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間佛教的反思
“人間佛教”是即世而出世、以人爲本、即人成佛的一種思想與修行體系，反映了佛陀的出世本懷，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精神。自二十世紀上半葉由太虛大師創造性提出並身體力行，以後又由其學生、當代佛學泰鬥印順導師詳加論證、弘揚，使人間佛教理論體系漸趨完備；同時，趙樸初居士、巨贊法師、明真法師、正果法師等在大陸曆經艱難，大力提倡與推動；星雲法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等在臺灣等地大力提倡與積極實踐，人間佛教思想因而日益深入人心，已成爲海峽兩岸佛教界的共識。可以說，人間佛教的提出與完善，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界智慧的結晶，也是近現代中國佛教複興的一大標志。
人間佛教作爲一種思想或口號的提出有著深刻的曆史依據、時代與社會因緣，以及堅實的理論基礎(參看陳星橋：《略論人間佛教》，《法音》1997年第9、10期)。問題是：政教學叁界的許多人士對此並不了解，往往望文生義地加以解讀，結果使人間佛教不是狹隘化，就是變得庸俗化；其次，人間佛教的提出已有大半個世紀了，時代和社會環境已産生了很大的變化，人間佛教不得不面對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因此，在中國佛教不斷發展、並將全面走向世界的時候，對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事業進行系統的總結和深刻的反思，就顯得十分的必要。
(一)人間佛教思想的基本內涵與特點
“人間佛教”既可說是一種思想體系，也可說是一種態度、一種價值取向、一種精神、一面旗幟，它爲佛教所本有，並非新創。但對于近代中國漢傳佛教的信衆來說，它的確是由太虛大師、印順導師等“刮垢磨光”、“去腐生新”之後，才爲人們所重新認識。下面筆者試著概括介紹一下人間佛教的基本內涵與特色。
1、重視原始佛教。初期佛教不僅爲佛教之源頭，也爲佛教之根本，要尋求純正的佛法，非研究以四《阿含經》和《四分律》等爲代表的早期佛教經律典籍不可。如印順導師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說“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樸”。在原始佛教中，信仰的中心是那位生于人間、修行于人間、成佛于人間、弘法于人間的釋迦牟尼佛，弘揚的根本教義是四谛、十二因緣和“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叁法印，修持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叁學，強調的是“以戒爲師”、攝身口意、修十善業和八正道，提倡的是智慧、平等、中道、慈悲與和平，反對的是“天啓”、“神創”、“婆羅門至上”、“祭祀萬能”、占蔔與咒術，以及苦行、縱欲等。這些都是人間佛教的應有內容。
2、重視菩薩道。菩薩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是原始佛教的合理展開，是佛陀救世度衆生的精神體現，是即世(隨緣度生)而出世(修行解脫)的修行方法，是完善人格、成就佛道的必由之路。它所依據的根本教義是大乘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所闡述的緣起性空(包括如來藏緣起、阿賴耶識緣起、法界緣起理論)、中道與諸法實相，修行的基本方法是四攝(惠施、愛語、同事、利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強調的是發菩提心和諸宏誓願(如四宏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以諸善巧方便度脫衆生，提倡的是更爲深廣的智慧、平等、中道、慈悲與和平，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對治的是一味厭世、急證自了、食古不化。這些也都是人間佛教所訴求的。印順導師所謂“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印順《印度之佛教·自序》)。其中的中期、後期佛教分別指印度大乘佛教興起時期和密乘佛教興起時期。印順導師認爲中後期佛教摻入了部分印度教梵我合一與性力崇拜等內容，這些內容本爲佛教極力反對的，也是中國主流文化儒家所不容的，因而他持相當的保留態度。
3、人間佛教的重心是人界的提升。人是六道衆生的一類，佛教視人類爲最具可塑性、可轉變性的，即最易于提升，也最易于沈淪，人間佛教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格，並進一步升華爲最高層次的神格——佛。衆生皆有佛性，皆有“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要即世出世、即人成佛，關鍵在乎一心。這就要求廣大佛教徒發菩提心和長遠心，廣度衆生，走人——菩薩——佛的修行路線，即由凡夫修人間正行(五戒十善)，進而發心學修菩薩行願，由菩薩行願趣證佛果。這種既修福又修慧，既重視家庭與社會責任，又不忘生死解脫，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懷，是大乘佛教精神的體現，同時也特別適合于當今中國社會和時代的發展，可一改以往佛教被山林化、被外界诟病爲消極厭世、逃避現實的狀況。
