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能只是將元代大宣文宏教寺的遺址，“從而修飾之者”。元初無儒釋之分，所以佛寺中才會出現祖奉儒家的聖像。不過朱氏此說本身並無確鑿的證據。晏忠，劉若愚記爲“晏宏”。《酌中志》稱：“惟晏太監名宏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只以石砌壁，而镌刻古來賢孝典故爲勸化計，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據劉記，則西山墳寺應是“镌刻”石像，不是僅僅“修飾之”而已。若愚是晏忠的後輩，而且熟悉明代內廷掌故，他的記載應較可靠。所以晏忠宏敦寺祀奉儒家聖像的作法，很可能反映了某些太監生活、思想及信仰的複雜層面。
㈢太監與北京地區的佛教名寺
太監以私資建寺修寺，是出于求果報、做功德的心理動機。太監好佛，葬必佛寺，西山佛寺群體的營建，同太監們安排身後的動機，也是分不開的。不過明代太監在北京地區大規模的佛寺營建，使得他們在北京地區佛教的發展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下面列舉的幾個京城佛教名寺，可以清楚地展示這一點。
首先可舉法源寺爲例。《法源寺志稿》載：“距都城南八裏許，舊有憫忠寺。建于唐貞觀問，代爲名刹。歲久凋敝，國朝宣德十年秋，中貴宋公文毅奉上命施佛經于諸寺，過其處，僧相璇爲道其始末，且言欲重修建。工費浩繁，力未能逮。公因慨然發心，乃告于同列阮民福、黎文遙、杜可隆等，共相協贊，鸠工市材，中建如來寶殿，前天王殿，後觀音閣及法堂、方丈。山門伽藍，祖師堂東西二庶，鍾故二樓，香積之廚，棲禅之所，次第完繕。以問計者，凡一百四十。複雕塑佛菩薩像，莊嚴藻繪，無不備具。內植佳木，外缭周垣，煥然一新。視舊規蓋有加焉。經始于正統二年夏四月八日，落成于正統叁年二月。謹以事聞。敕賜今額。仍命相璇爲住持。公因念曰：文毅等生長南交，獲處中夏，叨職禁近，曆事四朝，天地洪恩，涓埃罔報。深惟佛乘之妙，有可感通。以故彈心竭慮，成此良因。爰集僧衆，旦夕修奉，仰祝皇圖，鞏固聖壽萬年。一切有情普資佛佑。凡諸沙門之居此者，其尚益勤精進，振舉宗風，永永勿替。如此庶不負朝廷賜額之意，而文毅等拳拳圖報之心，亦有在也。”
據碑文，法源寺入明以後已是“歲久凋敝”，正統二年，太監末文毅發起修複，次年完成修複工程。文毅並禀告英宗皇帝，賜寺額爲崇福寺。與文毅一起協資建寺的，有內宮阮民福、黎文遙、杜可隆等人。另據該碑碑陰的刻文，正統叁年八月二十五日，內侍杜可隆曾用白金二十兩，購買本山觀音閣後馴象所小旗劉貴等名下地捌畝，施給本寺作爲永業田。另有內宮吳得等一百叁十四名信官，參與過崇福寺的修建工作。
再舉潭柘寺爲例。潭柘寺，晉唐時稱龍泉寺，是古代燕京最早修建的寺廟之一。明英宗天順初年改寺名爲嘉福寺，此後亦漸敝壞。正德初年司禮監內宮戴義謀修複之。寺有明大學士謝遷記(重修嘉福寺碑文)，碑載：“司禮監戴公，顧命舊臣。引年休致，雅愛山水。時維弘治十年秋，步至潭柘。僧通經、通岩等曰：“此地有古寺，曰龍泉，我朝天順初奉敕改名嘉福寺，歲久敝壞，弗稱祝厘之所，盍圖葺之。”公曰：“善。”于是出所積爲工食費，又請于上，賜金益之。殿廪堂室，煥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余楹，工興于正德二年叁月，迨次年九月告成。公名義，字良矩，號竹棲道人。斯舉也，豈福田利益之謀哉，其亦感時懷昔有余不盡之心也。”
從碑文可以看出，戴義字良炬，號竹棲道人，司禮監臣，他是弘治、正德年問的“顧命舊臣 。
