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巨贊
從佛教的破除迷信說起
墨子志天，明鬼，而“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2〕，他的“道統”，從此再傳即絕。原因據說是中國人迷信宗教的心理，素稱薄弱；孔子的確也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教條。但是自從“夢見金人”、“白馬馱經”以來。到現在1872年(公元68——1940年)，佛教非但控製著中國大部分民間思想〔2〕，柳翼謀先生還說：“佛學發天人之秘，拯盜殺之迷，吾國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學以爲範”〔3〕。爲什麼
約翰根室(John Gunther)說：“佛教不承認任何神爲最高存在物，佛教是一種行爲的模範，一種合理主義的體驗，……所以極迎合中國人的嗜好”〔4〕。此外還有人說：“佛教非宗教，非上帝觀。非宇宙論，非多神之崇拜者：是富有道德的系統，爲各宗各教之最高峰；其在哲學上的地位，已被世界各國共同承認爲現代最精密的理論派。釋迦牟尼的地位，實超越于達爾文，利特雷諸人之上”〔5〕。那末佛教決不是初民心境中神秘迷信的産物，佛教徒當然更不是傳習巫術(magic)、播植迷信以自活的巫師。
釋迦牟尼成佛之前，整個印度，籠罩在婆羅門神話的氛圍之下。社會上嚴格地分成四個貴賤貧富懸殊的階級，奉行著繁文褥節的祀神儀式，口裏還喃喃地背誦收集在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裏的各種咒語，祈求平安、長生，和賭博時的幸運，或希圖藉以驅除野獸，疾病，仇敵與魔鬼。佛則大聲疾呼，一掃而空，非但不准來自各個階級，而融融泄泄如父子兄弟的門徒祀神，並且連占蔔星相運氣煉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佛教是徹底破除迷信的、革命的。《景德傳燈錄》上告說我們，唐代的禅宗寺院裏，有許多簡直沒有大殿，不塑佛像。而當時那些繼往開來的“祖師”，如馬祖、百丈、黃蘖、靈佑，則大都采取生活自給的辦法，參禅不忘種田。這和1239年佛羅倫斯的San Donato Frael Torri寺院，從事機織以自給的辦法有點仿佛〔6〕。就社會經濟條件和慈悲平等的立場上研究起來，當然是值得稱譽爲“合理”的，雖然錫蘭緬甸的僧徒，至今還固執地以實行沿門托缽的原始佛教製度爲合法。
然而奇怪的是：傅弈、韓愈以後，像歐陽修、王船山之流，時刻诋毀著和尚們的不織而衣、不耕而食，寺廟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違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于構成現在叢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廟家庭化的畸形狀態。所謂最精密的理論，自宋以來，就逐漸被那些多閑的長老們菲薄著，目爲義學空談。大部分和尚，本來是爲著生活出家，更用不著佛理。整個佛教界浮沈在愚河癡海的無知濁浪之中，跟著來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發他所毀棄過的祀神儀式和咒語，同時還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同源論取中道而代之，也還可以勉強名之曰清談或空談，縱然並不是學理；定數論、定命論則暗地裏戕害著廣大群衆奮發有爲的心靈，敵人正利用他麻醉我淪陷區內的同胞。此豈佛所及料哉!怎怪得社會人士，對于佛教與佛教徒的譏诮攻難
這之間，便有新佛教運動發生。
以前種種
新佛教運動的發端，應該推溯到同治五年楊仁山先生在南京創辦的金陵刻經處。有了他，我們才能看見號稱基本佛學，而“道喪千載”的相宗典籍，元明以來非科學的佛學研究方法，爲之一變。其後仁老就刻經處設立只桓精舍，想借以培植一批新的幹部，能夠直接從梵文巴利文的原典，考校曆來翻譯的同異，以資雕印方冊全藏。曼殊大師也是教師之一。好事多磨，不久就告停頓。金陵同仁，一方面還是募款刻經，一方面則另辦佛學研究會，從事于法相唯識的鑽研，主其事者爲宜黃歐陽竟無先生。據歐陽先生的口述，那時他們生活環境很苦，常常要自己動手燒飯，參考書籍的供應又不夠；一甯不明，窮思累月，令人想起日本維新志士，沒有文法、字典作參考，埋頭學習荷蘭文、英文的艱苦作風。
又據傳說：端午橋于兩江總督任內，因只桓精舍停止，曾在南京創辦僧立師範學堂，谛閑、月霞兩法師相繼主持其事。革命軍興，午橋被害川中，僧立師範學堂校舍全毀，當時的一切組織教育情形，也因之泯滅無存，可以說是新佛教運動的第一場損失。和僧立師範學堂同時，湖南新學之風正盛，廟産興學的風潮，逼得長沙的和尚也辦了一個僧學校。那完全出于臨時抑製的心理，事過境遷，自然偃旗息鼓，經過情形，也很難考索。據說爲長沙和尚獻此抵製妙策者日僧水野梅曉，民國以來頗有師其成法，與社會周旋者，這是新佛教運動當中的“油瓶”。
由于金陵刻經處、只桓精舍、佛學研究會的開發，民國元年才有佛教會的組織，發起人蒯若木，孫少候，李證剛，歐陽竟無等，都是楊仁山先生的朋友或弟子。他們想使政教分立，徹底改組佛教的陣容，所以對國民政府用公函而不用呈。那時，國父是臨時大總統，對此很爲贊成，有函複佛教會雲：
