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经证明了太虚主张的有效性。当然,在顺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应警惕与设法防止降低佛法的超越品格,这方面太虚与印顺都曾反复强调。笔者认为,如果准确理解太虚、印顺思想并正视社会现实,这样形成的抗世俗化能力,远比埋头修行、不问世事强。
笔者相信,如石法师的“批判”有其“不得已”之处。这一批判在本质上与当年佛教保守势力攻击太虚、印顺虽无大的差别,但毕竟在台湾人间佛教已赢得主流地位以后,声声含着无可奈何的哀叹,也因对台湾佛教界宗派情绪的反激而起。就前者而言,现代社会需要多元共存,包括传统宗派,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只容一种声音,除非躲在地下或天堂。就后者而言,倾听不同声音对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发展也是有益的,宗派情绪的蔓延则反而有害。至于其它,学者与法师们的批评已够多,无需赘言。如石法师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及其致力于译解藏传佛教文献,沟通汉藏佛教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与藏传佛教(至少在青藏地区)现代化滞后不同,人间佛教代表着佛教现代化进程中相对最有前途的方向。但中国佛教与日本相比,佛教与基督教相比,其现代转型同样滞后,因而不无借鉴彼方的必要。
二、借鉴宗教现代化的日本模式与欧美模式
探讨由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的过去、现状,与由两者延伸的未来走向,不能不了解西方、日本宗教及国际学术动向。尽管西方与日本宗教界、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正在冷却,因为现代化对他们而言,已成了往事,眼前更紧迫的其它问题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但现代化却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地区不能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如果能更多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日本文化、宗教与中国的形态较接近,日本佛教更与中国同根,其现代化也先行一步,而且“不鼓励提出脱离民族传统的激进要求”。借鉴日本确实有很多便利也很必要,如多元化的寺院经济开发,传统佛教体制改革,由宗派对峙到协进联合,面对时代与社会的提出新主题和唤起新觉悟,革新传统布教方式(读书会、座谈会、演讲会、讲义会、茶馆说法、电话法话、大量发行寓佛法于时事和文艺的各种书报、出版佛学期刊与专著等)、引入多媒体布教与组织培训布教手段、新兴佛教宗派与传统宗派的现代转型互相促进等等。日本佛教现代化模式在台湾的影响也正在被批判地发掘与重新审视,但与此同时应清醒认识到,与西方相比,日本的现代化毕竟晚了几百年,日本的封建(这与西方较相似,而与中国的宗法制不同)残余也保留更多。日本社会仅有表面的自由氛围,“内紧外松”。恶性竞争虽然到处都存在,但在日本比西方更明显,“人们的心理压力”“过于沉重”。日本人的家族意识虽然有助于经济超越式发展,但其内涵“极为自私”也是很可怕的。欧美稳重的理性主义在总体上主导着社会,而日本民族的“情绪型”相当突出,妒忌心理极强。“从全世界来看,日本的学术水平只能算是二流的”。日本佛教与佛学不可能不受社会与民族文化影响,强烈的宗派主义倾向明显与此有关。太虚当年多次考察日本佛教,他既指出了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又强调对日本佛教的宗派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应保持警惕。这一态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中国佛教首先要向日本学习的是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求知精神。当然,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的日本正在反思。日本“一旦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后对待错误的方式”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与其它各国相比,西欧、北美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更为成熟与典型。但是,市场经济的理论预设即亚当
斯密所谓“经济人”的理性,仍然被人的生物本能所役使。而人间佛教强调人,包含着在肯定市场经济利用众生趋利本能的同时,力图唤起人的自觉,使这一本能受理性的支配。以超越的眼光俯视,现代市民社会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弊端也不可胜数。宗教社团在进行补救之余,不禁要叩问,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的扩张,究竟有无极限?基督新教固然还维系着超越性,但其超越性指向与肯定“自我”意识的理性基础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其负面也不容忽视。
虽然如此,与西方市民社会相适应,欧美宗教的现代转型毕竟包含着更多的普遍价值。西方宗教文献学、比较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甚至现代神学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出了审视与总结。尽管这些学说也都有自身理论缺陷,譬如进化论,但恰当地借鉴、消化与吸收这些理论成果,至少可使后起的东方宗教转型避免前车之复辙,可以为人间佛教理论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不过,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大,欧美模式发育早,与中国的需要之间的时空差距也大,借鉴西方学说就必须注意消化。或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或像如石法师那样不顾作者原先的学术立场,抓搜扒来为我所用两种倾向都不足取。如石法师还有一篇高论,即《大乘起源与开展之心理动力:永恒怀念是大乘起源与开展的原动力吗?》。就该文的正面意义而言,也不过用洋洋数万的考证再次说明了西方宗教学早已阐明的基本论断——宗教都源于人类的超越追求。这说明,如不了解西方宗教学说,我们许多研究只是无效或低效的重复劳动。