還可舉弘慈廣濟寺爲例，該寺是明、清兩代京城的重要佛刹。天順初年，僧普慧、圓洪師弟謀即古刹廢址創寺，然力有不逮，後得尚衣監太監廖屏陸續捐己資興建。明萬安所撰(弘慈廣濟寺碑銘)記：“都城內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廢址，相傳西劉村寺，莫究其興廢之由。景泰問，人有得陶佛像、石龜、石柱頂、陶供器于土中，始信口口古刹也。天順初，佛者普慧，山西潞州人，有行口，領戒壇宗師。時口衆信向，與其徒圓洪輩相規興複之。初，洪深曆成功之難，適尚衣監太監廖公屏過口，竊口甚，語洪曰：屏上荷殊遇，宮都監員，職典內局及軍營。每欲得二福地，構寺奉佛，憑法力圖報大德于萬一，而未能得。茲殆天畀我，與爾師徒共結此善緣耶。遂爲洪請牒，具其興建之由以聞，乞寺額。诏曰弘慈廣濟，時丙戍歲也。公自足累捐己資爲費。凡上所賜白金，亦自是辄以付洪。又語曰：寵齋不敢自私，口用興複茲寺，以遂圖報之心。是秋九月，首建山門。門內左右建鍾鼓二樓，內建天王殿，中塑四大天王像。丁亥夏後，建伽藍殿。中塑給孤長者清源妙道、崇甯寶德二真君像。右建祖師殿，中塑達磨、百丈、臨濟禅師像。正建大佛寶殿，中镂釋迦、藥師、彌陀像，左右列十八羅漢尊者。正殿後建大士殿，中镂觀音、文殊、普賢像。至是，諸佛像皆飾以金。凡廊庑門牖，點染丹腰，煥然一新。其齋堂、禅堂、方丈、僧舍，與夫庖湢廪瘐之所，以及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無不畢具。
又據釋思徹撰(弘慈廣濟寺助緣碑偈)，協助太監廖屏出資建寺的，尚有司設監太監曹整，尚衣監左少監盧儀等人。
六、太監與明代僧人
由于明代內廷太監大多數都信仰佛教，其中有權勢的“大瑺”，以及那些信仰虔誠或有所余資的太監，又紛紛出資建寺、修寺，遂使得有明一代太監和僧人之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極爲密切的聯系。本節將進一步說明太監和僧人之間這種聯系的特點及類型。
《酌中志》記載：“混堂司，掌印太監：貝，侖書、監工數員。職司沐浴堂子。惜薪司月給柴草，內官監撥有役夫，今事皆廢馳。凡內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沐浴。有選不中淨身男子，俗稱無名白，即古之私白者，爲之擦澡討賞。該寺僧擅其利，而無名白分其余潤，故內官全不來司沐浴也。”這項記載說明，明時京城有一些佛寺是專營或兼營澡堂業的，其營業的對象則是宮中的太監。一些選不中的淨身男子，則在僧人開的澡堂裏替太監擦澡討賞，來維持生計。明代中晚期宮廷太監數目在數萬人以上，因此那些在皇城外專營或兼營澡堂業的佛寺數量，當不在少數。《酌中志》這個“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的例子，是明代僧人與太監在經濟上直接發生關系的例證，它揭示了明代社會生活及明代佛教社會史的一個有趣的畫面。
前面已提到太監李興私資創建隆禧寺之例。寺成後，李興請孝宗皇帝賜額，並請以僧錄司左覺義定锜擔任住持。孝宗升定锜爲右講經，兼本寺住持。禮科都給事中甯舉對此事提出過嚴厲的彈劾，其中特別提到李興“無故乞升僧官”，有濫朝廷恩典，呼籲皇帝重治“奸僧交通內臣”的“壞法”之罪。⑩甯舉站在正統儒臣的思想立場上，劾李興和定锜之間有“奸僧交通內臣”的關系，當然不足爲據。不過李興和定锜的例子，確實說明了明代太監與僧人之間密切關系的客觀存在。而且，由于太監很多是佛寺的功德主，加之借助于太監群體的政治力量，這一群體對于僧人之際遇、僧官之提升、住持之選立等等事務，應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太監和僧人之間客觀存在的這種密切聯系，對于當時佛教的發展，有時會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如太監興安與天泉雨庵和尚的例子：“祖淵，字天泉，雨庵其號也。……(宣德)甲寅，召人京，命爲左覺義……升右善世，發上所賜物，建大刹于江甯之鳳翔山，賜額曰普甯禅寺。萬善戒壇成，命師爲傳戒宗師，天下學者聞師戒，皆知所守，而行不離道。寺左道北山阻溝水泥淖，往來者苦之。師同太監興安拓地叁百畝，鍬石作安和橋，築庵橋側，命僧守之，以濟衆。于是寒不病涉，暑則供茗，飲人歸德焉。”天泉雨庵和尚于正統時，在江甯鳳翔山創置普甯禅寺，建萬善戒壇。英宗命之爲傳戒宗師。雨庵和尚和太監興安合作，在寺旁拓地叁百畝，並建安和橋，築庵橋側， “寒不病涉，暑則供茗”，以濟過路人衆，以致人皆“歸德”。
