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间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刘成有

　　内容提要：人间佛教的思想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近现代的佛教思想家在整合传统佛教时，除了要考虑西方传入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之外，也无法回避传统儒学的深刻影响。本文即从人间佛教思想的先导人物敬安、人间佛教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大虚以及发扬光大者印顺的佛学思想及其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人间佛教思想与儒学·的关系，为人间佛教在今后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人生佛·教 人间佛教 儒学

　　印度佛教经汉代传人中国内地以后，历经容受、光大，至隋唐而诸宗并弘，蔚为壮观。隋唐以后，中国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改铸，逐渐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特征，与儒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1840年，中西文化在物质层面上展开了正面交锋，其结果则是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耻辱，救亡图存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心态。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佛教在近现代的复兴基本上是沿着理性化、生活化的方向前进着。在当代，兼具理性与生活的人间佛教已成为当代汉传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在这个过程中，佛家除了接受近代科学主义的洗礼之外，也不断地从传统儒学中吸取营养，特别关注修心之外的“治国平天下”，从而使新时期的佛教实践深深地打上了关怀现实人生、关心社会发展的儒家“人世”的烙印。敬安、太虚、印顺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敬安法师在实现寺院佛教

　　入世转向中的作用

　　敬安法师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在18岁那年怀着脱离人间火宅的怨情，投湘阴法华寺出家，先后住持岐山仁瑞寺、宁波天童寺等。据他在《冷香塔自序铭》中说，他因效法佛祖千疮求半偈的故事，于阿育王寺“燃二指供佛”，故后有“八指头陀”之称。甲午战争以后，在面临日本僧人企图染指浙东35寺的关键时刻，立即上书朝廷，表明爱国立场，呈请政府与日人交涉，并明示保护寺产。1908年为抵制清政府的“庙产兴学”的宗教政策，又提出“保教扶宗，兴办学校”的口号，并创办宁波僧教育会，开办僧、民学校。1912年他又组织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任会长。在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许多爱国弘教的诗文，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寺院佛教实现人世转向的先导人物。

　　当然，任何先导人物都难免具有矛盾的特点，敬安也不例外，在他的诗文中，也往往呈现出自相矛盾的思想冲突。一方面有着禅宗的空灵神韵和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力求灰身灭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激烈的社会动荡，强化着他的人世关怀，尤其是晚年，内忧外患的切肤之痛滋长着他的忧患意识，他的诗文明显地表现出爱国、卫教的精神风貌。实际上，中国近代佛教的人世转向也就是佛学与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融合，这也是中国佛学努力适应新形势的重要尝试。敬安在其《诗集自述》中曾把儒家的“孝”的观念引入佛教，在拜谒孝女庙时叩头至流血方休，并说“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诸佛圣人皆从孝始。吾观此女，与佛等人。”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敬安以方外之人直接介入社会政治活动，并力争在组织上使佛教成为一股社会集团力量，这标志着近代佛教的人世转向即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教已经到了由理论而付诸实践的关键时刻。太虚大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揭举出“人生佛教”的。

　　二、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念的确立

　　及其与儒学的关系

　　太虚大师幼失父母，体弱多病，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16岁时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法号惟心。同年在佛前求名，得签“此身已在太虚间”，故名太虚。1908年得读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作，又受吴稚晖在巴黎所出的《新世纪》上介绍的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学说的影响，乃有志于革新佛教，“作激昂之佛教新运动”，慨然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对于当时的佛教界状况，太虚后来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指出：“代表佛教之僧寺，未能赶上现代国家社会之建设，”“若不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去存在之意义。于如此不谋改善，必将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须整理。”于是他效法三民主义，在1913年追悼敬安法师的法会上，公开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在全国佛教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此为标志，太虚以一位和尚的身份，广泛涉足社会政治活动，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佛教的革新事业，有“政治和尚”的谐称。1924年在庐山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意欲用佛教思想调和东西文化，以佛教精神影响全世界。抗日战争期间，曾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和僧尼救护队并巡回各地演讲，以救国之道号召佛教徒踊跃参加抗日救国事业。1947年病逝于上海玉佛寺。

