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倫理思想中的生命關懷精神——兼論人間佛教的“心靈環保”

　　李玉用[1]

　　[摘要]佛敬倫理思想雖以宗教信仰爲出發點，以追求解脫爲最終的依歸；但其間卻蘊涵著極其豐富和深刻的對人生之關注和對生命的關懷的精神資源：佛教倫理以緣起論爲理論基礎，世間萬事萬物皆緣集而成、緣散而滅，給人們的啓示足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每個人應正視這種依存，自覺意識到自己的角色擔當和應盡的社會責任。佛教倫理以慈悲爲懷，提倡護愛衆生，拔衆生之苦痛、予衆生以快樂，給人們的啓示定應積極投身到救災扶貧、照顧鳏寡孤獨等社會公益事業中來，每個人應爲緩解弱勢群體之困厄、促進社會之和諧作貢獻。佛教倫理倡導忍辱精進精神，有助於人們倡導和營建一個寬容、和諧、進取的社會，寬容和進取是人與人相互交往的助力，更足人與人建立和諧關系的橋梁：總之，佛教倫理思想中強烈的對人生的關注和對生命的關懷等精神資源，有益於人們在競爭激烈、壓力增大、動蕩不安的今天，舒緩和平衡自己的心靈，從而使生命和心靈都能得到真正的安頓：人間佛教中的“心靈環保”理念正立足於人心浮躁和困惑的現代社會之中，以傳統禅宗的“平常心足道”的禅法理論爲基礎，兼攝他宗所長，並融入現代人的史活意識，以“心靈環保”爲方便說法，力圖診斷和療治現代人的焦慮、不安、浮躁等社會問題；同時，冀此來淨化和提升現代人的精神質量，從而實現現代社會的和諧、安康與幸福、

　　[關鍵詞]佛教倫理生命關懷人間佛教心靈環保四念處

　　一、佛教倫理與世俗倫理

　　倫理學是以“應該”(should)、“應當”(ought to)等價值陳述來討論和闡發某某事是否善、正確或合乎道德的一門學問。與事實判斷相比較，價值判斷或許更困難於斷定或辨別其真僞，因爲基於不同文化、宗教、習俗等背景認知的群體，往往會有不同甚而截然相反的思維方式、文化觀和價值觀以及由之而影響(決定)下的生存、生活方式；但卻不能因此而否認：確立價值判斷並不比分析事實不具有重要性。尤其在全球化境遇的今天，在探討人際關系、共同福利或善惡之爭的時候，價值知識的判斷就比既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有益和必要。

　　在世界各大宗教文化之中，佛教倫理思想正是這樣一種亟待闡發和深入的對人類共同福祉有益且重要的價值分析知識。不過，佛教倫理的這種知識資源卻不能直接拿來爲世俗倫理的價值判斷所用，而必須經過“轉化性的創造”(李澤厚語)。這種“轉化”和“創造”都應奠基於對佛教倫理和世俗倫理之間關系的准確體認和把握之上。佛教倫理和世俗倫理相比，佛教倫理是宗教倫理，它以宗教信仰馬出發點，以追求體現終極關懷的解脫馬依歸，因而它具有彼岸性，是出世的，也是超越的。但其超越性不離世俗性，其彼岸性也不完全脫離此岸性，佛教倫理之真精神、真踐行也必須在世俗世界中淨化和提升世俗生活的境界和意義，而這種於世俗生活中用以調節倫理關系、淨化和提升世俗生活境界的道德規範，恰恰正是世俗倫理的觀照之域。據此，不難看出，佛教倫理和世俗倫理有在世俗性上的統一的一面，但又不失其特有的宗教意涵和對超越性的追求。這就如同周敦頤《愛蓮說》中所詠唱的蓮花，出汙泥而不染。六祖慧能和人間佛教“即世而出世”的倫理思想和倫理實踐的倡導也應是對佛教倫理的這種質量的直接诠釋，所體現的卻是佛教倫理中深蘊的強烈的對人生和生命之關懷、不舍棄，亦如維摩居士的修行：“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叁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迷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複飲食，而以禅悅爲樂。若至博弈戲處，辄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2]其二，佛教倫理思想中的許多戒律、規範，也多有與世俗倫理、道德規範的內容相同或相近之處，只不過佛教從其宗教立場出發，往往賦予其十分神聖化的意義。例如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就一直講求孝，即做子女的要孝養父母，包括物質上的供養和情感上的尊重和滿足。佛教原本是講出家的，後來演變到中國佛教倫理不僅大講孝，還要求講求“至孝”，這個“至孝”就包括比如勸自己的父母信奉佛法，願父母追求和享受出世解脫之樂等等。這個事例似乎一方面可以說明佛教倫理對世俗倫理的某種“屈服”，但另一方面無疑也體現了佛教倫理對世俗倫理境界和意義的提升。但無論從哪方面看，“屈服”抑或“提升”，其實都關乎佛教倫理對現世中的蓉羹衆生的深刻關懷。其叁，佛教倫理思想中所允諾的、吸引人們追求的理想彼岸與世俗倫理所追求的美好世界、“大同世界”有著異曲同工之秒。其特點有叁：一是自然環境優美；二是社會生活和諧；叁是居住者身心健康。綜上，挖掘和闡發佛教倫理的精神資源不僅對提升世俗倫理的境界和意義有著相當直接的理論借鑒意義，而且對今天構建和諧人生、和諧社會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啓迪意義。佛教倫理思想中可資闡發的資源甚多，本文擬就佛教倫理思想中所蘊涵的豐富而深刻的對生命和人生的關懷精神作一嘗試性的探討，以期有更多的人來關注和闡發。

