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目徒劳、于事无补的。从太虚大师一贯坚持的文化应服务于人生，造福于社会，开化于民众的角度来考量，道教中保留的许多方面，如鬼神崇拜、神仙方术和神秘主义等，无疑与人世和时代严重脱节，这也是近代道教不断衰落的原因之一。对道教的批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虚大师对当时佛门消极避世，窳败落后现状的忧思。 　　3、对佛教思想的抉择 　　太虚大师从佛法的角度对儒道二家进行的理论抉择，目的是为了证明，弘扬大乘佛法，建设人间佛教才是一条“浩浩荡荡向前进达光明正觉的大路”。他认为：从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需求来看，三教虽然不乏贯通之处，但老庄语焉未详，偏重上古而轻视人为；孔子之学定志中和，注重世法，得方便之用，然于第一义谛含而未吐，并不能满足时人“达到最高真理之目的”；唯佛法“微妙无上，义深文博，学术兼备，实体缘起莫不究极”。大乘佛法更有着能够融贯儒道二家的深广气蕴，儒道两家古圣先贤的人生趣向均可纳入佛法的六度万行之中： 　　如我国之伊尹以天下之任为己任，而施救济，孟子说他 　　是：“圣之任者也”，即是施。伯夷、叔齐、恶色不入目，恶言 　　不入耳，是圣之清者也，即是戒。柳下惠之和，即是忍。墨 　　子之摩顶放踵，教人为善，昼夜不息，就是精进。颜回心斋， 　　能坐忘自己，就是禅定。庄子能明是非平等，小大相齐，即 　　是慧。老子的和光同尘，即是方便。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 　　即是大愿。夏禹能疏九河，使千百年后受他的利益，即是 　　力。周公的多才多艺，即是智。 　　因此，太虚大师将昌明中国文化的重任寄望于佛教能够顺应时代的需求，从浩瀚的佛法大海中选择合乎时代需要的文化精神和思想观念，于自身作出改变的同时，影响社会，利乐众生。太虚大师的具体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现代中国佛教应该走肯定人生、积极人世的道路。从历史上看，主张“无我”、强调“出世”的印度佛教，在中国却形成了突出主体并肯定现世人生的价值取向，进而铸就了即世间求解脱的现实品格。佛教传人中国后经历的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将佛教中蕴涵的，在印度佛教中未得到充分发挥的对人及人生的关注与肯定做了充分的发挥，出世不离人世，人世以求出世早已成为中国佛教的共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降至清季，当时的佛教严重背离了作为中国特色的注重人生的道路，僧人或隐遁清修，或赖佛求活，日益与世隔绝。不对这种离世、避世的倾向进行一番彻底的修正，佛教就无法生存，更遑论发展。人间佛教的一系列改革，就是试图创立一种“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 　　其次，发扬佛法的理性化特征以对治国人之病，回应西方科技文明。对于千百年来民族文化凋敝衰萎的内在心理原因，太虚大师说：“窃国人第一大病，乃在混沌，此征之代表中国人最高心理之所谓太极，所谓自然者可知也”。儒家学说中的太极系指阴阳未分的混沌气象，老子所谓之自然，也是窈冥恍惚，不少学佛之徒，在此影响下也喜谈无为、无分别之词以示玄妙，而不证其实际。此病不除，无论何种宗教与文化都难以指望澄清，所谓经世利群，出世修道皆成了无稽之谈。因此，欲治国人之通病，非先破除此根本的混沌心理不可。通过对佛教诸宗之学判释抉择，太虚大师说，“只有佛法之唯识学，为能起中国人沉疴而愈之也”，因而选择重智尚行的法相唯识学作为佛教思想的代表对治国人混沌之病，回应西方文明。在佛教诸宗当中，法相唯识学最具兼学术与宗教与一身的性质，系统精致，条理井然，其所使用的逻辑(因明)和知识检验(量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方法。唯识学对人的心理结构有着精密的分析，其深刻与精到不在近代西方心理学之下。同时，对西方哲学所讨论的认识论、宇宙论、本体论等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回答，最能与现代学术思想相应，适应科学时代、文化反思时代人们的宗教需要，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学抗衡。对此，太虚大师充满信心地说：“故今兹之唯识论出现，非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循环往复，而实为世界思潮总汇中所别开出之一时雨之新化”。 　　再次，倡导人心革命，建设人间净土。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心性论的发展。注重人的心性，从现实人心出发以求明心见性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特征。太虚大师认为大乘佛法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就表现在“为现代人心做正思维的轨持”。世间的一切事物，皆从人心的思想转变而来，“人心的改革，确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太虚大师依据佛学对“心”的含义加以阐释，首先，心潜通于一切众生的精神界，这种相通无碍的本心，即是佛学上所说阿赖耶识，所谓“三界唯心”。既然有潜通的精神界，那么一个人的好坏，可以影响到一切人类，如果有一种平衡的力量，保持潜通的精神界的安宁，世间的一切便是慈爱和平的显现。