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抢大庙的。但也是有很多明白的人，像周叔迦居士等等，晤谈之下，非常相契。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与讨论，用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其主要意义有四：
一、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的迷信的最后堡垒，使中华民族挣脱了一切枷锁，坚强地站起来，建设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与新国家。这是五千年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一页，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英勇的斗争，以及各民主党派贤明的热烈的拥护与声援所造成的。我们佛教同仁，对此新时代的降临，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到我国，虽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支持之下，自不能超越现实，完全走他自己的道路的。所以不免逐渐变质，以至于背叛了释迦牟尼。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全国务大小寺院，由封建地主而商店化、家庭化，格外加强了迷信与没落的倾向，使佛教受尽了社会的揶榆与轻亵。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痛心，也曾经做过一点改进工作。但佛教这一个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所以佛教革新的运动，虽然也有30年的过程，而在这个时代以前，可以说是毫无成绩。现在政府替我们把束缚着佛教的封建与迷信的绳索割断了，并且也把假借佛教名义，宣传迷信，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的种种邪教，如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普明佛教会等铲除了。佛教将从此站出来，建立他自己的生龙活虎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十二万分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中国共产党。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深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和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一个单位，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落后民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这个意见书的稿子是我写的，签名者共21人，可见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办法，虽然还未到确定的阶段，也已得到佛教界内一部分人士的赞成，这在解放之前足不可想象的。至于各民主党派的反映，则都认为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办法，非常合理。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但和他们谈起来，也很表同情。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一个段落。
在人民政协筹备开会之前，我在田汉先生那里遇到了林伯渠先生，他说人民政协里面，已经决定有宗教单位，我听到了心里非常高兴。林老又很关切的询问北京佛教界的情形。我说不甚安定。他说有什“么具体事实，可以报告他，他再反映上去。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严禁毁坏寺庙古迹文物的通告，佛教界的情绪就慢慢安定下来。不过我以为消极的保护之后应该有积极的整理。才能收到实效。曾经本着这个意见和张友渔副市长谈过一次。张副市长非常开明，对于佛教的情形也相当了解。他说积极整理对于佛教和政府都有益处，但非有一个佛教团体从中领导不可。组织团体的时候，最好以解决佛教问题为宗旨，不必涉及其它。这是非常贤明的指示。我就根据这个意见，草拟了一个中华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和筹备会的章程，送请统一战线部核夺。统战部的同志说，组织全国性的团体，需要延揽很多的人才， 目前这样做恐怕是有困难的，最好在开过人民政协之后再谈。一则有《共同纲领》可以依据，再则代表本身就负有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这个意见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就把组织团体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1949年6月21日人民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参加人民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居然有宗教界民主人士七人参加，北京佛教同仁知道了无不额手相庆。当时我写了一封信给李维汉先生，大意谓：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本身有二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信徒遍及亚洲各地，近且为欧美人士所爱好，就是苏联也有几个着名的佛教学者，而在我国则已经流传了一千八百多年，到现在还有广大的信徒，所以佛教是有资格参加人民政协的。诚然我们佛教徒太惭愧了，自民国以来，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打破封建的束缚，努力改造，发挥佛教本有的革命精神而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在非猛着硬鞭，彻底革新不可了。我们想，假定不是太不争气的话，经过改造以后的佛教徒，利用原有的信仰基础，或者也还可以在人民大众前面，勉尽绵力的。同时为着信仰，为着报佛恩，我们佛教徒足要争取参加人民政协的。随后我又有一封信给李维汉先生，略渭：
