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转型中的人间佛教

　　周安安

　　末法时代的佛法昌隆？

　　同为华人社会，台湾宗教之兴盛往往令对岸同胞印象深刻。无论繁华都会还是僻静渔港，华人民间宗教、三大宗教及其支脉、以及五花八门的新兴宗教比比皆是。无怪本地人常笑称台湾为“世界宗教的超级市场”。

　　然而在这一超市中，本地土产却也往往销量不菲。尽管台湾光复后，官方曾一度为基督教大开绿灯。但经过60余年的发展，汉传佛教不仅牢牢在本土站稳脚跟，更继承太虚以来“人间佛教”的改革思潮，以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进行自我改造，使台湾佛教成为一张输出海外的文化名片。据2004年统计，台湾的佛教徒超过800万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考虑到华人社会的佛教性格，其中儒释道混杂的民间信仰信众必然占相当比例，但佛教是台湾第一大宗教，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佛教兴盛的背后，是台湾社会的深刻转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先后经历了经济起飞和民主化。从195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0倍以上。经济上的富裕使得民间有充足财力可以护持宗教组织，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的种种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伦理崩坏、物质崇拜等也一一涌现。在应对此种现代性症结时，宗教即凸显出其角色的重要性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华人社会中的宗教在呼唤理性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佛道教及民间宗教往往被认为与进步的意识形态相背离，或至少其存在沦为边缘化。但是一方面，在后工业时期全球出现了“非世俗化”的宗教复兴浪潮；另一方面，台湾的人间佛教对佛教实践进行了改革，使得民众寻求宗教慰藉的心理需求最终回归到本土宗教上，而未被快速扩张的基督教所完全取代。

　　而政治的自由化则为佛教团体的兴盛提供了制度基础。威权时代的社会矛盾表现为愈加强烈的社会运动。面对社会动乱的威胁，蒋政府最终开放了政治上的自由化。1987年以前，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限制下，民间没有新闻、结社、组党的自由，故无自主意识的民间结社团体。而解除戒严令不到一年，就有740个人民团体向内政部登记并获核准。人间佛教组织的突破性发展也始于此。以规模最大的佛教慈善组织--慈济会为例，1966年~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十万位左右的会员，而到1991年，慈济的会员增长到178万位左右。

　　关于慈济创始人证严法师的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常被用来解释佛教组织的入世性转向是如何开始的。据传，证严早年目睹台湾医疗保障体系的落后，而发愿建一所为穷人治病的慈善医院。在与两位修女的辩论中，基督教在公众服务上的成就以及本土佛教在此领域的缺席，深深刺痛了证严：外来宗教尚且如此，以普渡众生为念的大乘佛教为何不能做到？随后，她便开始将以一比丘尼之力，组织信众参与慈善事业。基督教的冲击、本土社会建设的需求以及大乘佛教本身的社会基础和教义拓展的可能，形成了佛教人间化改革的契机与动力。

　　目前台湾大小道场林立，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中台山这“四大山头”。

　　崛起最早的南台湾佛光山，在1960年代后期已逐步成型。佛光山的创立者星云法师，擅长以现代营销手法包装佛教。佛光山不仅制作风格多样的弘法节目，其僧团也突破守旧形象，以活泼进取的形象出现在信众面前。星云的传记作者符芝瑛对星云式人间佛教的总结可谓贴切：一是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二是主张乐修而不苦修。

　　而发迹于东台湾的慈济，则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民间慈善组织。慈济的创办人证严法师是一位传奇性的比丘尼。出身贫苦农家的她，在半个世纪内，将慈济由一个30人的小道场发展成为全球会员700万人、台湾本地会员400万人的庞大慈善组织。在台湾几次大灾难的应对中，慈济人甚至体现出比政府更胜一筹的组织力和行动力。

　　北台湾的法鼓山起步较晚，其宗教领袖圣严法师于1970年代末期才由美国返台继承其师父东初老人的道场。目前法鼓山僧团的规模不比佛光山，财力及国际影响力也远弗于慈济。但其专注于佛教教育的定位，颇受都市白领和知识分子的欢迎。

　　而中部台湾的中台山亦是在台湾解严之后，其声名才逐渐为人所知。中台山的开创者惟觉法师，以道行高深的“大修行者”形象出现在信众面前，其宗教产品也以参禅和灵骨塔贩售为主。比起积极于入世行动的其他三大山头，中台山带有神秘的色彩，故民间有“慈济做功德，中台了生死”之说。

