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位，就有间断，所以这类识称为“转识”)，有时候对人生不觉苦乐，所以不会发生解脱的要求。经魏译一改，说生灭念念不住之法能得苦乐，便把感觉苦乐放在七识上，因而要求解脱的动机也就说不明白了。(吕瀓，第34页)此句经文次于如来藏句下，对显“其诸余识”，即“如来藏藏识”以外其余七识之性质。其中“不觉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svacittadrsˊ〖〗yarūpalaksanvabodhaknisukhaduhkhpratisamvedakni amoksakranni)，在梵本中是指陈七识性质的几个复合词，据梵本可译成：“是觉知要显现自心的色相的，是不经验于苦、乐的，是不具有解脱之诸能作因的”。宋译为“不觉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第一个复合词译错，余二词译得正确；魏译“能令自心见色相故。能得苦乐故。能离解脱因故”，第一、第三两词译得正确，第二词译误；唐译“不了色等自心所现。计着名相起苦乐受”，第一、第二两词译误，第三词漏译。可见，就此句译文而论，宋、魏二译可以说各有对错，不相上下，至于唐译，则不可讳言，真的全译错了。尤其魏译中关键点睛的一词，所谓“能离解脱因故”，即是说七识离于解脱之原因，这词译意非常精巧，应当丝毫不会使人读后误以为七识是解脱之根据。吕先生似未认真考虑魏译此句中的正确方面，而是仅根据这句魏译的错误方面，判定魏译“说不明白”“解脱的动机”，仍是比较过分的结论。

　　再次，关于第三个方面，吕先生说：原本在下文更进一层地说：“菩萨摩诃萨欲求胜进者。当净如来藏及藏识名。大慧。若无识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大慧。然诸凡圣悉有生灭。”而魏译改作：“是故大慧。诸菩萨摩诃萨欲证胜法如来藏阿梨耶识者。应当修行令清净故。大慧。若如来藏阿梨耶识名为无者。离阿梨耶识无生无灭。一切凡夫及诸圣人。依彼阿梨耶识故有生有灭。以依阿梨耶识故。”原意说菩萨欲求胜进的，“当净如来藏及藏识名”，魏译又曲解了，把“阿黎耶”同“藏识”分开，并看生灭和“如来藏”无关，这样，解脱的方便如何也不明白了。(同上)吕先生所引宋本“菩萨摩诃萨欲求胜进者。当净如来藏及藏识名”句，参诸梵本，可译为：“由此，大慧!称名阿赖耶识的如来藏，乃是要被希求殊胜的诸菩萨摩诃萨们净化的。”魏译将“求胜进”译为“欲证胜法如来藏阿梨耶识”，译家自己对经文的理解确实不适当地混入译文之中。然而魏译此句明明一称“胜法如来藏阿梨耶识”，一称“如来藏阿梨耶识名”，将“如来藏”、“阿梨耶识”两概念连称；至于魏译下面两句中的“阿梨耶识”，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前句中“如来藏阿梨耶识名”的省称。吕先生这里断言魏译“把阿黎耶识、藏识分开”，使如来藏同非生灭有关，使阿黎耶识同生灭有关，从而使得“解脱的方便如何也不明白了”，批评仍欠公允。

　　《楞伽经》这段关于如来藏问题的讨论，按文义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中，大慧提出问题：佛家针对外道神我阿特曼之论，提出无我之说，既然“神我”不存在，则生命之转现与消灭，是相对于什么而存在的

　　佛提出“称名阿赖耶识的如来藏”之说，说明它乃是生命的依持，这部分规定了如来藏的若干性质，并以如来藏的这些性质作为比照，附带地讨论到七识的性质问题。第二个部分着重说明了转净“称名阿赖耶识的如来藏识”对于转净七识的重要意义，只有当“称名阿赖耶识的如来藏”得到彻底的转净时，七转识的彻底的止息才会实现。第三个部分说明转净如来藏的方法、过程，还附带说明在转净程度不同的圣人生命里，此如来藏显现的不同方式。

　　可以看出，《楞伽经》有关如来藏问题的讨论，基本的出发点仍是解决“有我”、“无我”的争论。这一争论在原始佛学中是作为佛教与外道思想区别的标志之一的，是构成佛教哲学之基本问题之一的。通过般若学说的发展，这一争论不仅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反而更加尖锐、激烈了。《楞伽经》本段关于如来藏问题的讨论，把生命的依持问题，或“有我”、“无我”的问题(佛教哲学的传统问题)，同生命的净化问题(大乘佛教哲学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这可能是本段经文的思想特色所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提出：其一，吕瀓先生注意到本段经文的重要的转依思想，但是他基本上离开传统佛教哲学“有我”、“无我”争论的思维框架，来处理《楞伽经》相关的如来藏问题，由此他对于如来藏学说思想意义的解说，是否多少有些背离佛教哲学的思想传统

　　其二，与此相关的是，吕瀓先生显然是将《楞伽经》之如来藏说视作佛教哲学史的“顶峰”的，而事实上，如来藏学说虽然是《楞伽经》中的重要学说，但却未必是《楞伽经》的核心学说。由此他对《楞伽经》如来藏学说重要性的提倡，是否多少有些背离《楞伽经》的本文

　　总之，《楞伽经》梵本第六刹那品中如来藏段的魏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吕瀓先生发现了这些问题，为中国佛教文献学、特别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问题，这是吕先生的历史功绩，是我们今日应当予以高度评价的。不过，吕瀓先生对《楞伽经》如来藏学说思想意义的理解有所偏差，他和他的老师欧阳先生一样，其学术工作深受《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思想论战的促发，深受“批判传统中国佛教、回归印度佛教传统”的佛教批判思潮的影响，遂使得他在高抬《楞伽经》如来藏学说思想价值的同时，对魏译中的某些“错误”不知不觉中会有所“放大”乃至失真。学术工作和思想工作之间，是应当谨守或维持必要的界限的，不如此则或者会产生伪思想，或者会影响到学术的科学性。我们从吕瀓对《楞伽经》如来藏段魏译的批评中，就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参考文献

　　吕瀓：《〈大乘起信论〉考证》，见《吕瀓佛学论着选集》第1册，齐鲁书社。

　　Vaidya,P.L.,1963， Saddharmalakavatrasūtram,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冯国超(《哲学研究》2004年第3期)

《《楞伽经》如来藏段梵本新译及对吕瀓关于魏译相关经文批评的再批评》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