其次，心的两种显著的心理作用表现为善与非善。善的心理就是道德，道德的标准应以利益社会大众为前提；非善的即是与善相反之恶的心理，乃是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不惜以害他为手段。善与非善全在乎人的一念之间，因此，所有试图消除社会弊端，实现平等博爱的改革都需要从改革人心做起。人心的改革最终指向人间净土的建设。世间一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而事物变化的出发点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人人皆有此心力，即人人皆有创造净土的本能，若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的愿望，努力去作，人间便可转化为净土，而无须离开此恶浊的社会另求一清净的世界。太虚大师说，“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 　　最后，本业报法则，趣圆满佛果。因果报应是佛教重要思想观念之一，太虚大师非常重视业报法则的现代价值。抗战期间，太虚大师在重庆做了《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的演讲，谈到佛教最要的一法，浅显地说就是“业报”。他认为，“业报法则，实为佛教最根本的亦最究竟的所在，此而不信，亦无所谓佛教”。业报“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后受，不作不受”的理论最适宜作为行动的最高原则。应用到政治方面，可以养成自立的个人与爱国的公民，除掉贪渎苟安的缺点，强化民族意识；应用到学术方面，按照严格因果律的论理数理训练，扬长避短，从而使中国文化兼具有世界性与未来性；应用到宗教方面，一神的宗教已经不再适合现代思想，今后的宗教必须具有理智的成分才能存在，而佛教业报的道理有助于建立理智的信仰；应用到道德实践，则能够贯通功利与超功利，确信善恶因果不爽，直下承当，不希望于将来，更不留恋过去，只认定现实，把握现实，积极向善处前进，自负责任，贡献人群，实现自利利他的宏愿，趣向福智圆满的佛果。 　　三、人间佛教的建设与新型 　　三教关系的建立 　　历史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佛教的兴衰与中国文化的兴衰息息相关，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三教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格局。在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传统文化发生的巨大震荡，三教关系的传统模式和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改变。作为重建中国文化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间佛教的建设不仅仅局限于佛教寺庙和四众弟子，而是面向大众和整个社会。在人间佛教的框架内不但可以而且急需建立一种新型的三教关系，换言之，只有三教文化实现良性互动，人间佛教的建设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内在与外在环境。如何对三教文化加以积极的重新定位

　　在《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一文中，太虚大师提出从增进道德、改进教育和改建政制三个大的方面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而贯穿其中的，“尤以有一种“国民性之道德”精神”为最重要。三教的传统文化积淀对重塑这一“国民性道德”分别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太虚大师的观点是： 　　第一、建佛法以建信基。佛名大觉，觉悟众生、解脱生死是佛教最根本的目标。通过对历史上各种文化，包括儒家、道家(道教)和基督教等在人生观、世界观、解脱论等方面的信仰特质加以对比，太虚大师认为它们都各自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尤其是近代以来，或不符合现代人理性思考的习惯，或经不起科学哲学的推究实验。“信基不坚，则建筑在上者，皆随时可以动摇倾败”，而最为稳定坚决、不易动摇的，是理性支持下的信仰，亦即“智信”，佛法建立在“无我”、“缘起”基础上的智信特征在各种宗教学说中最为突出。在佛教中，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得以圆融为一，高度的理性化特征是佛教能够适应并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最大优势。因此，由智而信，智信一致的大乘佛法，足以充当此不拔之信基。 　　第二、宗孔孟以全人德。太虚大师认为，儒家文化有两大特长，一者内养人心之正，调节人群的伦理常德；二者外应人世之变，满足人群的外物利用，这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已包括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众多层面。太虚大师曾经反复强调“学佛先从做人起，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人圣的佛陀