　　二、佛教倫理思想中的生命關懷精神

　　佛教倫理是佛教哲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傳統倫理思想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宗教倫理，它是在佛教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倫理道德體系，是以佛教信仰爲中心來調節佛門僧人之間以及僧俗之間關系的道德准則和道德規範體系。作爲宗教倫理，它發揮著世俗倫理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也承載著佛教對現實社會、生命人生的強烈關注和深刻關懷。

　　(一)佛教倫理思想以緣起論爲理論基礎。作爲佛教基本教義和佛教倫理思想之理論基礎的緣起論或綠生理念，認爲世界上的萬事萬物以及一切諸現象，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是由種種條件或原因和合而成，都不是孤立之存在，所謂緣聚而生，緣減則散，這裹的“緣”實際上就是條件或原因。這種緣起或緣生的理念，給我們的啓發就是，世界既然是“因緣和合”而成的，那麼每一個個體、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島嶼”，都要依賴於他人和社會才能存在並發揮作用。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佛教倫理的哲學基礎緣起論或綠生理念實際上包含有世間衆生相依相存的道理，這就要求人們要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和社會的關聯性、相關性。就自己與他人而言，每一個“我”都不能離開“他”而獨立存在。當下，由於經濟全球化、交通、通訊的便捷，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拉近，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卻越來越疏遠：個體主義價值信念使個人得以擺脫社會共同體的束縛，他人對於個體來說，只有手段的意義，即它只是滿足個體目的和需要的工具，只有在滿足個人的需要和利益時，他人才有存在的必要，否則隨時可以被抛棄；人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逐漸疏離，個體完全墊居於自我的心靈之中，個人與他人之間的親切感和交流所帶來的滿足感則蕩然無存。而佛教倫理思想中的緣生理念正視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這種彼此依存、相互依賴的關系，或許能爲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利、促進人際和諧有啓迪意義。就個人與社會而言，佛教倫理的這種緣生理念同樣能使我們明白：社會其實是由無數個個人所組成的，離開個人無所謂社會，但個人離開社會也不能真正成其爲社會的人。這種相互依存和依賴的關系，一方面要求社會公共生活領域要爲“身”於其中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追求獲得更加美好生活的機遇，以使自我有更加充分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要求每個公民應自覺承擔起自己應該擔當的社會責任，從而實現社會發展與個人發展的良性互動。

　　個體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和諧發展，即個人自由與社會認同相適應；個體利益、需要的滿足與整個社會利益、需要的實現相適應；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與社會的不斷進步相適應；人的能力的發揮與社會公平、公正相適應。而其中，社會利益的合理分配則是人與社會和諧的核心。改革開放30年以來，社會已經呈現出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來源多樣化、利益差別擴大化、利益關系複雜化、利益表達公開化、利益沖突尖銳化等的局面，在社會轉型期，表達不同利益訴求的群體性突發事件也有增多。對此，我們應該積極吸收、轉化佛教倫理思想中的綠生理念所蘊涵的“依存”智慧，顧全大局、合理分配、普遍受益、真正做到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激發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主動性，進而促進和建構一個和諧、祥和的社會人間。

　　(二)佛教倫理思想以慈悲爲懷。提倡護愛衆生，拔衆生之苦痛、予衆生以快樂。佛典《大智度論》上有雲，“大慈予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予衆生，大悲以離苦因緣予衆生。”佛教倫理思想中的慈悲精神、襟懷是佛教倫理思想中生命關懷精神的核心體現。具體來說，佛教倫理思想中的慈悲精神有叁個層次即小慈悲、中慈悲和大慈悲。小慈悲是主客有別，自他有別的；而大慈悲則是一種無差別的、普遍的慈悲，也稱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大乘佛教強調慈悲乃佛道之根本，中國佛教倫理繼承並很好地發展了這一充滿普遍的深厚的生命關懷的精神理念。不僅如此，中國佛教還重新塑造體現慈悲理念的神格形象，其中又以觀世音菩薩最爲典型。觀音菩薩慈悲精神的特點有叁，即一是現實性，觀音菩薩能解救現實生活中衆生的種種苦難，滿足衆生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願望和要求；二是隨類性，觀音菩薩隨類度化，對於衆生一視同仁，不分貴賤賢愚，有針對性地開示教化，度脫苦厄；叁是融通性，觀世音菩薩應化形象千姿百態，圓融自在。佛教慈悲理念的最重要實踐就是布施。布施實際上就是“給予”。我們每個人都從社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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