類似的是太監阮簡與名僧道孚的例子。《補續高僧傳》記：“(道孚)未幾告退，結茆于山中，區曰松樾，屏息諸緣，不妄交接，唯苦心真實之士，得以相依。悠然自適，若將終身焉。先是司禮阮公簡得京西馬鞍山廢寺，欲興之，思得大知識主宗風，與議，非師不可。修詞至懇，至于再四，不許。後掘地獲斷碑，阮持碑泣請曰：“碑雖不完，猶可讀。惟師寓目焉。”師讀之，始知此寺乃遼·普賢大師所建四衆受戒之所，師喟然曰：“釋迦如來叁幹余年遺數，幾乎泯絕。吾爲佛弟子，讵忍視其廢而不興耶。”乃幡然而起，于是鏟荒夷險，郁起層構，散己赀以鸠工，擇幹僧以董役。……百年廢刹，複興于頃刻。廊庑龍象，煥然一新。”從這段材料看，道孚在宣德、正統之間，一度“屏息諸緣”，准備過隱修的生活。萬壽禅寺的地基，由司禮監監臣阮簡所得。該寺本是遼、金時期北方佛教的戒場。阮簡不僅打算修複寺宇，而且准備恢複戒壇設置。又再叁禮請道孚，才使後者決定“出山”，主持建寺和規畫戒壇。可見阮簡是對萬壽禅寺的複興、萬壽戒壇的建置，起到過關鍵作用的人物。
萬曆初年，京城有一位名僧叫遍融，遍融與笑岩禅師起名，雲棲株宏來京時，曾向二人參學。遍融本是來自蜀地的僧人，《補續高僧傳》記遍融四次來京：“真圓字大方，遍融其別號也。蜀之營山人，姓鮮氏。……前後四人京師，初住龍華寺，聽通公講法。次住柏林，閱藏。又栘世刹海，接待雲水。最後慈聖太後建幹佛叢林，請師居之。”從遍融的學曆可以看出，他是在京城求學、研修，並逐漸成名的。從《補續高僧傳》的記載，看不到在遍融的成功經曆當中，太監所起的作用。明人楊守魯撰之(千佛寺碑記)載：“西蜀僧遍融自廬山來遊京師，禦馬太監楊君用以其名薦之司禮監馮公保，隨貿地于都城幹隅禦用監太監趙君明楊宅也。將建梵刹，迎遍融主佛事，聞于聖母皇太後，捐膏沐資，潞王公主亦佐錢若幹缙，即委楊君董其役。辛巳秋落成。”可見，禦馬監太監楊用向大瑺馮保所作的推薦，應當是遍融事業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們從太監楊用和名僧遍融的關系中，可以看到京城太監對于外地來京僧個人事業發展可能起到的作用。反過來，一些在京城有一定勢力的僧人，對于某些來京太監的生活或發展，也會起到一定的影響。如劉若愚曾記權監魏忠賢之發迹史：“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肅甯縣亡賴子也。徐應元，亦孫逞名下也，于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稅監邱乘雲系暹掌家。又徐貴者，亦暹名下，于賢爲前輩，而爲乘雲在京掌家。逆賢因囊橐乏，遂遠赴四川，見乘雲，爲抽風計。徐貴備將賢亡賴狀已申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及到，邱大怒诃罵，倒鎖賢空房中。絕飲食，欲斃之。時僧秋月遊蜀，偶見邱，是時賢不食已叁日，僧力爲勸解，邱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兩遣回。僧憐賢，仍爲致書馬謙，囑令厚遇之。凡逆困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以魏某私往四川雲雲，乞行重法，亦賴謙救止之。賢自此在甲字庫檔漸裕。一作爲一個成年以後方人宮的“亡賴子”，按照明代內廷正常的擢升製度，魏忠賢本來很難有後來的發迹。秋月和尚的安排，對于魏忠賢在宮中立足，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明代內廷特殊的信佛傳統，使得太監群體和佛教之間存在著不解之緣。尤其是明中後期，隨著太監群體政治角色的日益提升，尋求與太監勢力的結合，對于僧人個人及佛教敦團的生存與發展，可以說具有一種客觀的需要。不過，僧人與太監的結合，有時也會引發相當不幸的後果。萬曆朝中期兩個著名佛教領袖——憨山德清與紫柏真可——在京城的遭遇，就頗能說明這點。
