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的传承与弘扬

　　净慧

　　为什么要有戒律

　　有关戒律概念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前几讲中已经大致都讲到了；这一讲谈谈有关戒律的脉络。因为，凡是一种学问及其所赋的使命，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它的精神，可以确定它的未来的展望。

　　俗话说：“钢刀虽利，不斩无罪之人。”国家的法律，对于守法的公民，根本是不起作用的。但要维护守法者的安全和利益，又不得不有法律的设置，因为社会之中及人类之间的害群之马，并非绝对没有。同时守法与犯法的善恶界线，也仅在于一念的相差，为了警策大家，不要闯过这一十字路口的红灯，所以要有法律；为了保护大家，不因一念之差而去造成千古之恨，所以要有法律。

　　佛教之有戒律，也是如此，佛陀成道以后的最初数年之中，根本没有戒律，因为初期的佛弟子们，都以好心出家，他们的根器也特别深厚，往往听到佛陀的开示之后，即使仅是三言两语的点化，便会立即证人圣人果位。小乘初果耕地，虫离四寸，至于偷盗和妄语，当然不会再有。所以佛时初期的僧团，用不着制定戒律来约束大家，大家本来就是清净的。直到佛陀成道以后的五年，才有比丘由于俗家母亲的逼迫，与其原来的太太最初犯了淫戒。佛教的戒律，也就从此陆续制定下来。制戒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僧团的清净庄严，也是为了保护比丘们的戒体不失。

　　虽然，佛教的戒律很多，但皆不离五戒的基本原则，一切戒多由五戒中分支开出，一切戒的目的，也多为了保护五戒的清净。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道德，也是伦理的基本德目。五戒的究竟处，是了生脱死的正因。我们学佛的宗旨，是在了生脱死，五戒而能持得绝对清净，离开佛国的净土，也就不远了；因为比丘戒是通向涅槃的桥梁，比丘戒却又是由五戒升华的境界。

　　戒的功能是在断绝生死道中的业缘业因。如说：“欲知过去因，今世受的是；欲知来世果，今世作的是。”要是我们不造生死之因，即使不想离开生死，生死之中也不会找到我们的踪迹的。

　　所以戒律的制定，不是佛陀对于弟子们的一种束缚，实是佛子的解脱道，也是僧团的防腐剂。佛子若无戒律作为生活规律的依准，了生脱死是并不容易的；僧团如无戒律作为统摄教化的纲领，佛教的状态，不唯一盘散沙，也将乌烟瘴气。

　　因此，佛在临将人灭之时，示意后世的佛子，应当以戒为师。正像一个国家，元首可以死，死了一个元首，再选第二第三乃至一百一千个元首，只要国家的宪法存在，大家依法而行，这个国家的政制政体，也将不动不摇，并且达于永久。佛教只要戒律存在，佛教的弟子及其僧团的本质，也必能够与世长存了。

　　戒律的传流

　　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凡是一种约束性的规定，虽然多能使人按步向上，但是这一向上而至最上的境界，即使人人向往，却也未必真的能使人人皆去拾级而上，因为向上走去，固有一个可爱的境界正在等待人间的每一个人，然在未曾到达之先，必须首先付出登高攀爬的代价，这一代价是非常辛苦艰难的。再看一个滑雪的人，从高处向下，直溜急滑，该是多么轻松呀！所以登高向上，虽有美丽的远景，却要吃苦在先；下流滑落，虽有陨命的危险，当下毕竟是轻松的。

　　因此，当佛灭度之后，佛弟子中，就有一个愚痴的比丘跋难陀，感到非常高兴。他说：“那个老头子去得正好，他在世时，规定我们这样必须作，那样不准做。如今他去了，我们可以自由了”。(《长阿含游行经》)这话传到迦叶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悲痛。他想：如果真的如此，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岂不因了佛陀的入灭而随着结束了吗？同时，佛在入灭之际的最后说法，一开头就说：“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大师”。(《遗教经》)于是决心召集当时的大弟子们，编辑律藏。

　　那是释迦世尊入灭以后的第一个结夏安居，那是在七叶窟举行的第一次经律的结集；那次参加的人数，据说是整整的五百位，都是大阿罗汉。当阿难尊者诵完经藏之后，即由优波离尊者诵出律藏，由大众印证通过之后，最初的律部便告完成。但在那时的结集，似乎还没有文字的记录，只是统一由口诵心记而已。

