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间佛教的反思
“人间佛教”是即世而出世、以人为本、即人成佛的一种思想与修行体系，反映了佛陀的出世本怀，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精神。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太虚大师创造性提出并身体力行，以后又由其学生、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详加论证、弘扬，使人间佛教理论体系渐趋完备；同时，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在大陆历经艰难，大力提倡与推动；星云法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等在台湾等地大力提倡与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因而日益深入人心，已成为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共识。可以说，人间佛教的提出与完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智慧的结晶，也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或口号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时代与社会因缘，以及坚实的理论基础(参看陈星桥：《略论人间佛教》，《法音》1997年第9、10期)。问题是：政教学三界的许多人士对此并不了解，往往望文生义地加以解读，结果使人间佛教不是狭隘化，就是变得庸俗化；其次，人间佛教的提出已有大半个世纪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间佛教不得不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在中国佛教不断发展、并将全面走向世界的时候，对人间佛教思想及其事业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一)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人间佛教”既可说是一种思想体系，也可说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一面旗帜，它为佛教所本有，并非新创。但对于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的信众来说，它的确是由太虚大师、印顺导师等“刮垢磨光”、“去腐生新”之后，才为人们所重新认识。下面笔者试着概括介绍一下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与特色。
1、重视原始佛教。初期佛教不仅为佛教之源头，也为佛教之根本，要寻求纯正的佛法，非研究以四《阿含经》和《四分律》等为代表的早期佛教经律典籍不可。如印顺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说“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在原始佛教中，信仰的中心是那位生于人间、修行于人间、成佛于人间、弘法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弘扬的根本教义是四谛、十二因缘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修持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三学，强调的是“以戒为师”、摄身口意、修十善业和八正道，提倡的是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反对的是“天启”、“神创”、“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占卜与咒术，以及苦行、纵欲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的应有内容。
2、重视菩萨道。菩萨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是原始佛教的合理展开，是佛陀救世度众生的精神体现，是即世(随缘度生)而出世(修行解脱)的修行方法，是完善人格、成就佛道的必由之路。它所依据的根本教义是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所阐述的缘起性空(包括如来藏缘起、阿赖耶识缘起、法界缘起理论)、中道与诸法实相，修行的基本方法是四摄(惠施、爱语、同事、利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强调的是发菩提心和诸宏誓愿(如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诸善巧方便度脱众生，提倡的是更为深广的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对治的是一味厌世、急证自了、食古不化。这些也都是人间佛教所诉求的。印顺导师所谓“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印顺《印度之佛教·自序》)。其中的中期、后期佛教分别指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和密乘佛教兴起时期。印顺导师认为中后期佛教掺入了部分印度教梵我合一与性力崇拜等内容，这些内容本为佛教极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所不容的，因而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3、人间佛教的重心是人界的提升。人是六道众生的一类，佛教视人类为最具可塑性、可转变性的，即最易于提升，也最易于沉沦，人间佛教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格，并进一步升华为最高层次的神格——佛。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要即世出世、即人成佛，关键在乎一心。这就要求广大佛教徒发菩提心和长远心，广度众生，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夫修人间正行(五戒十善)，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这种既修福又修慧，既重视家庭与社会责任，又不忘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怀，是大乘佛教精神的体现，同时也特别适合于当今中国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可一改以往佛教被山林化、被外界诟病为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状况。
