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能只是将元代大宣文宏教寺的遗址，“从而修饰之者”。元初无儒释之分，所以佛寺中才会出现祖奉儒家的圣像。不过朱氏此说本身并无确凿的证据。晏忠，刘若愚记为“晏宏”。《酌中志》称：“惟晏太监名宏者，不知何许人，武庙时曾镇守陕西，与督臣王琼同事。其坟在西山，不设佛像，只以石砌壁，而镌刻古来贤孝典故为劝化计，俗所谓晏家庙者是也。”据刘记，则西山坟寺应是“镌刻”石像，不是仅仅“修饰之”而已。若愚是晏忠的后辈，而且熟悉明代内廷掌故，他的记载应较可靠。所以晏忠宏敦寺祀奉儒家圣像的作法，很可能反映了某些太监生活、思想及信仰的复杂层面。
㈢太监与北京地区的佛教名寺
太监以私资建寺修寺，是出于求果报、做功德的心理动机。太监好佛，葬必佛寺，西山佛寺群体的营建，同太监们安排身后的动机，也是分不开的。不过明代太监在北京地区大规模的佛寺营建，使得他们在北京地区佛教的发展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下面列举的几个京城佛教名寺，可以清楚地展示这一点。
首先可举法源寺为例。《法源寺志稿》载：“距都城南八里许，旧有悯忠寺。建于唐贞观问，代为名刹。岁久凋敝，国朝宣德十年秋，中贵宋公文毅奉上命施佛经于诸寺，过其处，僧相璇为道其始末，且言欲重修建。工费浩繁，力未能逮。公因慨然发心，乃告于同列阮民福、黎文遥、杜可隆等，共相协赞，鸠工市材，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庶，钟故二楼，香积之厨，栖禅之所，次第完缮。以问计者，凡一百四十。复雕塑佛菩萨像，庄严藻绘，无不备具。内植佳木，外缭周垣，焕然一新。视旧规盖有加焉。经始于正统二年夏四月八日，落成于正统三年二月。谨以事闻。敕赐今额。仍命相璇为住持。公因念曰：文毅等生长南交，获处中夏，叨职禁近，历事四朝，天地洪恩，涓埃罔报。深惟佛乘之妙，有可感通。以故弹心竭虑，成此良因。爰集僧众，旦夕修奉，仰祝皇图，巩固圣寿万年。一切有情普资佛佑。凡诸沙门之居此者，其尚益勤精进，振举宗风，永永勿替。如此庶不负朝廷赐额之意，而文毅等拳拳图报之心，亦有在也。”
据碑文，法源寺入明以后已是“岁久凋敝”，正统二年，太监末文毅发起修复，次年完成修复工程。文毅并禀告英宗皇帝，赐寺额为崇福寺。与文毅一起协资建寺的，有内宫阮民福、黎文遥、杜可隆等人。另据该碑碑阴的刻文，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内侍杜可隆曾用白金二十两，购买本山观音阁后驯象所小旗刘贵等名下地捌亩，施给本寺作为永业田。另有内宫吴得等一百三十四名信官，参与过崇福寺的修建工作。
再举潭柘寺为例。潭柘寺，晋唐时称龙泉寺，是古代燕京最早修建的寺庙之一。明英宗天顺初年改寺名为嘉福寺，此后亦渐敝坏。正德初年司礼监内宫戴义谋修复之。寺有明大学士谢迁记(重修嘉福寺碑文)，碑载：“司礼监戴公，顾命旧臣。引年休致，雅爱山水。时维弘治十年秋，步至潭柘。僧通经、通岩等曰：“此地有古寺，曰龙泉，我朝天顺初奉敕改名嘉福寺，岁久敝坏，弗称祝厘之所，盍图葺之。”公曰：“善。”于是出所积为工食费，又请于上，赐金益之。殿廪堂室，焕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余楹，工兴于正德二年三月，迨次年九月告成。公名义，字良矩，号竹栖道人。斯举也，岂福田利益之谋哉，其亦感时怀昔有余不尽之心也。”
从碑文可以看出，戴义字良炬，号竹栖道人，司礼监臣，他是弘治、正德年问的“顾命旧臣 。