因此,这就更需要深入研讨西方多种学说,了解其背景、目的、基本框架、概念、层次、原理、方法等等,吸收其长处,特别是懂得其局限所在,批判其曲解,建立更完善的理论模式。而不是因困难或其缺陷而拒绝借鉴。例如,韦伯的理论就以其世界性的眼光为人嘱目,他对宗教与社会关系、宗教理性化趋势的概括中含有的富有启发性论断不容忽视。如果仅停留在简单介绍与批评的层次,不能回答他就佛教、儒教提出的深刻的理论与实际问题。那中国宗教学研究、佛学研究就不会有重大进步。相反,在引进之初理解不当,表达应用有幼稚之处倒不难体谅。同样,哈耶克也就宗教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关系发表了值得注意的见解,如他认为:“英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同占优势的非国教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的工商业阶层发生了密切关系,直到最近,这仍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哈耶克理论非常重视传统的价值,重视传统与进化的内在联系,这不但可修正韦伯的偏颇,而且如果能深入把握其理论的话,可以为当前解决台湾人间理论走向问题,提供积极的富有前瞻意义的启示。
另一方面,人们对以往传统对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已有足够重视。笔者认为,依哈耶克理论思路的提示,如果缺乏宗教的超越性唤起警觉,现代人也会习与性成,把无奈地被占有市场的竞争所驱使的行为转化成习惯,长此以往。那么,这种强有力的传统,将比历来的传统更为可怕。
三、人间佛教的理论生长点
借鉴日本与西方,可以从不同的理论构架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提出有启发的思路与解决方案;也可以把他们的经验教训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台湾人间佛教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走向是否有偏差。但是,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路还是要自己走。而且,过去际、当下际对未来际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因果联系。据此轨迹就大的方面而言,人间佛教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可能如下:
1. 对赞成人间佛教思想指导的众多教团丰富的践行经验作出进一步的概括与提升。如果说,鉴于当时践行经验十分有限,太虚难免较多空想与臆说,印顺难免较多地根据学术研究结论的推导的话。那么,当代就完全不同了——生活之树常青,各教团丰富的践行经验将给人间佛教理论发展注入蓬勃的生机,提供不竭的源泉。
2.《阿含经》的进一步研究。佛陀的超越理想原形通过“四阿含”得以较可靠地保存,内容也极为丰富。如果说,印顺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是把来自太虚的启发,贯注到《阿含经》研究中去,取得的成果已足够令人赞叹的话。那么,由于佛教创始人思想本身的开阔宏大,声闻、部派、大乘……无量法门无不从此流出,从其它角度或层面对《阿含》的研究同样也可能结出丰硕果实。
3.太虚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太虚大无边”,人间佛教创始人的思想构架也相当宏大。迄今无论大陆的还是台湾的人间佛教教团,对其“峰峦万状”的思路只不过践行与发挥一部分而已。例如太虚当年撰写了《真现实论》,对西方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作出了有力回应,这一思路至今后继乏人。如果不能依据佛法基本原理,包括“无我论”、整体论对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理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哈耶克的进化理性等作出有效响应的话,那么本来博大精深的佛学就只能处于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边缘地位,不可能吸引像唐代玄奘那样的一流知识精英,最多也就自说自话而已;如果不能与基督教、天主教扩大对话,本来清净无染的佛教在许多人看来就好像只能与民俗巫术为伍,除了华人社会外,在西方世界也较难跻身于主流宗教之列。
4. 日本佛教、海外华人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中国传统教派的特点与现代化研究。现代化不是孤立现象,宗教现代化也不是孤立现象,佛教现代化同样不是孤立现象,尤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从纵向看,人间佛教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由被动响应到主动顺应至少自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总趋势的过程。从横向看,各大宗教与现有佛教诸形态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反复,也会对当代人间佛教产生影响。例如,世界范围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既是对激进的现代化的反拨,也是传统的回归。虽然这不可能改变历史总趋势,但对人间佛教思想也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出于对中国佛教前途的迷惘与个人不同的超越性追求,20世纪学日本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外求趋向依然在发展,这在台湾也很明显。如果对其特点不了解,就只能被动地承受其影响。如果主动地研究佛教现有诸形态的特点,吸取其长处,则反可增强人间佛教教团的凝聚力;如能主动地对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作出概括与提升,无疑从更大范围内丰富了人间佛教理论。因而,这一方面同样是人间理论发展的生长点。
结语:让历史的践行证明“中道”
在人间佛教的践行方面,大乘菩萨行是人间佛教第一、二代代表人物一致肯认的,但特别是太虚与印顺之肯认的理论基点不同,前者基于大乘唯识论与真如缘起论,后者基于大乘性空缘起论。笔者认为,不宜过多渲染太虚与印顺之间的分歧,太虚、印顺等代表的人间佛教多种理论模式不妨并存,并无如谁“是”,谁就必“非”问题。正如印顺所证明,大乘三大论说都源于原始佛教。在现代,太虚与印顺的理论基点都有结合正在发展中的市民社会的宗教需求,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其间可能有优越性大小之分,但这是分别发挥他们思想的人间佛教教团以历史性的践行来证明的问题。
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封闭性不同,人间佛教不但具有继承性,还具有现代的开放性。虽然与以往一样,在争论的浪潮平息之后,各教团依然大多各行其是。此乃竞争迫使各教团创造与发扬自身特色的需要,可以理解。不过,在历史提供的重大事件面前展示佛教界共识的机会也别放弃,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完全可多多协作。台湾人间佛教僧团与教团一向在反对声中成长,也应当能够克服宗派情绪的干扰。如此,人间佛教的“中道”,必将越走越宽广。
《关于当代人间佛教走向问题(邓子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