　　在如今的台湾，佛教已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各大山头都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和杂志以做弘法之用；街头除了政治人物的宣传展板，最常见的就是佛教领袖的巨幅肖像。这些新兴佛教组织，拥有现代化的大楼、 公寓型的道场等宗教建筑，并以讲堂、社区学苑、念佛会、环保站等形式，在一般信众中展开活动。政治与佛教团体间的关系亦是千丝万缕，如星云法师因在两党政治中立场鲜明而被冠以“政治和尚”之名。政治人物在大选前参访各大山头早已成惯例，佛教领袖的任何一句话，往往被媒体当作谶语。每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的慈济浴佛大典，皆组织起数万信众到场燃灯祈福。慈济的标志性制服“蓝天白云”与中正纪念堂的蓝瓦白墙恰为映照，作为政治领袖的马英九与宗教领袖一同于佛前合掌，为天下苍生祈福。

　　即使90年代后期台湾经济开始陷入低迷，几大山头的发展依然强劲。那么，人间佛教的发展在台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冲击之下，既然这些以入世的“人间佛教”为改革理念的当代佛教团体在务实的华人社会如此成功，对于始终在西潮与传统间寻求思想出口的当代中国，人间佛教又能提供怎样的实践经验？

　　人间佛教的社会性格

　　台湾民主进程的孰是孰非尚无定论，但其政体过渡平稳以及近年来社会民风之改善则有目共睹。这不禁令人对台湾经验充满好奇：在经验世界逐渐去魅的过程中，为何人们依然充满宗教热情？在经过上百年对传统道德的反思后，台湾如何在保存传统的同时完成了现代化？台湾曾一度面临严峻的政治冲突和族群分裂，最终私德和伦理却并未被政治撕裂。人间佛教组织作为台湾社会最成规模的民间组织，其中是否蕴含着华人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比如人间佛教组织对公共福利事业领域的贡献，以及信众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所体现出的组织性，是否即为华人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公民性”的体现？

　　台湾解严后，台湾民众在公共场合体现出诸多公民修养，佛教信徒犹是如此。比如佛教组织热心于教育、慈善、文化、医疗、环保等领域，宣扬宗教与族群平等等普世观念，这些都受到了海外学者的赞誉，比如澳大利亚学者沙学汉D.C.Schack)即认为，佛教使得台湾成为“一个更为宽容和谐的社会，整体民众对于他人及公共事务抱持高度的关怀。”

　　与西方宗教团体相似，台湾人间佛教的嬗变亦有诸多呼应现代性而改变之处。比如它们具有庞大的在家众组织、丰厚的资产、精于使用现代传媒，并针对台湾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展教义和实践。这些组织往往淡化宗教仪式的神秘性，而鼓励人们做好当下的日常工作，鼓励孝道和自我奉献，虽然其宗教活动以唤起信众的道德激情为目的，但是同时亦以理性化的组织程序管理。因此，美国学者赵文词 (Richard Madsen)对台湾佛教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在当代欧美，社会组织在发展初期往往是由宗教感情所推动的，但最后则会以科层化和专业化代替其宗教性。台湾的这些组织正在发展中，宗教依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台湾在转型过程中的公民性格，即能在此过程中进行培养。

　　为何非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往往伴随着本土传统宗教的兴起？东方社会又有怎样的公民论述的可能性？杜赞奇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场域”概念的批评，提出与其谈论某社会是否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不如考察该社会为何选择使用公民社会这一论述来引导自身历史的发展。公共场域并不只存在于媒体、咖啡馆或公共沙龙这样的场合，而妇女以及各种平民的公共空间，也都蕴含着自主性和抗争的潜能。

　　因此，台湾民间团体的蓬勃发展，虽然不见得就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出现，但至少他们可能是市民社会产生的温床。在过去国家的专制管控中，华人基层民间社会已出现了某种分化。由于具有清晰意识形态和严密组织的正式部门往往容易被收编和压制，反而那些停留在人际网络关系上的非正式部门，在社会开放后易于成为真正促进社会变迁的力量。宗教学者魏乐博(Robert P. Weller)将台湾社会的此种特征称之为“替代性的他种公民性”(Alternate Civilities)，以此指称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化过程中，不脱离传统的、可能的治理原则。

　　台湾在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化过程中，政策常常模糊而富有争议性。为了建设一个更坚实和制度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环境往往产生呼吁道德引导的诉求。人间佛教则回应了这种诉求：一方面守护传统道德的价值，为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开出一剂良方；另一方面则带动了公民自主参与的发展，且这种发展根植于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

　　这种对公民性的叙述，依然带有某些西方中心式进步论的乐观想象。故台湾本地学者更谨慎地使用“公民性”这一概念，转而认为在其中蕴含着某种与民主原则相悖的、传统性的复归。比如丁仁杰针对慈济的实践模式提出，慈济所遵循的是道德和礼仪治理的接续性的社会原则。虽然经过了某种转化之后，可能更适应新出现的社会情境。慈济固然激发了民众公众参与的自发性，但又要求其参与者远离公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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