还可举弘慈广济寺为例，该寺是明、清两代京城的重要佛刹。天顺初年，僧普慧、圆洪师弟谋即古刹废址创寺，然力有不逮，后得尚衣监太监廖屏陆续捐己资兴建。明万安所撰(弘慈广济寺碑铭)记：“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西刘村寺，莫究其兴废之由。景泰问，人有得陶佛像、石龟、石柱顶、陶供器于土中，始信口口古刹也。天顺初，佛者普慧，山西潞州人，有行口，领戒坛宗师。时口众信向，与其徒圆洪辈相规兴复之。初，洪深历成功之难，适尚衣监太监廖公屏过口，窃口甚，语洪曰：屏上荷殊遇，宫都监员，职典内局及军营。每欲得二福地，构寺奉佛，凭法力图报大德于万一，而未能得。兹殆天畀我，与尔师徒共结此善缘耶。遂为洪请牒，具其兴建之由以闻，乞寺额。诏曰弘慈广济，时丙戍岁也。公自足累捐己资为费。凡上所赐白金，亦自是辄以付洪。又语曰：宠斋不敢自私，口用兴复兹寺，以遂图报之心。是秋九月，首建山门。门内左右建钟鼓二楼，内建天王殿，中塑四大天王像。丁亥夏后，建伽蓝殿。中塑给孤长者清源妙道、崇宁宝德二真君像。右建祖师殿，中塑达磨、百丈、临济禅师像。正建大佛宝殿，中镂释迦、药师、弥陀像，左右列十八罗汉尊者。正殿后建大士殿，中镂观音、文殊、普贤像。至是，诸佛像皆饰以金。凡廊庑门牖，点染丹腰，焕然一新。其斋堂、禅堂、方丈、僧舍，与夫庖湢廪瘐之所，以及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无不毕具。
又据释思彻撰(弘慈广济寺助缘碑偈)，协助太监廖屏出资建寺的，尚有司设监太监曹整，尚衣监左少监卢仪等人。
六、太监与明代僧人
由于明代内廷太监大多数都信仰佛教，其中有权势的“大瑺”，以及那些信仰虔诚或有所余资的太监，又纷纷出资建寺、修寺，遂使得有明一代太监和僧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本节将进一步说明太监和僧人之间这种联系的特点及类型。
《酌中志》记载：“混堂司，掌印太监：贝，仑书、监工数员。职司沐浴堂子。惜薪司月给柴草，内官监拨有役夫，今事皆废驰。凡内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沐浴。有选不中净身男子，俗称无名白，即古之私白者，为之擦澡讨赏。该寺僧擅其利，而无名白分其余润，故内官全不来司沐浴也。”这项记载说明，明时京城有一些佛寺是专营或兼营澡堂业的，其营业的对象则是宫中的太监。一些选不中的净身男子，则在僧人开的澡堂里替太监擦澡讨赏，来维持生计。明代中晚期宫廷太监数目在数万人以上，因此那些在皇城外专营或兼营澡堂业的佛寺数量，当不在少数。《酌中志》这个“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的例子，是明代僧人与太监在经济上直接发生关系的例证，它揭示了明代社会生活及明代佛教社会史的一个有趣的画面。
前面已提到太监李兴私资创建隆禧寺之例。寺成后，李兴请孝宗皇帝赐额，并请以僧录司左觉义定锜担任住持。孝宗升定锜为右讲经，兼本寺住持。礼科都给事中宁举对此事提出过严厉的弹劾，其中特别提到李兴“无故乞升僧官”，有滥朝廷恩典，呼吁皇帝重治“奸僧交通内臣”的“坏法”之罪。⑩宁举站在正统儒臣的思想立场上，劾李兴和定锜之间有“奸僧交通内臣”的关系，当然不足为据。不过李兴和定锜的例子，确实说明了明代太监与僧人之间密切关系的客观存在。而且，由于太监很多是佛寺的功德主，加之借助于太监群体的政治力量，这一群体对于僧人之际遇、僧官之提升、住持之选立等等事务，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太监和僧人之间客观存在的这种密切联系，对于当时佛教的发展，有时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太监兴安与天泉雨庵和尚的例子：“祖渊，字天泉，雨庵其号也。……(宣德)甲寅，召人京，命为左觉义……升右善世，发上所赐物，建大刹于江宁之凤翔山，赐额曰普宁禅寺。万善戒坛成，命师为传戒宗师，天下学者闻师戒，皆知所守，而行不离道。寺左道北山阻沟水泥淖，往来者苦之。师同太监兴安拓地三百亩，锹石作安和桥，筑庵桥侧，命僧守之，以济众。于是寒不病涉，暑则供茗，饮人归德焉。”天泉雨庵和尚于正统时，在江宁凤翔山创置普宁禅寺，建万善戒坛。英宗命之为传戒宗师。雨庵和尚和太监兴安合作，在寺旁拓地三百亩，并建安和桥，筑庵桥侧， “寒不病涉，暑则供茗”，以济过路人众，以致人皆“归德”。