敬複者頃奉公函，暨佛教會大綱及其余二件，均悉。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法，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衆生完全之幸福爲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暨暢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贊歎。近時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幹預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爲約法所容許。凡承乏公仆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貴會大綱，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條件亦一律附發。複問道安。孫文謹肅。
這新佛教運動史料中的瑰寶，原件似乎保存在支那內學院。當時可惜幹部缺乏，居士和尚複不能協調，蒯若木等遂完全退出，交詩僧寄禅接辦。寄禅受和尚們包圍，佛教會的宗旨，由政教分立徹底改組佛教陣容，而變爲乞求政府通融，保護廟産。新佛教運動的一片慈雲，又被“業風”吹散。
太虛法師是只桓精舍的學生，天然是新佛教運動的同志。民元政治革命的成功，激勵他和仁山法師等對准舊僧的堡壘投了一顆炸彈——鬧金山。可是佛教會早就“變相”，並且交結權貴，根深蒂固。他們失敗，太虛則消聲匿迹，在浙江普陀山閉關叁年。印光法師對我說：他在關房裏寫了許多改革僧製的計劃，《整理僧伽製度論》也是那時寫的。他的天分本來很高，文字也相當動人，出了關，時事又許可他“繼續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學雜志出世，開展新僧運動的廣大宣傳。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以及漢藏教理院等等都是在這種宣傳下面建立起來的，而武昌佛學院則是新僧的黃埔。
比武昌佛學院的建立稍前，歐陽竟無先生擴充佛學研究會而成支那內學院。沈子培、章太炎、陳叁立、葉恭綽、梁啓超等皆是熱心贊助之人。登高一呼，衆山悉應，接著就有法相大學出現。蔣維喬、梁啓超都去聽講，其盛可知。至于開辦法相大學的目的，一般人總以爲不過整理教理而已，其實小看了他們。他們想把法相大學逐年畢業的學生，調和在整個教育界中，佛化全國。民國十六年(1927年)，國府奠都南京，法相大學校址以地當沖要被收買，一切計劃，就此停頓。而內學院的同門如湯用彤、景昌極、熊十力、缪風林、蒙文通、盛成中等，都是大學教授，對于佛化的推進，當然還是很有關系。
太虛法師的計劃也很偉大，他自己說：“統率無方，實行不足”，所以有許多事業，沒有經過必要的階段而躐等以進；和文化界也失去學術上的聯系，影響到幹部的健全，阻滯了發展的進程。從前新舊僧之爭，曾經鬧得烈烈轟轟，像煞有介事，結果逐漸消沈，以至于新舊僧同流合汙。民國二十年左右，已經不大聽到新的論調，抗戰以後，似乎又有點起色。不過如芝峰、大醒、法舫、法尊、竺摩、印順諸師，在學問和事業上，都是很有辦法的。新僧運動終于要在他們手裏成功。
推波助瀾
“抗戰烽火”燒著“拖地的眉毛”，東戰場上僧侶救護隊的勞績是不可磨滅的，新僧所爲也，誰也不能否認是新僧的一大進步。停頓、解散，不是他們的過失，沒有做到的地方，我們替他補上了。
去年南昌失守之後，整個湖南震蕩著，連我在南嶽福嚴寺講學的華嚴研究社也起了騷動。我們以爲佛不許可侵略，所以鼓勵抗戰；佛教徒是應該參加阻滅侵略的抗戰陣線的；同時對于民衆的動員，佛教徒也可以爲國家民族盡一點力。所以××幹部訓練班的政治部主任陳石經軍長幫助我們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並且關切地指出我們應該做的工作：
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論，對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傳，使他們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惡果，而厭戰反戰。
第二，聯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質方面，作反侵略的總動員。
第叁，利用廣大群衆，對于佛菩薩的信仰，說明佛菩薩也要他們起來保護祖國，以堅定其抗戰的決心。
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國如緬甸、暹羅、錫蘭、安南等處所作征服中國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傳。
第五，要嚴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組織起來，拉到抗戰的陣線裏去。
第六，要以純正的佛理，洗滌佛教界內一般不正確的理論與組織。
佛教青年服務團，就在這幾個工作目標之下，取得第X戰區政治部的補助而成立。我們的同志——大定、光宗、澄源、洗塵、明恒、明悟、理妙、西岸、潔矩、遍濟、煥文、法奘，……——都認爲參加抗戰，是佛教救世精神具體的表現，同時也就是宣傳佛教的絕好時機，所以大家很興奮，不怕吃苦。
在南嶽，我們策動南嶽佛道救難協會的成立，集中南嶽全山壯丁年齡內的僧道訓練一月，結業後，他們組織流動工作團，由暮笳法師率領，出發衡陽…
《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