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经过情形，另有总结报告，此地不谈。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就是僧尼训练班的成绩，虽然并不如预期的圆满，而不是没有效果的。经过训练的僧尼，思想上比没有经过训练的进步多了。他们认识了时代，认识了佛教的真精神，接受得了改革佛教教务的理论与办法。也知道佛教的前途是要我们用自己的血汗去争取的。因此我们开办麻袋工厂，把他们吸收在这一个生产部门里去，配合着“新丛林”的计划，开展中国佛教新建设的第一步，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第三个段落。《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如次：
一、凡愿成立新丛林之寺院，由全寺大众及有历史关系之信徒居士，共同选举委员会七人或九人组织事务委员会，分别负责。
二、正副主任委员必须由出家者担任，其它事务如出家者无人或不能负责时，可由居士担任之。
三、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连举得连任。
四、委员会下分总务、学习、生产、修持、研究等组，其事务分配如下：
(一)总务组——处理庶务、会计、出纳、知客等事宜，相当于库房与客堂。
(二)学习组——主持学习新民主土义及佛学纲要事宜。
(三)生产组——处理工业或农业生产事宜。
(四)修持组——安置年老僧人，及居士之愿专心修持者。年轻者如欲参加，必须在工作之余。
(五)研究组——安置文化水准甚高、佛教研究有素之僧人，使之专门研究，但每半年必须有重要论文一篇。
五、委员会成立之后，凡欲参加新丛林者，须经详细审查，及委员会通过后方得加入。如中途退出，经劝导无效，得任其自由。
六、凡参加新丛林之人，除年老者外，须以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取得生活资粮，寺中不供给膳食。
七、寺庙房产收入，除供养年老者及研究员外，所有盈余，作为支付捐税之用。
八、每人工作报酬，得酌量情形提出公积金若干成，作为福利基金及其它不时之需用。
九、经济公开，每月公布收支实况一次。
十、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每人每日皆以八小时为标准。此外每日上殿一次，学习新文化一次，学习佛学纲要一次。上殿仪式另行规定。
十一、凡参加新丛林者，其所有小庙，应全部交由委员会处理。
十二、服装，清规(包括出家受戒等项)之改革另定。
关于各宗教教务改革的问题，自人民政协闭幕之后，即不断与政府商量，直到今年五月五日才由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二次座谈会，正式提出讨论。首先由代组长陈其瑗先生传达周恩来总理对于宗教问题的指示，大意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基督教应坚持反帝，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各地妨碍宗教信仰自由的事情，应极力纠正。继浦化人先生发言谓：“各地干部对于宗教问题，有些处理得不好。这不仅对于宗教如此，对于其它问题亦然。请宗教界不要悲观，要相信政府。困难足可以克服的，整风之后，或可以好转。”最后陈其瑗先生分三点答复我提出的问题：一、保存古迹文物，不单足佛教的问题，政务院不久有明令指示。二、《社团登记条例》，已经反复商讨多次，不久亦可公布。宗教团体不在例外。三、机关部队借用教堂(也包括寺庙在内)，应取得其负责人的同意，本年一月间亦已由内务部发出指示。但有空屋的寺庙，应体谅各地房荒的情形，协助当地政府解决困难。至于基督教的改革方针，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曾经八易其稿，直到9月23日才正式公布，可见其慎重将事。
5月29日，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三次座谈会，讨论我提出的三个文件：一、目前佛教的情形，二、关于处理一般宗教问题的意见，三、改造佛教的意见。蓝公武先生说，改革宗教的主要目标为劳动生产，抱残守缺的迷信思想要洗刷干净，寺院的地主资格应取消，招收小孩子出家的子孙堂制度，也不应该存在。对于我提出的改革意见表示拥护。谢邦定先生补充了四点意见，为进行宣传，争取自愿，重点示范，教养并重。我觉得都非常正确，就从头加以修改，成为《改革佛教的意见》，叙文和基本原则如下：
全国佛教信徒，对于新时代的降临，新国家的成立，衷心的表示拥护与爱戴。我们不以佛教在我国历史之久，信徒之众，寺庙之多，以及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密切而自满，自傲。相反地，我们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结下了不解缘，而佛教徒的思想与行为，也大都是迷信落后的。因此我们竭诚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领导之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以求洗净佛教界内到现在还存在着的寄生、懒惰、消极、退避等等足以妨碍社会发展的污点，恢复原始佛教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使佛教成为新国家的建设的一种力量。改革佛教的基本原则，拟定如次：
一、由于佛教受封建迷信的熏染甚深，改革之初，以反封建、反迷信为主要工作。同时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及国家建设的胜利完成，故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
