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就是个小社会，社会上有的丑陋，在那儿也有影子。就此而言，古今并无根本差异。因而所谓“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或许就是人们主观预设与实际考察比较之间的印象罢了，而并非真相。
其二，为并未真正了解宗教史，特别是儒家“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深深浸染了中国宗教史料。如果对这点不察，史料本身就会对学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通过学术著作影响读者。儒家这一传统在宗法社会中有其必要性。对此，宗教社会学学者不难理解，因为这会影响宗法家庭的凝聚力———祖先崇拜这一信仰的主要社会功能的发挥。由于儒家系中国文化主流，这一传统对佛教史、道教史同样有深远影响。所以，中国宗教史上，特别是古代宗教内部的丑陋现象被掩盖了。
其三，与现代性有关的官僚化、商业化等因素对宗教的影响。“官僚化”与“理性化”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同为现代性的最主要的体现。现代社会的官僚化、商业化等趋向，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宗教。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宗教从来就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相对于社会而言，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儒家固然成为宗法社会的代言人，佛、道也摆脱不了被宗法化的命运。由于中国后期宗法社会(秦汉后)已存在强烈的官僚化趋势，所以，所谓“官本位”现象在僧人、道士中也早就存在。当然，现代的官僚化、科层制虽脱胎于传统，但与古代的官僚制已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样，至少自明清以来，特别是在江南商业繁盛地区，商业化对寺院或道观经济，也早就产生了一定影响。与传统寺院、道观依附宗法制及其祖先崇拜，靠“经忏”或“做道场”谋生相比，甚至不无积极意义。当然，从宗教的意义系统对社会价值观的整合、规范等功能看，过度的商业化无疑会销蚀宗教自身。但不管是官僚化，还是商业化，与宗教社会学中的“世俗化”涵义都并非一回事。试以席勒尔六种含义为例，只与其二、其六相关。即“注意力从超自然者转向指与“此世”的急切的问题”，与“指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运动或变化，将所有的决定和行为建立在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对此笔者认为，宗教的现代转型确实强调“此世”与功利，但传统佛、道教不是也讲“功德”吗？斯达克更是通过社会调查与充分的数据分析证实：宗教徒同样“在其信息和理解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的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人们总是试图做理性选择”[28]。比起今人，古人只是更多地受到信息与理解的局限罢了。更不用说与基督教信仰相比，自古以来国人信仰的功利性就特别明显。从宗教学角度看，宗教确有其相对社会而言的超越性，也有其自主性。但宗教自身的强大力量源于信徒发自内心的信仰，制度化的东西只是其外在表现。某一宗教，即使还未成熟，未实现制度化，也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中华大地上。这一内心信仰，不仅借助超自然、超社会的信仰对象，企图使本能欲求得以满足，或维系其满足的希望，也来自对社会黑暗、道德沦丧的抗议，寄托于理性的道德追求。这一追求在西方表现为使徒传统，在中国则表现为高僧、高士传统。如果丢失了高僧传统，那么在信众一句“不看僧面看佛面”的轻轻叹息后面，难道不能体会到他们的内心失望与信仰失落？贝格尔说，“新教为世俗化充当了历史上决定性的先锋”[29]。但这句话也可被认为完全是表面化看问题。从16世纪的大量文献看，如果一定要说世俗化的话，那么，也可说是那时罗马天主教会已被权力腐蚀，宗教的信仰本质早已失落，因而其所作所为，引发了下层教士与信徒的失望与怀疑，于是才有旨在重建“神圣”的新教改革。在这里神圣化与世俗化间，又变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问题。
在此，笔者绝非说现代宗教的官僚化或商业化是什么正常的现象，只是认为这与印度宗教被种姓化、古代中国宗教被宗法化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当然，也并不否认个别赞同人间佛教的教团中也存在受官僚化或商业化影响的问题，但该批评什么就尽可批评什么。不必在对西方宗教学理论尚未消化吸收之时，就急于套用并推论；也应当进一步深入了解宗教界内情，而少一些揣测。
【注 释】
[1]赵朴初《中国佛教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2]本文系江南大学人文社科预研基金项目前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4WYY002。
[3]太虚《行为主义之佛乘》，《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印本。
[4]江灿腾《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2版。
[5]瞿海源《台湾新兴宗教信徒之态度与行为特征》，《第三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2007。
[6]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6—177页，伦敦对照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
[7]参见何建明《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
前言》第1页，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年版。
[8]邓子美《超越与顺应：现代宗教社会学观照下的佛教》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古格鲁《人间佛教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综观星云大师在解行上的诠释》，《普门学报》第3期第56、57页，2000年5月。
[10]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147页。
[11]参见慈林《当代佛教教育略议》，《法音》2006年第11期。
[12]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74—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77—89页。
[14]参见托马斯
奥戴《宗教社会学》第139—1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73页。
[16][17]关于此点，参见笔者另文《超越与无我：质疑涂尔干之“神圣”与“世俗”两极对立》，《第三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2007。
[18]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1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奥戴《宗教社会学》第165页。
[20]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129—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第200—2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1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参见江灿腾《关于台湾宗教学界“神圣性”议题迷思的批判》，《台湾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反思》第361页，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
[24]释印顺《人间佛教绪言》，《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
佛在人间》，印顺文教基金会电子版。
[25]江灿腾《台湾当代佛教》第9页，南天书局1997年版。
[26]周贵华《释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略述》，《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研讨会论文汇编》，上海玉佛寺编印，2006。
[27]宗教社会学术语，既指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也指为此付出的代价等。参见《信仰的法则》第53、61页。
[28]斯达克《信仰的法则》第46页。
[29]贝格尔《神圣的帷幕》第153页。
《人间佛教释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