向李維漢先生提出意見。直到8月31號才作最後決定，佛教代表叁名，有一位在特別邀請之中。後來呂秋逸居士因事不能來京，所以沒有發表，而只有趙樸初居士和我兩人出席。我自己明知責任艱巨，難于勝任，但爲二千五百多年的佛教著想，又不能不勉爲其難。這是我一年來工作的第二個段落。
10月1日開國紀念日，在天安門上會見了喬木先生。他說佛教對于東南亞各國的關系太大了，應該組織一個協會，進行工作。我說巧得很，我們正想先組織地方性的佛教協會，著手改革佛教教務，章程草案已經脫稿，待印好即可送上請教。這是因爲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方面的催促而計劃的，但不能不先請示于統戰部。據王伯評先生對我說，統戰部方面認爲佛教教務的需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如何改革，則尚未決定。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央政府裏面，是否設立處理宗教事務的機構，尚在考慮。二、政協全國委員會裏面宗教事務組尚未開始辦公。所以關于組織佛教團體的事情，最好再等一等。當時趙樸初居士因事忙已回上海，而宗教界與政府之間，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我就非留在北京不可了。
自從留在北京，經常和北京佛教同仁討論進行改革佛教教務的問題。這裏面又可分成叁個節目：一、佛教問題研究會，這是在政協開會期間，幫助我收集資料，研究問題的臨時組織。二、僧衆座談會，乃是發動全市僧衆集體討論的組織，也是臨時性質，沒有向政府備案。我在這個座談會上，曾經對大家說道：
我爲佛教在新社會中，爭取一個合理的立場與正當的工作崗位而來北京。進行到現在，這兩個要求，政府已在事實上圓滿答複了我們。至于我和趙樸初居士兩人，作爲佛教代表參加人民政協，並不單純的因爲是佛教徒，而是由于過去對于民主運動多少有過一點貢獻的關系。可以說因爲是民主人士所以才被邀請爲代表，又因爲是佛教徒，所以才被邀請爲佛教界民主人士的代表。那麼我們以後應該怎樣做法呢
我們知道佛教界素來和帝國主義風馬牛不相及，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關系也很少，可是一般社會都認爲我們佛教與封建傳統是有密切關系的。我們不妨自我檢討一下，我們過去的生活來源，依靠著什麼
無可否認的大部分依靠地租，這就證實了我們佛教界和封建主義是個好朋友。此後如果仍繼續過去的作風，不謀改進，時代決不容許我們。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新國家的成立，決不是過去的換朝代，在新社會裏，也決不許可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事情。我們對此點，必須根本覺悟。我們應該利用現在所獲得的合理立場，與正當的工作崗位，及時努力，真正地發揚釋迦牟尼的革命精神，真正從事生産，爲社會爲人民服務，我們才有前途，否則只有被淘汰。按照目前客觀環境來說，佛教並不是沒有前途，但是前途必須我們本身去爭取；並不是沒有光明，光明亦要我們自己去尋求。佛教是有許多問題的，但問題盡容許我們自己去解決；是有許多荊棘的，也盡容許我們自己去剪除。今後爲禍爲福，爲凶爲吉，就看我們如何做法了。
接著有238個主要的寺廟，分別提出改革的意見，大概可以歸納爲四點：甲、徹底消滅封建與迷信。乙、肅清潛伏在佛教界內的外道及假借佛教名義、欺騙民衆的組織。丙、僧伽分別集中從事生産工作。丁、各寺廟産業均爲教産，聽教會動用。話雖如此，實行起來還是有問題的。所以，正式成立北京市佛教徒學習會，先從搞通思想著手。關于學習會和僧尼訓練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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