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伦理思想中的生命关怀精神——兼论人间佛教的“心灵环保”
李玉用[1]
[摘要]佛敬伦理思想虽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以追求解脱为最终的依归；但其间却蕴涵著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对人生之关注和对生命的关怀的精神资源：佛教伦理以缘起论为理论基础，世间万事万物皆缘集而成、缘散而灭，给人们的启示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每个人应正视这种依存，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担当和应尽的社会责任。佛教伦理以慈悲为怀，提倡护爱众生，拔众生之苦痛、予众生以快乐，给人们的启示定应积极投身到救灾扶贫、照顾鳏寡孤独等社会公益事业中来，每个人应为缓解弱势群体之困厄、促进社会之和谐作贡献。佛教伦理倡导忍辱精进精神，有助於人们倡导和营建一个宽容、和谐、进取的社会，宽容和进取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助力，更足人与人建立和谐关系的桥梁：总之，佛教伦理思想中强烈的对人生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怀等精神资源，有益於人们在竞争激烈、压力增大、动荡不安的今天，舒缓和平衡自己的心灵，从而使生命和心灵都能得到真正的安顿：人间佛教中的“心灵环保”理念正立足於人心浮躁和困惑的现代社会之中，以传统禅宗的“平常心足道”的禅法理论为基础，兼摄他宗所长，并融入现代人的史活意识，以“心灵环保”为方便说法，力图诊断和疗治现代人的焦虑、不安、浮躁等社会问题；同时，冀此来净化和提升现代人的精神质量，从而实现现代社会的和谐、安康与幸福、
[关键词]佛教伦理生命关怀人间佛教心灵环保四念处
一、佛教伦理与世俗伦理
伦理学是以“应该”(should)、“应当”(ought to)等价值陈述来讨论和阐发某某事是否善、正确或合乎道德的一门学问。与事实判断相比较，价值判断或许更困难於断定或辨别其真伪，因为基於不同文化、宗教、习俗等背景认知的群体，往往会有不同甚而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和价值观以及由之而影响(决定)下的生存、生活方式；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确立价值判断并不比分析事实不具有重要性。尤其在全球化境遇的今天，在探讨人际关系、共同福利或善恶之争的时候，价值知识的判断就比既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有益和必要。
在世界各大宗教文化之中，佛教伦理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亟待阐发和深入的对人类共同福祉有益且重要的价值分析知识。不过，佛教伦理的这种知识资源却不能直接拿来为世俗伦理的价值判断所用，而必须经过“转化性的创造”(李泽厚语)。这种“转化”和“创造”都应奠基於对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之间关系的准确体认和把握之上。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相比，佛教伦理是宗教伦理，它以宗教信仰马出发点，以追求体现终极关怀的解脱马依归，因而它具有彼岸性，是出世的，也是超越的。但其超越性不离世俗性，其彼岸性也不完全脱离此岸性，佛教伦理之真精神、真践行也必须在世俗世界中净化和提升世俗生活的境界和意义，而这种於世俗生活中用以调节伦理关系、净化和提升世俗生活境界的道德规范，恰恰正是世俗伦理的观照之域。据此，不难看出，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有在世俗性上的统一的一面，但又不失其特有的宗教意涵和对超越性的追求。这就如同周敦颐《爱莲说》中所咏唱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六祖慧能和人间佛教“即世而出世”的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倡导也应是对佛教伦理的这种质量的直接诠释，所体现的却是佛教伦理中深蕴的强烈的对人生和生命之关怀、不舍弃，亦如维摩居士的修行：“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迷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乐。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2]其二，佛教伦理思想中的许多戒律、规范，也多有与世俗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相同或相近之处，只不过佛教从其宗教立场出发，往往赋予其十分神圣化的意义。例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一直讲求孝，即做子女的要孝养父母，包括物质上的供养和情感上的尊重和满足。佛教原本是讲出家的，後来演变到中国佛教伦理不仅大讲孝，还要求讲求“至孝”，这个“至孝”就包括比如劝自己的父母信奉佛法，愿父母追求和享受出世解脱之乐等等。这个事例似乎一方面可以说明佛教伦理对世俗伦理的某种“屈服”，但另一方面无疑也体现了佛教伦理对世俗伦理境界和意义的提升。但无论从哪方面看，“屈服”抑或“提升”，其实都关乎佛教伦理对现世中的蓉羹众生的深刻关怀。其三，佛教伦理思想中所允诺的、吸引人们追求的理想彼岸与世俗伦理所追求的美好世界、“大同世界”有著异曲同工之秒。其特点有三：一是自然环境优美；二是社会生活和谐；三是居住者身心健康。综上，挖掘和阐发佛教伦理的精神资源不仅对提升世俗伦理的境界和意义有著相当直接的理论借鉴意义，而且对今天构建和谐人生、和谐社会有著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佛教伦理思想中可资阐发的资源甚多，本文拟就佛教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对生命和人生的关怀精神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阐发。
二、佛教伦理思想中的生命关怀精神
佛教伦理是佛教哲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宗教伦理，它是在佛教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以佛教信仰为中心来调节佛门僧人之间以及僧俗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体系。作为宗教伦理，它发挥著世俗伦理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也承载著佛教对现实社会、生命人生的强烈关注和深刻关怀。
