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論佛教革新運動中的困難問題
關于佛教的整理或改革，一般人都認爲是一樁艱巨的工作，有人並且說足一切改革工作中最困難的一環，我近來也深深覺得。但所謂艱巨或困難，一般人大都指形式或製度而言，我所覺得的艱巨與困難，則不單足形式或製度而已；並且以爲形式或製度的整理，並不足一樁很難的事情。因爲某些佛教問題，其實不是佛教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譬如寺廟的零亂，僧尼的龐雜，以及戒律與清規的廢弛等等，我認爲都足社會問題而不足佛教本身的問題。社會問題將隨社會的進展而逐漸得到合理的解決，就是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和封建頑固的堡壘，就我看來，決不可能存在很久。所以我始終對于佛教形式或製度的改革，抱定樂觀的態度，如要解說，也很簡單。
我們知道寺廟之所以零亂，僧尼之所以龐雜，完全由于過去寺廟經濟寬裕的關系，或者說足吃飯太容易的關系。佛教界內不足流行著“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兩句詩嗎
“飯似山”，“任君餐”，何等闊綽，何等自由，欲求不零亂龐雜而不可得， 自然談不上戒律與清規了。現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天下叢林吃飯難，缽盂到處不成餐”，把佛寺當作救濟院的情形以後不會再有的了，僧尼分子也就龐雜不起來；僧尼分子不龐雜，寺廟也就不會零亂，就有戒律與清規可講了。這不足很簡單很明白的事嗎
就這一點說，我們的擁護《共同綱領》和《上地改革法》，也是爲了佛教的整理或改革。而《共同綱領》和《土地改革法》足中國人民革命的大憲章或基本政策，決不因爲我們佛教徒的擁護與否而有所改變。也就是說，不管中國佛教徒對于《共同綱領》及《土地改革法》的態度如何，這個大憲章或基本政策必定全部付之實施的。那也就是告訴我們，不管全國寺廟僧尼以及所有佛教徒對于佛教整理或改革的態度如何，佛教的形式或製度總是要整理或改革的。我的所以樂觀，其原因在此。當然，提到整理或改革，無論在那一個過程，那一個階層中部有曲折，都有困難的，所謂樂觀，乃是就總的趨勢而說。
那末所謂困難是什麼呢
我深深的感覺到，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在家男女居士在內)的思想與行動大都(不足完全)暮氣沈沈，缺乏朝氣。好像一學佛，就把人類一點精光燦爛的勢力埋葬起來似的。用佛教的用語來講，或者可以說是放得下、提不起。然而照禅宗祖師們的說法，放得下的一定提得起，提不起由于未曾放下。這個放而未下、提而不起的狀態，最足尴尬，沈沈的暮氣，足從這裏放散出來的。那末佛教同人們平常說“四大皆空”、“如夢如幻”，還有什麼放不下呢
要解釋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我想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說起。
個人主義(Inpidualism)是一個常用而極爲流行的名辭，他的含義很多，大概爲：相信個人是真實的，相信一切社會組織是由個人構成，以個人爲其終極或最後的單位；相信一切社會組織是爲個人而存在，及以個人爲目的。總之，以個人爲主體，而團體組織次之。這個思想的起源很早，應該追溯到兩千五六百年以前。
梯利(Frank Thilly)說：“西洋古代的民族中，其思想很少有超出神話的階級以上”。(陳正谟譯《西洋哲學史》第一頁)其實何止西洋古代的民族如此，東方古代的民族也是一樣。這說明人類最初被神話迷信統治著的。被神話迷信所統治，就不能不服役于鬼神。如《國語》卷二雲：“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裏，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這已經是很文明的記載了，此外許多野蠻的非人道的舉動，大家也都知道，不必詳舉。嗣後人類的文化進步了，就有人向神權提出抗議，如《左傳》卷叁雲：“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希臘的勃洛塔戈拉斯(Protagoras)說：“人足萬事萬物的尺度。”印度的釋迦牟尼也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許多代表人類智慧的至理名言，都發生在二千五六百年前左右，一般哲學史上，通常稱之爲“人的發現”。也就是說在二千五六百年前，人類才開始確立人的尊嚴，以反抗或解放神權迷信加于人類的壓迫。“人本主義”(Humanism)的思想，從此萌芽。