近日于李任潮、田寿昌诸公处，得知政协宗教代表七人中有佛教名额，无任欣慰，愿就所知，更为先生略陈之。政协之有宗教代表，民主政治之盛事也。为宗教代表者，必须能运用新民主主义之理论，解决宗教上一切问题，而后可告无愧于人民。否则委委蛇蛇，点缀议席，固为宗教前途之障碍，抑或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瑕疵也。就佛教言，囚历史之久，信徒之众而积弊愈重，其待解决之问题亦较耶、回两教为多。佛教代表所负之责任，自亦较为艰巨，则佛教代表之选择，不得不力求严格，其理显然。又依佛教经典，出家僧尼主持佛法，而在家居士护卫佛法、故僧可为一寺之住持，而居士仅称护法。近数十年僧尼中固不乏高明之人，而一般素质，每况愈下，其信仰学识，颇有远在居士之下者，惟其主持佛法之身份，则始终不渝。故言佛教之改造，自以僧尼所住持之寺庙为主，而居士所组织之佛教团体次之，此在上毛主席书所附《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中已详言之。则政协佛教代表，应以出家僧尼为主，其理亦甚显然。
这时候陈铭枢居士已来北京，对于佛教代表的名额问题，认为照佛教的历史之久，信徒之多来说，在宗教代表七个名额之中，应有三名。他也曾为此事和李济深先生联名向李维汉先生提出意见。直到8月31号才作最后决定，佛教代表三名，有一位在特别邀请之中。后来吕秋逸居士因事不能来京，所以没有发表，而只有赵朴初居士和我两人出席。我自己明知责任艰巨，难于胜任，但为二千五百多年的佛教着想，又不能不勉为其难。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第二个段落。
10月1日开国纪念日，在天安门上会见了乔木先生。他说佛教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太大了，应该组织一个协会，进行工作。我说巧得很，我们正想先组织地方性的佛教协会，着手改革佛教教务，章程草案已经脱稿，待印好即可送上请教。这是因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方面的催促而计划的，但不能不先请示于统战部。据王伯评先生对我说，统战部方面认为佛教教务的需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如何改革，则尚未决定。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央政府里面，是否设立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尚在考虑。二、政协全国委员会里面宗教事务组尚未开始办公。所以关于组织佛教团体的事情，最好再等一等。当时赵朴初居士因事忙已回上海，而宗教界与政府之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我就非留在北京不可了。
自从留在北京，经常和北京佛教同仁讨论进行改革佛教教务的问题。这里面又可分成三个节目：一、佛教问题研究会，这是在政协开会期间，帮助我收集资料，研究问题的临时组织。二、僧众座谈会，乃是发动全市僧众集体讨论的组织，也是临时性质，没有向政府备案。我在这个座谈会上，曾经对大家说道：
我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来北京。进行到现在，这两个要求，政府已在事实上圆满答复了我们。至于我和赵朴初居士两人，作为佛教代表参加人民政协，并不单纯的因为是佛教徒，而是由于过去对于民主运动多少有过一点贡献的关系。可以说因为是民主人士所以才被邀请为代表，又因为是佛教徒，所以才被邀请为佛教界民主人士的代表。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样做法呢
我们知道佛教界素来和帝国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很少，可是一般社会都认为我们佛教与封建传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不妨自我检讨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来源，依靠着什么
无可否认的大部分依靠地租，这就证实了我们佛教界和封建主义是个好朋友。此后如果仍继续过去的作风，不谋改进，时代决不容许我们。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新国家的成立，决不是过去的换朝代，在新社会里，也决不许可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事情。我们对此点，必须根本觉悟。我们应该利用现在所获得的合理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及时努力，真正地发扬释迦牟尼的革命精神，真正从事生产，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我们才有前途，否则只有被淘汰。按照目前客观环境来说，佛教并不是没有前途，但是前途必须我们本身去争取；并不是没有光明，光明亦要我们自己去寻求。佛教是有许多问题的，但问题尽容许我们自己去解决；是有许多荆棘的，也尽容许我们自己去剪除。今后为祸为福，为凶为吉，就看我们如何做法了。
接着有238个主要的寺庙，分别提出改革的意见，大概可以归纳为四点：甲、彻底消灭封建与迷信。乙、肃清潜伏在佛教界内的外道及假借佛教名义、欺骗民众的组织。丙、僧伽分别集中从事生产工作。丁、各寺庙产业均为教产，听教会动用。话虽如此，实行起来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正式成立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先从搞通思想着手。关于学习会和僧尼训练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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