4、人間佛教不屬于任何宗派，惟以弘揚純正的佛法、啓人智慧、淨化人心、和諧家庭與社會、莊嚴國土(包括環境、生態的治理與保護)、利樂有情(包括衆生身心煩惱的解脫)爲原則，反對神化、鬼化、死化、巫化的佛教，同時也反對商業化、庸俗化的佛教。正如印順導師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說：“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麼應從傳統束縛、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爲純正的佛法而努力”。過去封建帝王以“神道設教”實行愚民政治，的確使佛教附上了過多的神秘外衣；宋明理學的排佛加重了佛教的山林化、邊緣化，使不少佛教徒脫離現實，或清閑度日，或急證自了，或專爲個人死後謀劃；等而下之者，一些僧人專以經忏祭鬼度亡爲業，或占蔔看相看風水爲業；現代社會則使佛教出現了世俗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的傾向。這些不是也不應成爲佛教的特征。
從上可見，人間佛教的內涵博大而精深，純正而不失方便，積極而非消極，務實而不執著，入世而不失神聖。爲作進一步的說明，筆者試從人生的價值取向和修行弘法的層面略作分析，看看人間佛教具有怎樣的一些特點。
1、重“生”與重“死”。死亡是一切有情之所畏、之所惡，是一切宗教存在的基礎。關注“死”與死後的趣向，是佛教終極關懷的反映，其表現是更加重視“生”，重視生命存續期間動身發語用心的善惡、煩惱的輕重，以及臨終時身心的狀態，因爲這是人們有可能把握的，它直接關系到人死後的趣向。但在中國，民衆功利心態重，且有孝親敬祖祭鬼的悠久傳統，往往是臨死“抱佛腳”，讓寺院和僧人整天忙于爲死人與鬼服務，從而完全扭曲了原始佛教重“生”的形象。隨著明清以來佛教的衰微，這種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使佛教暮氣沈沈。太虛大師當年提出“人生佛教”的呐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徹底改變中國佛教這種重“死”而不重“生”的人生態度與現實狀況，使佛教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能爲現實人生的改善和社會的改良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人間與天、神。對天(包括梵天、上帝等主宰神及其居住的“天堂”)、神(包括各民族信奉的種種超自然的神祇)的信仰，是大多數宗教信奉的核心內容，也是古今中外大多數人的信仰。原始佛教對一切主宰神“天”是徹底否定的，而對于與民俗信仰相結合的泛神信仰不無包容，但佛教本質上是“無神”的。不過由于印度固有的宗教婆羅門教及其變種——印度教的影響，由于佛教向各國各民族傳播的需要，公元一世紀興起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公元七世紀興起的密乘佛教中，摻入了許多梵化(天化)、神秘化的內容，從而極大地扭曲了原始佛教“無神”的本質和佛陀在人間修行、成佛的形象，從而使人們不是依佛陀言教，去如理觀察世間出世間的因果，進而學佛、修行成佛，建設人間淨土，普渡衆生，而是把佛、菩薩當作主宰神去祭祀，以求佛菩薩保佑恩賜，消災免難，獲得世間的“權、福、祿、壽、喜、財”。這真是本末倒置！其情可宥，于理難容！印順導師深研叁藏經典，建立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將天化、神化的佛陀重新還原其人間聖哲的形象，讓佛法真正成爲人類信仰的真理和修學的准則。所以印順導師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說：“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異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
3、入世與出世，積極與消極。佛教認爲世間本質上是大苦聚，是煩惱火宅，無常如幻，因而以“出世”解脫、證大般涅槃爲終極目標。其中，天乘種姓求的是出離人道之世間，聲聞、緣覺種姓(所謂小乘)出的是“人我”執構築的欲界色界無色界之世間，菩薩乘種姓(所謂大乘)不僅出叁界世間，還出“法我”執構築的無明世間。可知佛教本質上是出世的。這本身沒有什麼不好，也並不意味著一定消極，因爲佛教徒的“出世”是在世間完成的，他們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的過程中，不僅淨化著個人的身心，同時也在造福、淨化著社會。尤其是菩薩乘的出世以積極入世、忘我度生爲前提，其精神與勝行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其實在禅宗看來，世間與出世間只在迷、悟之間，如六祖在《壇經》中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問題的關鍵是，中國以儒家爲代表的主流社會是極度關注世間的，甚至相當的功利和實用主義，士子或民衆往往在官場、情場、名利場失意時才蒙生厭世、遁世之意，才想到寄情于老莊或佛教，或遁迹、逃禅于山林，或禮佛誦經于佛寺，以此謂之“出世”，反之則謂之“入世”。顯然這與佛教的所謂“出世”、“入世”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在這種文化背景中，一方面是大乘佛教的特別發達(偏于義理與功德福業)，另一方面則是菩薩道精神的缺乏(宋元以來尤其突出)，以至教界中人也常感歎中國漢傳佛教是“口說大乘，行爲小乘(約偏于厭世與自利而言)”。針對中國漢傳佛教界這種矛盾而消極的心態，太虛大師以菩薩大無畏的精神領導了新佛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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