人類的曆史上，自從發現了人，産生了人本主義，文化才有正常的進展。可是進展的方向，也有兩面：一面足向個人主義走，一面是向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走。先說向個人主義走的一面，以西洋文化爲代表。西洋文化的開創，自然要上溯到古代的希臘。希臘人個性特別發達，愛形式的美，重視體格的健康，有獨立自由的精神，而結果形成一種個人主義。又希臘哲學家大都認爲靈魂是一種心理的個體，是一種有實質而永恒的實有物。他是我們的“自我”，表明了此一人和彼一人的區別，表明了心理自我和肉體自我的區別，也表明了個體人格足可和他的團體、他的家庭分離的。柏拉圖(Plato)主張靈魂不朽，主張靈魂遷移，及以靈魂之離開身體爲可喜，也就是把靈魂看作一種獨立自存的事物。在柏拉圖眼中，靈魂是一種純粹心理的原子，是私有的、孤獨的、無所聯系的，這也助長了個人主義的發展。其後基督教的靈魂觀，也受了柏拉圖的影響，所以基督教的建立者仍著重靈魂的原子狀態，仍著重個人自身的責任，而家庭的聯系爲次要。如《馬太福音》第十章說：“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這是絕好的證明，所以基督教是偏重個人主義的，西洋社會也就很自然的偏重于個人主義，因爲基督教足西洋文化的主流。不幸基督教成爲西洋文化的主流之後，教會的神權封建統治，把新鮮活潑的人本主義，活生生地扼殺了，因此造成西洋中古史上的黑暗時期。
文藝複興舉起了反抗神權封建統治的大旗，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更是從宗教本身解放教徒，打破教會包辦製度的急先鋒。這也就是重行恢複人本主義，走回個人主義的路子，這時候資本主義已漸萌芽，加上工業革命的成功，奠定了資本主義的基礎，經濟上層開了自由競爭，使個人主義格外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西洋文化能有今日的偉大成就，也未始不是肇端于此。但是個人主義發展到最高峰，造成了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兩條斷送個人主義的死路，此路不通，個人主義實有修改的必要。過去資産階級的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通常把法西斯主義歸入“集體主義”裏面，這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看，希特勒提倡優秀民族論，實施嚇詐政策，那一樣不是個人主義極度發展的表現。所以法西斯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都是個人主義發展到無可發展，“圖窮匕首見”的猙獰面貌。美帝國主義者目前瘋狂的侵略行動，不就是很好的說明嗎
帝國主義必然死亡，而且爲期不遠。但是人類要活下去，活下去必得走活路。個人主義的死路不能再走的了，就只有向“集體主義”走。共産主義的基本精神是集體主義。一般人提到“集體”就頭痛，認爲“集體”以後，就失掉個人的自由，宣告了個人的死刑。去年二月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和幾位鍍過金的教授談起解放的一切，他們都非常駭怕，認爲解放之後，決不會要他們教書的了，學術研究也一定沒有自由，所以他們都苦悶得要死。現在事實證明不是那麼一會事，爲什麼
因爲共産黨是應用唯物辯證法解決一切問題的，從每一個問題的發展過程，內在矛盾和對立的統一等方面去解決問題的。因此共産黨所采取的集體主義，決不是片面的集體，抹煞個性或個人的集體，而是吸收了個人主義的長處的矛盾統一的集體主義，我創造一個名詞，稱之爲“人本的集體主義(Humanigtic Collectivism)。法捷耶夫說：“蘇聯文學重複證實了那偉大作家高爾基所說的話：“人，這是多麼驕傲的名字啊!”蘇維埃文學努力著使人類價值恢複其真正的意義。”(袁水拍譯《我們的現實主義的道路》)李立叁也說：“舊社會整個生産製度，整個生産組織，都建築在機器值錢，人不值錢這樣一個基礎上的。現在首先要大家改變重視機器，輕視人的觀點。要學會重視人，要懂得人是最可寶貴的資本，足人造機器，而不是機器造人。”(《勞動政策與勞動部的任務》)這都可以證明我所創造的那個名詞足有道理的。又“人本的集體主義”之具體表現爲民主集中製，從這製度所産生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也可以見到“人本的集體主義”的確吸收了個人主義的長處。他給個人以充分的自由與合理的尊重，而又不足漫無邊際。新中國的成功在此，人類之有光明的前途也在此。
西洋社會是個人主義的社會，西洋文化是個人主義的文化，鐵案如山，誰也不能否認，那末我們中國呢
中國文化正式的開展是周朝，通常以周公、孔子爲代表人物。周公製禮樂，建立了宗法社會的基礎；孔子注重實踐，思想也比較開明，但對于宗法製度極力加以維護，所以我國文化的面貌，始終帶著濃厚的封建色彩。後來道家思想出現在戰國時代，以老莊爲代表人物，則是典型的個人主義。這兩派學說在秦漢之際合流而形成像董仲舒那樣雜牌的儒家，終兩漢之世，糾結一團，曆時愈久而愈不能分，造成表面是儒家而內容是道家的意識形態。這個陽儒陰道的意識形態，我也創造一個名詞，稱之爲“封建的個人主義”(Feudal Inpidualism)。封建的個人主義與單純的個人主義不盡相同，單純的個人主義以個人爲本位，封建的個人主義則夾雜著以宗法或家族爲本位的成分在內。這是中國社會和西洋社會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二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停滯不進的原因之一。
兩漢以後，陽儒陰道的意識形態一直在發展，魏晉清談，六朝玄學，大家曉得道家的氣息很重，宋明理學有人講過程朱受道家的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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