(一)佛教伦理思想以缘起论为理论基础。作为佛教基本教义和佛教伦理思想之理论基础的缘起论或绿生理念，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以及一切诸现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由种种条件或原因和合而成，都不是孤立之存在，所谓缘聚而生，缘减则散，这裹的“缘”实际上就是条件或原因。这种缘起或缘生的理念，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世界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么每一个个体、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岛屿”，都要依赖於他人和社会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佛教伦理的哲学基础缘起论或绿生理念实际上包含有世间众生相依相存的道理，这就要求人们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和社会的关联性、相关性。就自己与他人而言，每一个“我”都不能离开“他”而独立存在。当下，由於经济全球化、交通、通讯的便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拉近，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越来越疏远：个体主义价值信念使个人得以摆脱社会共同体的束缚，他人对於个体来说，只有手段的意义，即它只是满足个体目的和需要的工具，只有在满足个人的需要和利益时，他人才有存在的必要，否则随时可以被抛弃；人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逐渐疏离，个体完全垫居於自我的心灵之中，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亲切感和交流所带来的满足感则荡然无存。而佛教伦理思想中的缘生理念正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这种彼此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许能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促进人际和谐有启迪意义。就个人与社会而言，佛教伦理的这种缘生理念同样能使我们明白：社会其实是由无数个个人所组成的，离开个人无所谓社会，但个人离开社会也不能真正成其为社会的人。这种相互依存和依赖的关系，一方面要求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要为“身”於其中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追求获得更加美好生活的机遇，以使自我有更加充分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求每个公民应自觉承担起自己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良性互动。
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即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相适应；个体利益、需要的满足与整个社会利益、需要的实现相适应；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与社会的不断进步相适应；人的能力的发挥与社会公平、公正相适应。而其中，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则是人与社会和谐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已经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等的局面，在社会转型期，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也有增多。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吸收、转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绿生理念所蕴涵的“依存”智慧，顾全大局、合理分配、普遍受益、真正做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激发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进而促进和建构一个和谐、祥和的社会人间。
(二)佛教伦理思想以慈悲为怀。提倡护爱众生，拔众生之苦痛、予众生以快乐。佛典《大智度论》上有云，“大慈予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予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予众生。”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慈悲精神、襟怀是佛教伦理思想中生命关怀精神的核心体现。具体来说，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慈悲精神有三个层次即小慈悲、中慈悲和大慈悲。小慈悲是主客有别，自他有别的；而大慈悲则是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慈悲，也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乘佛教强调慈悲乃佛道之根本，中国佛教伦理继承并很好地发展了这一充满普遍的深厚的生命关怀的精神理念。不仅如此，中国佛教还重新塑造体现慈悲理念的神格形象，其中又以观世音菩萨最为典型。观音菩萨慈悲精神的特点有三，即一是现实性，观音菩萨能解救现实生活中众生的种种苦难，满足众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愿望和要求；二是随类性，观音菩萨随类度化，对於众生一视同仁，不分贵贱贤愚，有针对性地开示教化，度脱苦厄；三是融通性，观世音菩萨应化形象千姿百态，圆融自在。佛教慈悲理念的最重要实践就是布施。布施实际上就是“给予”。我们每个人都从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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