二、从劳动生产彻底改革佛教的现行制度，使出家僧尼，老者有所养，少者有工作，消灭寺院的地主资格，子孙私有制度，和迷信营业。
三、依据人民政府《共同纲领》第四十条之指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弃伪扬真以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发扬菩萨行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实践理论；在文物方面，保全资料，芟芜去秽以整理典籍。
这个《意见》又于6月10日宗教事务组第四次座谈会提出讨论，大家认为相当正确，合于新社会的政策。不过进行起来，不要心急，措辞也要婉转些，以免引起误会。陈其瑗先生传达周恩宋总理的指示，也要我们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作决定。因此于6月18日由李济深、陈铭枢、唐生智、赵朴初、方子藩、周叔迦和我七人，邀请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当中，与佛教有关的诸先生在森隆饭庄座谈。出席者除主人外，有叶恭绰、李一平、周太玄、李明扬、林钧志、董鲁安、梁漱溟、李根源、喜饶嘉措、郑振锋、沙咏沧等十余人。谈论记录，约略如下：
巨赞报告草拟《改革佛教意见书》的经过，以及与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两次协商的情形。
赵朴初改革佛教的意见，现在所提出来的，可以说是草案的草案，尚须经过各方多次讨论才能成为佛教界全体的意见，据基督教改革意见的修正情形，最初所提，注重在向政府要求解决问题，至最后第八次修正案，完全注重在教会本身工作。佛教改革方案，可以参考。但佛教改革为势必所需，与其被动，不如争取主动。
叶恭绰佛教情况，素来散漫，而且分散在广大区域。若首先从全国性的改革工作着手，恐怕很多困难。即就经济方面而言，很成问题。似可先从地方性的工作着手，规定一个能够适合某一地区的办法，可比全国性划一之整理为易。
陈铭枢改革佛教的意见，今天就北京方面同仁先作商讨，然后再向全国佛教界征求意见。待有决定，再谋组织佛教会。
梁漱溟佛教徒素宋像一盘散沙，亟应设法结合成一个中心，即可以今日之集会为基础，本人极愿尽一份力量。
喜饶嘉措改革二字，对于佛教未可轻用。据《意见书》中所说，不过教务问题。佛教徒的行为，本应随地区随时代而求适合，但教理与修养，即所谓佛教，绝不容有所变更，理应坚持，今定名为改革佛教，在汉文中或无问题，若译成藏文，则可能发生极大误会。至于佛教徒的行动如何能与政府相配合，本人以为此正佛教徒份内之事。
巨赞就我们内地佛教的习惯来说，一提到佛教，大都指佛教的形式或制度而言。如果就教理与修养来说，则平常都用“佛学”或“佛法”的名词。所以我们之所谓改革，与喜饶大师的意见相同。
周太玄改革佛教制度，乃僧伽之事，可召集各地僧尼商讨之。
赵朴初现在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没有组织，无法维持。可以先组织类似佛教徒联谊会性质的团体，以为各地佛教徒互相联络的机构。
李济深：就今日情形而言，改革佛教较宣扬教理工作为急。可先将《意见书》分寄各地寺院征求意见，再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商讨。
巨赞组织佛教团体，固然要紧，广泛征求意见，也是必须，但总得先有几个基本原则做根据，始能发生作用，否则一定漫无结果。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改革意见，应该认为当作根据的基本原则。
讨论结果。为避免误会起见，《改革佛教意见书》改题名为《中国佛教教务改革意见书》。先由巨赞征求北京市僧尼意见，方子藩居士征求上海方面僧尼意见，然后再定期在上海邀请各省市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佛教代表，及佛教界热心改革的人士开会，共同讨论。与之同时，我们发起组织现代佛学社，出版《现代佛学》月刊，公推陈铭枢居士为社长，巨赞为主编，其它详细情形，见该社缘起及简章，不赘。不过有一点也可以说说，就是现代佛学社自6月18日发起以来，不到三月功夫就出创刊号，各方面进行得都非常顺利，这或者是十方三宝加被之力。而我们从此在首都有了自己的刊物，可以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纠正佛教界内的错误思想，发扬释迦牟尼的真精神，以及反映全国佛教界的各种情形。水到渠成，功不唐捐，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第四个段落。
以上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经过情形，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功绩，但是我的确为佛教尽了能尽的力量，并且也不是完全没有眉目。这就不能不感谢时代和政府当局的照顾周到，指示贤明。同时得到李济深、陈铭枢、赵朴初、李明扬、周太玄、叶恭绰、李书城、周叔迦、沙泳沧诸位居士，和贤良寺的圣泉和尚、极乐庵的达如和尚，在各方面提携护持，才能有这样的结果，这也是应该特别提出来报告全国佛教同仁的。
为全国佛教同仁进一言
一年来，接到全国佛教同仁寄来很多的信，记得只有南岳的明真法师这样说过：“南岳上封寺惨遭焚如，固然非常可惜。但穷源掘根，实我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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