4、人间佛教不属于任何宗派，惟以弘扬纯正的佛法、启人智慧、净化人心、和谐家庭与社会、庄严国土(包括环境、生态的治理与保护)、利乐有情(包括众生身心烦恼的解脱)为原则，反对神化、鬼化、死化、巫化的佛教，同时也反对商业化、庸俗化的佛教。正如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确认佛法的衰落与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关，那么应从传统束缚、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过去封建帝王以“神道设教”实行愚民政治，的确使佛教附上了过多的神秘外衣；宋明理学的排佛加重了佛教的山林化、边缘化，使不少佛教徒脱离现实，或清闲度日，或急证自了，或专为个人死后谋划；等而下之者，一些僧人专以经忏祭鬼度亡为业，或占卜看相看风水为业；现代社会则使佛教出现了世俗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这些不是也不应成为佛教的特征。
从上可见，人间佛教的内涵博大而精深，纯正而不失方便，积极而非消极，务实而不执着，入世而不失神圣。为作进一步的说明，笔者试从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修行弘法的层面略作分析，看看人间佛教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
1、重“生”与重“死”。死亡是一切有情之所畏、之所恶，是一切宗教存在的基础。关注“死”与死后的趣向，是佛教终极关怀的反映，其表现是更加重视“生”，重视生命存续期间动身发语用心的善恶、烦恼的轻重，以及临终时身心的状态，因为这是人们有可能把握的，它直接关系到人死后的趣向。但在中国，民众功利心态重，且有孝亲敬祖祭鬼的悠久传统，往往是临死“抱佛脚”，让寺院和僧人整天忙于为死人与鬼服务，从而完全扭曲了原始佛教重“生”的形象。随着明清以来佛教的衰微，这种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使佛教暮气沉沉。太虚大师当年提出“人生佛教”的呐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佛教这种重“死”而不重“生”的人生态度与现实状况，使佛教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能为现实人生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人间与天、神。对天(包括梵天、上帝等主宰神及其居住的“天堂”)、神(包括各民族信奉的种种超自然的神祇)的信仰，是大多数宗教信奉的核心内容，也是古今中外大多数人的信仰。原始佛教对一切主宰神“天”是彻底否定的，而对于与民俗信仰相结合的泛神信仰不无包容，但佛教本质上是“无神”的。不过由于印度固有的宗教婆罗门教及其变种——印度教的影响，由于佛教向各国各民族传播的需要，公元一世纪兴起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公元七世纪兴起的密乘佛教中，掺入了许多梵化(天化)、神秘化的内容，从而极大地扭曲了原始佛教“无神”的本质和佛陀在人间修行、成佛的形象，从而使人们不是依佛陀言教，去如理观察世间出世间的因果，进而学佛、修行成佛，建设人间净土，普渡众生，而是把佛、菩萨当作主宰神去祭祀，以求佛菩萨保佑恩赐，消灾免难，获得世间的“权、福、禄、寿、喜、财”。这真是本末倒置！其情可宥，于理难容！印顺导师深研三藏经典，建立人间佛教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将天化、神化的佛陀重新还原其人间圣哲的形象，让佛法真正成为人类信仰的真理和修学的准则。所以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
3、入世与出世，积极与消极。佛教认为世间本质上是大苦聚，是烦恼火宅，无常如幻，因而以“出世”解脱、证大般涅槃为终极目标。其中，天乘种姓求的是出离人道之世间，声闻、缘觉种姓(所谓小乘)出的是“人我”执构筑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世间，菩萨乘种姓(所谓大乘)不仅出三界世间，还出“法我”执构筑的无明世间。可知佛教本质上是出世的。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消极，因为佛教徒的“出世”是在世间完成的，他们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过程中，不仅净化着个人的身心，同时也在造福、净化着社会。尤其是菩萨乘的出世以积极入世、忘我度生为前提，其精神与胜行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其实在禅宗看来，世间与出世间只在迷、悟之间，如六祖在《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是极度关注世间的，甚至相当的功利和实用主义，士子或民众往往在官场、情场、名利场失意时才蒙生厌世、遁世之意，才想到寄情于老庄或佛教，或遁迹、逃禅于山林，或礼佛诵经于佛寺，以此谓之“出世”，反之则谓之“入世”。显然这与佛教的所谓“出世”、“入世”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一方面是大乘佛教的特别发达(偏于义理与功德福业)，另一方面则是菩萨道精神的缺乏(宋元以来尤其突出)，以至教界中人也常感叹中国汉传佛教是“口说大乘，行为小乘(约偏于厌世与自利而言)”。针对中国汉传佛教界这种矛盾而消极的心态，太虚大师以菩萨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新佛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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