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他1913年在寄禅法師的追悼會上，提出教理、教産、教製叁大革新思想，強調 “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他在《人生佛教開題》中說，佛教在二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曆了幾次大的演變和綜合整理，“時至今日，則須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世界人類時機，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綜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說”。太虛大師倡導學佛者應先學做人，完善人格，進而學菩薩願行，直以成佛度衆生爲目標。他還以身作則，誓作菩薩比丘，並鼓勵其學僧以佛教特有的方式深入思考和積極參與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等領域的建設事業。印順導師在《人間佛教要略》中謂：“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關涉到一切聖教。這一論題的核心，就是“人·菩薩·佛”—— 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叁十年》的報告中號召，要發揚““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精神”。可見人間佛教是真正的積極入世的大乘佛教。
4、理性與信仰，正信與迷信。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要素，是繼承、實踐和傳播某種思想體系、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內在動力。宗教信仰通常是偏于感性的，偏于主觀而非客觀的，與倫理道德沒有必然的關聯，因而具有相當的排他性。如果沒有成熟的理性觀點給予指導、調和、疏導，沒有健全的教規約束及國家法律的監督，宗教信仰就很容易陷入迷信和盲目沖動，成爲糾紛、暴力乃至戰爭的導火索，容易爲野心家和社會不良分子所利用，成爲政治工具、騙錢騙色的工具，甚至淪爲邪教的工具。佛教是一個富有理性和慈悲包容心、崇尚倫理實踐的宗教。但中國漢傳佛教自宋朝末年即開始走向衰落，創立于隋唐的慈恩宗、賢首宗、叁論宗、天臺宗、律宗等宗派或失傳或消沈，義學不興。以修行方法簡易快捷見長的淨土宗、禅宗深入民間，卻日益形式化、簡單化、神秘化乃至世俗化。迄清末民初，隨著國運不昌，佛教界更是彌漫著濃厚的迷信色彩。而自宋末迄民國，也是各種民間宗教和附佛外道盛行的時期。有鑒于此，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等高僧大德著書立說，大倡義學，提倡理智與信仰的有機結合，啓人正信，反對迷信。如太虛大師在寄禅法師的追悼會上說：“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爲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自序》中明確指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僅是信仰的。所以義理的開導，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過理性，而有豐富的、正確的內容。由于通過理性的隨機適應，自由抉擇，所以弘傳中的佛法，可說是多彩多姿的”。他在《人間佛教要略》中指出：菩薩道的叁大事，就從起信心、生正智、長大悲叁德中來。所以人間佛教行者應把握這叁者爲修持心要，要緊的是均衡的發展，切勿偏于信願、偏于智證或偏于慈善心行。
5、治心與治境。在中國儒釋道叁教中，儒家長于治世，道家長于治身，佛家長于治心。這種文化傳統的定位，使佛教的功能長期被局限于“治心”，大量的佛教徒不懂也不重視“治境”(包括對飲食、健康的忽視，對環境與個人衛生的忽視，對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況的漠不關心等)。其實在佛陀時代，佛教是非常重視治境的。依緣起論，人的生理與心理，人與家庭、社會，人與大自然，無不息息相關，片面的治心不可能達致全面而穩定的心靈淨化；佛教也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獨善其教，環境與社會的汙染也必然影響到佛教。民國年間的革命浪潮使沈緬于“治心”、生存難保的佛教界警醒，以太虛大師爲代表的新佛教運動，開始大力興辦佛教教育、創辦佛教刊物、流通佛教書籍，還提出了創造人間淨土的理想，並以佛教特有的方式逐步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慈善公益等領域的建設事業。印順導師在《佛在人間》中指出：“正確的出世觀，是必然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 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叁十年》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爲己任，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他還回顧曆史，結合現實，總結出中國佛教農禅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叁大優良傳統來加以提倡。可見人間佛教不但重視治心，而且也重視治境。