　　”儒家文化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孔子在先秦时期提出“仁”与“礼”，在尊重每个人人格的前提下把协调人际关系视为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孟子进一步将社会伦理赋予人的本性，从道德论上肯定人为善去恶的内在自觉性。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现代社会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挖掘。 　　第三、用老庄以解世纷。老庄道家主张效法自然、返璞归真，固然与佛法自觉觉他的终极鹘的有一定的出入，但道家和光同尘、慈俭不争、等视万物、崇尚自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乃是深植于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思考和对伴随文明进化而来的各种弊端的深刻洞见，提醒人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有不断被异化的可能，从而未雨绸缪，避免物质上巧取豪夺、奢靡浪费和精神上偏执己见、逐物不返的弊端。在充满着焦虑与冲突的现实世界，道家思想对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一剂化解纠纷、步人和谐的良药。太虚大师十分欣赏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境界，认为章太炎的以佛解庄之作《齐物论释》深得其精髓，对于在当时的民众中普及众生平等的观念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归佛法以畅生性。生死问题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无论何种哲学与宗教都无法回避对生死问题的解答。面对生死，有长生成仙者，有舍生取义者，有灰身灭智者，有魂归天国者，在太虚大师看来，上述种种对生死问题的解决皆不究竟，因其“未明生理，故失阏乎生而未能畅达乎其性也”。只有佛法明缘生性空，始能宣畅生性，荡然无碍，使老病死不留痕迹。缘生基于阿赖耶识之非断非常，性空显示真如之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则生老病死之事本无，非断非常，则爱生恶死之情顿消。明白了这个道理，在现生中诸善奉行，渐成增进，趋佛菩提，究竟常住，如是才能不虚此生。所以太虚大师说“非佛法不能赋予(人生)充分之意义及永存之价值，而人生遂必以归佛为终也!”佛法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在生死问题的解决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乘佛法，特别是净土宗的教理特别富于终极关怀的内容，“净”表达了人类永恒理想的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净土”为大小乘人所共仰共趋的理想界。 　　太虚大师站在中国文化整体的立场上，以人间佛教的理念为主导对儒佛道三教文化加以抉择与定位，并不意味着大师主张“道定于一尊(佛教)”，恰恰相反，大师主张“道并行而不悖”。他说“佛称大雄，依佛立信，成勇者之不惧；老称大玄，用老忘世，成智者之不惑；孔称大成，宗孔成人，成仁者之不忧”。三教融合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必然建立在三教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之上，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虚大师在上个世纪提出的三教关系论，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方面，就是相互激扬、相互吸取。历史上儒佛道三教由相异冲突到相异共存、相融互补的经验为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与华夏文明从碰撞冲突到对话谅解，并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反映出中国文化天生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跨越式发展的潜能。如今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又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展开对话。从无尽缘起广大无碍的佛法来看，人间佛教的建设绝不仅限于中国之一隅，而是着眼于全人类乃至一切众生的幸福与解脱，因此，若要实现太虚大师在几十年前所发下的宏愿“将这人生佛教的道理，宣扬于西洋以至全世界，则可综合又超越一切科学哲学，而駸駸乎为世界文化，世界宗教的归墟”，则非要本着借鉴历史并超越历史的精神不可。如何将三教关系的成功经验具体运用到人间佛教的建设和开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当中，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南京大学宗教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太虚大师三教关系论与人间佛教(许颖)》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