沈德符記憨山德清得罪的經過：“憨山大師乃北遊至山東萊州即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歸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瑺輩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後宮近佞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後，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缁素俱豔護之。適即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雲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複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既不酬，且诟辱之，義蘭憤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宮故名，自稱道童。上大怒，命缇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憨系獄良久，後始谪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懿旨論死。”
沈氏提到德清在即墨縣之大勞山創建海印寺之後，“大瑺輩慕之，爭往頂禮”，慈聖太後宮中的太監張本對他尤爲“尊信”，則德清與內廷信佛太監確實形成過非常密切的聯系。而萬曆辛醜年紫柏人都以後，“一時中禁大瑺趨之，如真赴靈山佛會”，則紫柏至京以後，也同樣得到宮中太監的狂熱信仰。但是事情的結果非常出人意外，德清最後被“谪發粵中充戍”，太監張本“以詐傳懿旨論死”。而紫柏真可最後竟是“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
從德清、真可先後進京的遭遇可以看出：明代太監與佛教之間固有的密切聯系，在明代特殊的政治背景及一定矛盾因素的錯綜之下，確有可能會給雙方都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七、結論
本文第二即以明初至天啓年間內廷具有影響力或權勢的“大瑺”之佛教信仰爲例，說明佛教信仰的強烈傾向，貫穿于整個明代內廷生活之中：在第二、第叁、第四叁節中，通過分析明代太監與佛教相關的職事，說明了明代內廷佛教信仰形成的背景及原因：第五節特別以明代北京地區的佛教信仰爲例，說明了太監與當時佛寺建置的密切關系；最後一節則對太監與僧人之問的複雜關系，做了一些概括的類型分析。以上考察證明了明代太監與佛教之間密切關系的客觀存在，揭示了明代佛教社會史及明代一般社會史的一個側面。
末、元、明以後中國佛教史的總的趨勢，是與社會生活日益密切的結合起來。佛教對于社會的影響，主要的不是表現爲佛教思想的活躍創造，而是表現爲佛教融入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當中，從而發生它的影響和作用。因此對于明代佛教史的研究，應當特別關注其社會史的層面。本文對太監與佛教關系的研究，就是筆者對明代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一個嘗試。當然，關于太監與佛教關系的研究，尚有許多問題，如明代內廷中佛、道信仰的沖突，太監群體的佛教信仰對于當時政治、經濟的影響，以及太監佛教信仰的社會史層面與當時佛教思想史的關聯等等，均亟待深入。本文謹將這些問題提出，以期抛磚引玉。
《明代太監與佛教關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區佛教爲中心的考察》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