6、“法治”與“人治”。一切宗教均有教主崇拜和祖師崇拜的傳統。孔夫子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高僧大德的“人治”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佛教更重視“法治”，以避免人亡道衰。如佛陀生前就非常重視僧團建設，製訂了一系列的戒律，臨涅槃時更是強調要“以戒爲師”；唐代的百丈禅師製訂了著名的《百丈清規》，使禅宗叢林風範曆千年而不絕。但明清以來祖道衰微，戒規松弛，寺院多數成爲了子孫廟、香火廟，爲儒家宗法製影響下的法派、剃派所壟斷，山頭林立，扭曲了佛教寺院的十方性質，阻礙了正法的弘揚。當清末民初廟産興學之風吹來，才使佛教界猛醒。太虛大師力倡僧伽製度改革，提出了全面的設想和規劃，雖然因當時政局混亂，教內認識不統一而沒能實現，但其思想影響至今。印順導師在《人間佛教要略》中強調“法與律合一”。所謂法即佛所宣示的教法，律即佛與祖師所製定的戒律、清規。他認爲，法與律二者的相應協調，才是佛教的整體，爲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傳過程中是重法而輕律，如聲聞乘的經( 阿含) 與律，約爲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經有幾千卷，律典卻幾乎沒有，即有小部的，也還是附屬于經中。印順導師認爲，律雖說是佛製的，但律是世間悉檀，更著重于時地人的適應。佛法的流行世間與律製有著最密切的關系，律的不得人重視，爲佛法發達中的一大損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薩道，尤須把握法、律並重，以恢複佛教這一固有的精神。由于社會的巨變，如何重振戒律，製訂適應時代的寺院管理製度，爭取有利于佛教發展的法律環境，仍是當代佛教界關注的焦點和高僧大德的重任。
7、 緣起與空，事與理。因爲一切法是緣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無自性的。反過來說，正因爲一切法是無自性的，所以一切法緣生無礙。緣起與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間的宗教家、哲學家不能徹底正解緣起性空的中道義，都在尋求宇宙最後的或最先的實體，傾向于本體論、形而上學的神秘領域。而學佛者中，有的偏重于事、著重法相的差別，于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輕視它，這種見解是不能與出世的佛法，尤其與大乘法相應的；有的執著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維或參證，而不重視法相，不重視佛法在人間的應有正行，這就是執理廢事，均不可取。唯有依據性空，建立“二谛無礙”的中觀，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順導師特別指出，緣起與空的統一，它的出發點是緣起，是緣起的衆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場。因爲如泛說一切緣起，每落于宇宙論，容易離開衆生爲本的佛法; 如泛說一切衆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間”、“即人成佛”的精義。
8、 自利與利他。世間的凡夫，不能有純粹的利他，一切都是從自己打算而來；聲聞乘人過分著重自心的調伏，而忽略了積極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僅重視身心的調治(自利) ，更著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進程中完成，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這是菩薩的精神，也是人間佛教的精義。
此外，解、行並進，止、觀雙運，福、慧雙修，也是人間佛教的基本要求。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提倡人間佛教的任務和面臨的若幹問題
通過以上的介紹可以知道，人間佛教的提出富有現代性，契理契機，合情合理。近百年來，經過衆多高僧大德的大力提倡和積極實踐，的確使中國佛教重新展示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面貌爲之一新，這是不容否定的。但也應當指出，現代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各種思想、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頻繁，佛教界始終面臨著認清形勢、適應時代、關懷社會、開拓發展的任務。印順導師在《人間佛教要略》中指出：“佛法是應該契機的( 不是迎合低級趣味) ，了解現代中國人的動向，適應他，化導他，爲以佛法濟世的重要一著”。他將現代中國人的動向概括爲叁點：
1、青年時代：這一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漸變爲社會的領導中心。他們除少數信仰神教外，多數爲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論者。真誠信佛法的，數量太少，這是近代佛教的大危機。中國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證悟、重( 死後) 往生，與老年的心境特別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後，山林氣息格外濃厚。這些與青年人的心境相去甚遠。人間佛教的動向，重心應是培養青年人的信心，發心修菩薩行。如不能養成人間的菩薩風氣，依舊著重少數人的急證，或多數而偏于消極的信仰，那對于中國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2、處世時代：現代的又一傾向是處世的，而不是遁世的。中國佛教向來崇尚山林，一部分是緣于印度佛教中一些苦行瑜伽僧的影響，加上本國老、莊及隱退思想的影響，從而使二千年來的中國佛教，與人間的關系總嫌不夠緊密。其實，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佛與弟子們當年不是經常的“遊化人間”嗎
大乘是適合人類的特法，惟有大乘的入世教義，才能吻合現代的根機。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問都會、市鎮、鄉村，修菩薩行的就應該到處去作種種利人事業，傳播大乘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衆生的情況下，淨化自己，覺悟自己。
3、集體時代：現代社會不但政治重組織，就是農、工、商、學等，也都有自己的集團——工會、商會、農會等。佛教本來是重視團體生活的。照佛說的毗奈耶所指示的，要生活在團體中，才有真實的自利利他。佛教的集體生活有著叁項特色：互相教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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