类似的是太监阮简与名僧道孚的例子。《补续高僧传》记：“(道孚)未几告退，结茆于山中，区曰松樾，屏息诸缘，不妄交接，唯苦心真实之士，得以相依。悠然自适，若将终身焉。先是司礼阮公简得京西马鞍山废寺，欲兴之，思得大知识主宗风，与议，非师不可。修词至恳，至于再四，不许。后掘地获断碑，阮持碑泣请曰：“碑虽不完，犹可读。惟师寓目焉。”师读之，始知此寺乃辽·普贤大师所建四众受戒之所，师喟然曰：“释迦如来三干余年遗数，几乎泯绝。吾为佛弟子，讵忍视其废而不兴耶。”乃幡然而起，于是铲荒夷险，郁起层构，散己赀以鸠工，择干僧以董役。……百年废刹，复兴于顷刻。廊庑龙象，焕然一新。”从这段材料看，道孚在宣德、正统之间，一度“屏息诸缘”，准备过隐修的生活。万寿禅寺的地基，由司礼监监臣阮简所得。该寺本是辽、金时期北方佛教的戒场。阮简不仅打算修复寺宇，而且准备恢复戒坛设置。又再三礼请道孚，才使后者决定“出山”，主持建寺和规画戒坛。可见阮简是对万寿禅寺的复兴、万寿戒坛的建置，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物。
万历初年，京城有一位名僧叫遍融，遍融与笑岩禅师起名，云栖株宏来京时，曾向二人参学。遍融本是来自蜀地的僧人，《补续高僧传》记遍融四次来京：“真圆字大方，遍融其别号也。蜀之营山人，姓鲜氏。……前后四人京师，初住龙华寺，听通公讲法。次住柏林，阅藏。又栘世刹海，接待云水。最后慈圣太后建干佛丛林，请师居之。”从遍融的学历可以看出，他是在京城求学、研修，并逐渐成名的。从《补续高僧传》的记载，看不到在遍融的成功经历当中，太监所起的作用。明人杨守鲁撰之(千佛寺碑记)载：“西蜀僧遍融自庐山来游京师，御马太监杨君用以其名荐之司礼监冯公保，随贸地于都城干隅御用监太监赵君明杨宅也。将建梵刹，迎遍融主佛事，闻于圣母皇太后，捐膏沐资，潞王公主亦佐钱若干缙，即委杨君董其役。辛巳秋落成。”可见，御马监太监杨用向大瑺冯保所作的推荐，应当是遍融事业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们从太监杨用和名僧遍融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京城太监对于外地来京僧个人事业发展可能起到的作用。反过来，一些在京城有一定势力的僧人，对于某些来京太监的生活或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如刘若愚曾记权监魏忠贤之发迹史：“魏忠贤，原名李进忠，直隶肃宁县亡赖子也。徐应元，亦孙逞名下也，于贤同年。神庙时，四川税监邱乘云系暹掌家。又徐贵者，亦暹名下，于贤为前辈，而为乘云在京掌家。逆贤因囊橐乏，遂远赴四川，见乘云，为抽风计。徐贵备将贤亡赖状已申报房中。先布之，贤不知也。及到，邱大怒诃骂，倒锁贤空房中。绝饮食，欲毙之。时僧秋月游蜀，偶见邱，是时贤不食已三日，僧力为劝解，邱勉从之。仅给路费银十两遣回。僧怜贤，仍为致书马谦，嘱令厚遇之。凡逆困乏，谦每资助之。徐贵又在京具揭先监处，以魏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法，亦赖谦救止之。贤自此在甲字库档渐裕。一作为一个成年以后方人宫的“亡赖子”，按照明代内廷正常的擢升制度，魏忠贤本来很难有后来的发迹。秋月和尚的安排，对于魏忠贤在宫中立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明代内廷特殊的信佛传统，使得太监群体和佛教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尤其是明中后期，随着太监群体政治角色的日益提升，寻求与太监势力的结合，对于僧人个人及佛教敦团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具有一种客观的需要。不过，僧人与太监的结合，有时也会引发相当不幸的后果。万历朝中期两个着名佛教领袖——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在京城的遭遇，就颇能说明这点。