　　就这样传流下来，因为佛教传布的范围广大了，印度的种族和语言，又是非常的复杂，同时最遗憾的当佛灭度后，由于部分的长老比丘，并没有受到摩诃迦叶的邀请，所以也没参加七叶窟的第一次结集；从此以后的佛教，虽在长老比丘们的领导之下，过着与佛时相差不多的僧团生活，但是，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中心，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如共和政府式的机构，而仅各化一方各自为政。时间长了，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由于彼此之间的隔阂，大家对于佛陀的教义，也就产生了若干不同的见解。这种不同的见解，便造成了部派分张的结果，那是佛灭之后一百年至三四百年间的事。佛灭百年后在吠舍离的第二次结集，就是部派分张的显明的开始。所以，对于戒律的传流，也由于部派的分裂，而成了部派的戒律，各部有各部自己所传的戒律，至于初次结集的律藏，现在已无从见到它的本来面目。不过，现在所传的各部律藏，无论南传锡兰巴利文系的善见律也好，北传译成藏文的有部律及汉文系的四部广律也好，虽然各有若干小节的取舍与详略的出入，但其根本精神及其根本原则，仍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律藏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并且也被近世学者，公认为最能保留原始佛教真面目的圣典之一部分。即使这些律部的分别出现，已是佛灭百年之后的事。

　　据向来的传说，律藏初次结集之后，即由迦叶尊者传阿难尊者，再传末田地、舍那波提、优婆崛多等五传，在优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由于各自对于律藏内容的取舍不同，律藏便分成了五部：

　　一、昙无德部——四分律。

　　二、萨婆多部——十诵律。

　　三、迦叶遗部——解脱戒本经。

　　四、弥沙塞部——五分律。

　　五、婆粗富罗部——(未传)。

　　五部分派说，是根据《大集经》卷二十《虚空目分·初声闻品》而来，但是该经之中，虽标五部，却是说了六部的名目，第六部是摩诃僧祇部。据传说，这是佛陀预记的事，佛陀早就料到律藏的传承会分派的。在《舍利弗问经》中，也有类似预记的记载，而是分为八派。但据史实的考核，部派佛教的分张，在佛灭后百年至三百年期间，可谓盛极一时，由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派别之下，又各分出许多部派，一般的传说大约分有十八部，本末合起计算，则有二十部之多。现在综合南北传所传的资料，所谓十八部，未必真有那十八部的全部史实，却未必仅有十八部，因为部派之下又分部派，分了再分，到最后，有些部派的隶属系统，现在竟已无从查明；比如北道派，就是这样的例子。据《大智度论》卷六十三说，当时教团分为五百部，这也未必是事实。然据近人的研究，部派佛教的名目，多到约有四十多种(见《海潮音》四十五卷十一、十二合刊)。照理说，每一个部派均有各自应诵的律本，但从事实上看，能有律本传诵的却很少。有律本译成汉文的，只有五个部派，现在且将之分系列表如下：

　　因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同样出于萨婆多部，所以有人说应是十诵律的别译(如太虚大师)，也有人说是新萨婆多部，唯其与十诵律同部而所传时地不同，当无疑问；又因饮光部只译出戒本而未译出广律，所以，虽有六部，在中国通称为四律。四律与五论齐名：《毗尼母论》、《摩得勒迦论》(此二论是宗本新萨婆多部律而解释的)、《善见论》(这是解释四分律的)、《萨婆多论》(这是解释十诵律的)、《明了论》(这是上座部系犊子部下正量部的佛陀多罗阿那含法师，依据正量部律所造，它的本律中国未传)。以上合称为汉文律藏的“四律五论”。正因如此，在现行的世界佛教中，汉文系的律藏也是最丰富的一系。

　　从上表看出，上座部占了绝对的多数，大众部仅仅一部律而已(僧祇律应属大众部)。事实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大众部的发展，虽然引出了大乘佛教，大众部的典集——律与论，所传的却是太少了。

　　律部传来中国的历史

　　中国之有戒律，始于三国时代，曹魏嘉平二年(250)，由中天竺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

　　其余律部译出的时间如下：

　　一、《十诵律》——姚秦弘始六年至八年(404～406)，由鸠摩罗什法师译出，共五十八卷，又由卑摩罗叉改为六十一卷。

　　二、《四分律》——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410～413)，由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出，共六十卷。

　　三、《僧祗律》——东晋义熙十四年(418)，由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出，共四十卷。

　　四、《五分律》——刘宋景平元年(423)，由佛陀什共智胜译出，共三十卷。

　　五、《解脱戒本经》——元魏时，由般若流支译出，共一卷，其时约在西纪五三八至五四四年之间。

　　六、一切有部律——唐朝武则天久视元年至睿宗景云二年(700～711)之间，由义净三藏译出，共十八种，一百九十八卷。

　　以其译出的地点及盛行的时间上说，《十诵律》虽是姚秦时在关中译出，到六朝时则盛行于长江下游的地区；《四分律》的译出地点也在关中(陕西)，它的译出时间比《十诵律》只迟了七年，但到隋朝才有人弘扬，到了唐初才由于道宣律师的大力弘扬，而成为中国律宗的唯一法脉；《僧祇律》的译出时间比《四分律》晚了五年，它是在建康(南京)的道场寺译成，六朝时在北方稍有弘扬；《五分律》比《僧祗律》又晚出了五年，它在建业(也是南京)龙光寺译出之后，则殊少有人弘扬；《解脱戒本经》，比《五分律》晚出了一百多年，它的内容与《十诵律·戒本》相同，故也无可为说；有部律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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