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他1913年在寄禅法师的追悼会上，提出教理、教产、教制三大革新思想，强调 “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他在《人生佛教开题》中说，佛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和综合整理，“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太虚大师倡导学佛者应先学做人，完善人格，进而学菩萨愿行，直以成佛度众生为目标。他还以身作则，誓作菩萨比丘，并鼓励其学僧以佛教特有的方式深入思考和积极参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建设事业。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谓：“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 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号召，要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可见人间佛教是真正的积极入世的大乘佛教。
4、理性与信仰，正信与迷信。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要素，是继承、实践和传播某种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内在动力。宗教信仰通常是偏于感性的，偏于主观而非客观的，与伦理道德没有必然的关联，因而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如果没有成熟的理性观点给予指导、调和、疏导，没有健全的教规约束及国家法律的监督，宗教信仰就很容易陷入迷信和盲目冲动，成为纠纷、暴力乃至战争的导火索，容易为野心家和社会不良分子所利用，成为政治工具、骗钱骗色的工具，甚至沦为邪教的工具。佛教是一个富有理性和慈悲包容心、崇尚伦理实践的宗教。但中国汉传佛教自宋朝末年即开始走向衰落，创立于隋唐的慈恩宗、贤首宗、三论宗、天台宗、律宗等宗派或失传或消沉，义学不兴。以修行方法简易快捷见长的净土宗、禅宗深入民间，却日益形式化、简单化、神秘化乃至世俗化。迄清末民初，随着国运不昌，佛教界更是弥漫着浓厚的迷信色彩。而自宋末迄民国，也是各种民间宗教和附佛外道盛行的时期。有鉴于此，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等高僧大德著书立说，大倡义学，提倡理智与信仰的有机结合，启人正信，反对迷信。如太虚大师在寄禅法师的追悼会上说：“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自序》中明确指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过理性，而有丰富的、正确的内容。由于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弘传中的佛法，可说是多彩多姿的”。他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指出：菩萨道的三大事，就从起信心、生正智、长大悲三德中来。所以人间佛教行者应把握这三者为修持心要，要紧的是均衡的发展，切勿偏于信愿、偏于智证或偏于慈善心行。
5、治心与治境。在中国儒释道三教中，儒家长于治世，道家长于治身，佛家长于治心。这种文化传统的定位，使佛教的功能长期被局限于“治心”，大量的佛教徒不懂也不重视“治境”(包括对饮食、健康的忽视，对环境与个人卫生的忽视，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的漠不关心等)。其实在佛陀时代，佛教是非常重视治境的。依缘起论，人的生理与心理，人与家庭、社会，人与大自然，无不息息相关，片面的治心不可能达致全面而稳定的心灵净化；佛教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善其教，环境与社会的污染也必然影响到佛教。民国年间的革命浪潮使沉缅于“治心”、生存难保的佛教界警醒，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新佛教运动，开始大力兴办佛教教育、创办佛教刊物、流通佛教书籍，还提出了创造人间净土的理想，并以佛教特有的方式逐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慈善公益等领域的建设事业。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中指出：“正确的出世观，是必然的配合着世间的净化”。 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他还回顾历史，结合现实，总结出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传统来加以提倡。可见人间佛教不但重视治心，而且也重视治境。
6、“法治”与“人治”。一切宗教均有教主崇拜和祖师崇拜的传统。孔夫子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高僧大德的“人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佛教更重视“法治”，以避免人亡道衰。如佛陀生前就非常重视僧团建设，制订了一系列的戒律，临涅槃时更是强调要“以戒为师”；唐代的百丈禅师制订了著名的《百丈清规》，使禅宗丛林风范历千年而不绝。但明清以来祖道衰微，戒规松弛，寺院多数成为了子孙庙、香火庙，为儒家宗法制影响下的法派、剃派所垄断，山头林立，扭曲了佛教寺院的十方性质，阻碍了正法的弘扬。当清末民初庙产兴学之风吹来，才使佛教界猛醒。太虚大师力倡僧伽制度改革，提出了全面的设想和规划，虽然因当时政局混乱，教内认识不统一而没能实现，但其思想影响至今。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强调“法与律合一”。所谓法即佛所宣示的教法，律即佛与祖师所制定的戒律、清规。他认为，法与律二者的相应协调，才是佛教的整体，为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传过程中是重法而轻律，如声闻乘的经( 阿含) 与律，约为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经有几千卷，律典却几乎没有，即有小部的，也还是附属于经中。印顺导师认为，律虽说是佛制的，但律是世间悉檀，更着重于时地人的适应。佛法的流行世间与律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律的不得人重视，为佛法发达中的一大损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萨道，尤须把握法、律并重，以恢复佛教这一固有的精神。由于社会的巨变，如何重振戒律，制订适应时代的寺院管理制度，争取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法律环境，仍是当代佛教界关注的焦点和高僧大德的重任。
7、 缘起与空，事与理。因为一切法是缘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无自性的。反过来说，正因为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所以一切法缘生无碍。缘起与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间的宗教家、哲学家不能彻底正解缘起性空的中道义，都在寻求宇宙最后的或最先的实体，倾向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神秘领域。而学佛者中，有的偏重于事、着重法相的差别，于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轻视它，这种见解是不能与出世的佛法，尤其与大乘法相应的；有的执着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维或参证，而不重视法相，不重视佛法在人间的应有正行，这就是执理废事，均不可取。唯有依据性空，建立“二谛无碍”的中观，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顺导师特别指出，缘起与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场。因为如泛说一切缘起，每落于宇宙论，容易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 如泛说一切众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的精义。
8、 自利与利他。世间的凡夫，不能有纯粹的利他，一切都是从自己打算而来；声闻乘人过分着重自心的调伏，而忽略了积极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仅重视身心的调治(自利) ，更着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进程中完成，达到自利利他的统一。这是菩萨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的精义。
此外，解、行并进，止、观双运，福、慧双修，也是人间佛教的基本要求。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提倡人间佛教的任务和面临的若干问题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人间佛教的提出富有现代性，契理契机，合情合理。近百年来，经过众多高僧大德的大力提倡和积极实践，的确使中国佛教重新展示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面貌为之一新，这是不容否定的。但也应当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思想、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频繁，佛教界始终面临着认清形势、适应时代、关怀社会、开拓发展的任务。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指出：“佛法是应该契机的( 不是迎合低级趣味) ，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适应他，化导他，为以佛法济世的重要一着”。他将现代中国人的动向概括为三点：
1、青年时代：这一时代，少壮的青年，渐渐变为社会的领导中心。他们除少数信仰神教外，多数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论者。真诚信佛法的，数量太少，这是近代佛教的大危机。中国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证悟、重( 死后) 往生，与老年的心境特别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后，山林气息格外浓厚。这些与青年人的心境相去甚远。人间佛教的动向，重心应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发心修菩萨行。如不能养成人间的菩萨风气，依旧着重少数人的急证，或多数而偏于消极的信仰，那对于中国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2、处世时代：现代的又一倾向是处世的，而不是遁世的。中国佛教向来崇尚山林，一部分是缘于印度佛教中一些苦行瑜伽僧的影响，加上本国老、庄及隐退思想的影响，从而使二千年来的中国佛教，与人间的关系总嫌不够紧密。其实，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们当年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
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惟有大乘的入世教义，才能吻合现代的根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修菩萨行的就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
3、集体时代：现代社会不但政治重组织，就是农、工、商、学等，也都有自己的集团——工会、商会、农会等。佛教本来是重视团体生活的。照佛说的毗奈耶所指示的，要生活在团体中，才有真实的自利利他。佛教的集体生活有着三项特色：互相教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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