沉德符记憨山德清得罪的经过：“憨山大师乃北游至山东莱州即墨县之大劳山，有一废兰若，因葺而居之。道俗归依，名其地曰海印。渐成大丛林。大瑺辈慕之，争往顶礼。时慈圣太后宫近佞张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内出全藏经赐之。时分赐者不止劳山一处，张本遽填海印寺给与，一时缁素俱艳护之。适即墨有无赖羽人耿义兰者，诡云其地曾为道院故址，今宜复归黄冠。其意不过需索金帛耳。憨既不酬，且诟辱之，义兰愤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宫故名，自称道童。上大怒，命缇骑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无算。尽夷其居室。憨系狱良久，后始谪发粤中充戍。而张本者至以诈传懿旨论死。”
沈氏提到德清在即墨县之大劳山创建海印寺之后，“大瑺辈慕之，争往顶礼”，慈圣太后宫中的太监张本对他尤为“尊信”，则德清与内廷信佛太监确实形成过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万历辛丑年紫柏人都以后，“一时中禁大瑺趋之，如真赴灵山佛会”，则紫柏至京以后，也同样得到宫中太监的狂热信仰。但是事情的结果非常出人意外，德清最后被“谪发粤中充戍”，太监张本“以诈传懿旨论死”。而紫柏真可最后竟是“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
从德清、真可先后进京的遭遇可以看出：明代太监与佛教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在明代特殊的政治背景及一定矛盾因素的错综之下，确有可能会给双方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七、结论
本文第二即以明初至天启年间内廷具有影响力或权势的“大瑺”之佛教信仰为例，说明佛教信仰的强烈倾向，贯穿于整个明代内廷生活之中：在第二、第三、第四三节中，通过分析明代太监与佛教相关的职事，说明了明代内廷佛教信仰形成的背景及原因：第五节特别以明代北京地区的佛教信仰为例，说明了太监与当时佛寺建置的密切关系；最后一节则对太监与僧人之问的复杂关系，做了一些概括的类型分析。以上考察证明了明代太监与佛教之间密切关系的客观存在，揭示了明代佛教社会史及明代一般社会史的一个侧面。
末、元、明以后中国佛教史的总的趋势，是与社会生活日益密切的结合起来。佛教对于社会的影响，主要的不是表现为佛教思想的活跃创造，而是表现为佛教融入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发生它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对于明代佛教史的研究，应当特别关注其社会史的层面。本文对太监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就是笔者对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当然，关于太监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尚有许多问题，如明代内廷中佛、道信仰的冲突，太监群体的佛教信仰对于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以及太监佛教信仰的社会史层面与当时佛教思想史的关联等等，均亟待深入。本文谨将这些问题提出，以期抛砖引玉。
《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区佛教为中心的考察》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