　　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以“三大革命”为根基，为了实现他的佛教改革，在具体实践中摸索出了新式教育、文字宣传、名流支援、僧伽革命、国际呼应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开展佛教事业的主要模式。在这些措施中，僧伽革命无疑是核心内容。在他的三大革命中，教产方面的收效甚微，而教理革命，特别是其中的人生佛教的思想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最大。

　　当然，太虚的人生佛教的思想的提出还有直接的诱因。1927年十二月吴稚晖受梁漱溟的影响而“误会佛法，以佛法为“人死观””，太虚于是在《致吴稚晖先生书》中，极言佛教不是“人死观”，并说明“佛学本从人生做起，其赞美人生，要人生不可虚生，遂渐渐地推到超人境界，与先生从招呼推到覆天覆地的仁爱，实无大差异。”可见，太虚的“人生”是针对吴稚晖的“人死”而立意的，并有着把儒家的仁爱与佛家的觉悟相等同的倾向。1928年又撰写《生活与生死》一文，认为“佛陀及佛陀之真正修学者，皆为人生的、进化的、体现人生真相的……佛法之解脱问题，亦以生活为主，生死为从属。”在这里，他进一步说明了佛教之于人生的密切关系。同年四月，太虚又发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其中正式提出了“人生佛教”一词。在这篇《训词》中，太虚在讲到“中国佛教革命的宗旨”时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改除被“君相利用为神道设教以愚民的迷信”以及“中国家族制度所养成的剃派法派(亦即寺产私相授受的制度)”；二是要改革“遁世高隐”为“化道民众”和“利济民众”、改革“专顾脱死问题及服务鬼神”为“服务人群”、“兼顾资生问题”；三是要着力建设的方面，他对此又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寺僧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要而言之，太虚大师所强调的这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就是他的人生佛教的主要内容。用更加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1)人生佛教首先是从做一个好人开始，进而学习菩萨的善行，然后成佛；(2)人生佛教中的出家僧团，是一个适应时代环境的人世团体；(3)人生佛教中的在家信众必须组织起来，成为适应时代环境的现代团体；(4)人生佛教的社会意义，在于教化一般民众成为修习十善的国民，并推广到全人类。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太虚的“人生佛教”，除了是针对吴稚晖的错误理解而作的直接回应外，还明显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启发。在《训词》中他就明确地说：“由中国革命，推及世界革命的国民革命，有三民主义；由国民佛化，推及人世佛化的佛教革命，亦有三佛主义。”接着，他对“三佛主义”又作了解释。一是佛僧主义，成立理想中的出家僧团(例如寺产共有办学、利济社会等)；二是佛化主义，成立理想中的在家信徒团体(例如辅助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地方的国家的世界的人群服务，积极参加各种政治的社会的进步事业以及救国救世的运动等)；三是佛国主义，改善各种社会制度和各种社会文化，增进人类福利。太虚甚至认为，这三者在具体实施中是有前后顺序的，由僧众而一般信徒，再到全人类，由此而“人生佛教”方为完满。

　　当然，由人生而社会，就宗教而言，必须落脚于人间净土；就俗世而言，必须要转化为对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平等的关注，这实际上体现出儒家的终极关怀。太虚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论述其佛教改革的人世转向的。 ．

　　首先，作为一个佛教徒，太虚“人生佛教”的落脚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净土观念上。他进一步发挥了近代以来的人间净土思想，在其《支论》指出要“凭各人一片清净的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而久之，此恶浊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因此，不必念佛超生乐园，只需常做佛弟子济世救人、促使人间变善即可，用不着报定“成佛做祖”的贪心。这样，就把佛教为人们描绘的虚幻、美丽的来生，赋予了世俗的、现实的人间的内容。对于这一思想，太虚在1938年发表的《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中的几句名诗中有着极为精辟的概括：“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

　　其次，作为一个致力于实现佛教人世转向的“政治和尚”，太虚的“人间净土”思想必然要涉及现代政治。在这一方面，太虚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分析佛教产生的社会背景时，揭示出了佛教思想的精髓，进而强调佛教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佛陀时代是一个不合理、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佛祖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六和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极乐净土。明末以后的中国佛教则违背了佛陀“六和敬”的真精神，及至清末，又仅仅剩下了超亡送死的陋习。太虚僧伽革命的中心，用他在《三十年来中国之佛教》中话说，就是要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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