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出，比《五分律》迟了将近三百年，正好是在南山道宣律师(隋开皇十六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596～667)以后的四五十年之间，当时的律宗，正是《四分律》的鼎盛时期，所以义净三藏，虽然偏精有部，奈何孤掌难鸣。依照律的内容而言，有部律为最多，也最丰富，可惜直到现在，还不曾有人继起为之弘扬。
戒律在中国的弘扬
佛陀的教法是平均发展的，戒、定、慧的三无漏学，就是这一平均发展的基础，也是这一平均发展的中心工作，如鼎三足，缺一不可。但在佛陀的弟子，即使是佛陀当时的弟子，对这平均发展的工作，就不能胜任了；所以诸大弟子，各有所长，各成第一。但是，戒律又是三学的基础，不持戒，解脱道的向往便成妄想；所以戒是任何一个弟子都要持的，不过研究的心得是有深浅的，故以优婆离尊者为持戒第一。
正因这一趋势，到了中国，就有不学戒的比丘出现了，并将学戒的比丘，特别立为“律宗”的名目了，这是中国佛教的不幸！
上面说过，中国之有戒律，早在三国时代，中国之有中国的比丘，也在三国时代。当时由于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的译出，即请梵僧，立羯磨法，传授比丘戒。但因戒经的大部未到，故也无从弘扬，直到《十诵律》译出后约五十年来的刘宋时代，才有人弘扬；在宋齐之际，也有人弘扬《僧祗律》；一到隋唐以后，由于《四分律》的趋势抬头，而达于登峰造极之时，中国境内也只有四分一部，独树其帜了。
《四分律》在中国的弘扬，是起于元魏孝文帝时的北台法聪律师，以下有道覆、慧光；慧光的弟子有道云、道晖；道晖的弟子有洪理、昙隐；道云及道晖的弟子洪遵；与昙隐并称的有道乐；道乐的弟子法上；法上的弟子法愿。再有道云的弟子有道洪；道洪之下有智首；智首之下道世、道宣、慧满。这些大德，人人皆著有律疏或律钞。到了道宣律师，《四分律》的弘扬，便算登蜂造极了；道宣律师对于律书著述的成就，也已到了空前的阶段。他以化教与制教，别摄一代时教，又以三教判摄化教：以性空(摄一切小乘法)、相空(摄一切浅教大乘)、唯识圆教(摄一切深教大乘)，三教摄尽大小乘法；又于制教分为三宗：实法宗(依萨婆多部明受——戒体为色法)、假名宗(昙无德部依成实论明受——成体为非色非心)、圆教宗(宣律师自明受——戒体为识藏薰种)。以道宣律师佛学大通家的资具，又以他唯识学的态度，精治《四分律》，融通大小乘，以为《四分律》义，通于大乘佛法。因为曾有这样一位思想卓越、行持谨严、著述丰富的伟大律师，弘扬了《四分律》的精义，从此也就奠定了中国律统的基础，那就是《四分律》的一脉相传。但据灵芝元照律师的意见，道宣律师已是第九祖了，他们的系表如下(见下页)。
这一系表，是根据近人续明法师《戒学述要》(第185至187页)的资料所列，但他们的系统，未必就是如此的呆板，比如《唐高僧传》卷二十七《惠光传》中，将洪理与道云、道晖并称：“云公头，晖公尾，洪理中间著”；又于同卷《昙隐传》中称昙隐：“遂为惠光部之大弟子也”；又说到洪理著钞两卷，“后为智首开散词义，雅张纲目，合成四卷”。这些都是他们在系统上错综复杂的关系。道乐的名字，见于《昙隐传》的附录，只说：“时有持律沙门道乐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又说：“故业中语曰：“律宗明络，唯有隐乐。””至于道乐是出自何人门下，僧传未有明载。上面列表，仅是大概而已。
《四分律》在道宣律师的同时，共有三派，那就是：一、南山道宣；二、相部法励；三、东塔怀素。法励律师，出于洪渊的门下，道宣曾求学于法励的门下，怀素则曾求学于法励及道宣的门下，但因他们的见解不同，所以分为三派。他们主要不同处是根据问题：道宣依于大乘的《唯识》；法励依于小乘的《成实》；怀素依于小乘的《俱舍》。
他们三派，各有很多的弟子，也各有很多的著述，但以南山一宗最极殊胜，尤其南山律，通于大小乘，特别受具有大乘根器的中国人的欢迎，所以历久不衰，降至南宋，才算告一段落。
道宣法师有名的弟子有：大慈、文纲、名恪、周秀、灵崿、融济，及新罗的智仁等。弘景、道岸、怀素也是道宣的受戒弟子。
文纲的弟子有道岸、准南等。
道岸的弟子有行超、玄俨等。
但在律统的系列上，是以周秀为南山的第二祖，他们的系统是这样的：
周秀以下有道恒——省躬——慧正——玄畅——元表——守言——元解——法荣——处恒——择悟——允堪——择其——元照——智交(或立道标)——准一——法政——法久——妙莲——行居等，共有二十一祖。再往以下，就入元朝，律宗衰废，传承不明了。
这是南山律宗的一脉相传，到元解之后，即入宋代；到元照之际，已是南宋时期了。自道宣以下，解南山律者，共有六十余家，撰述达数千卷之多，其中以钱塘灵芝寺的元照律师，最为大盛。但是南山一宗传到灵芝元照时，又分成两派了：
一、钱塘昭庆寺的允堪。
二、钱塘灵芝寺的元照。
这两派，以灵芝的影响最大。
到了元代以后，中国的佛教，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时期，律宗更是寂寞得可怜了；通《四分律》的，可记者仅是京城大普庆寺的法闻而已。同时由于南宋以后的禅宗，曾经一度盛行，故对唐宋之间的诸家律学撰述，既然无人问津，也就散失殆尽。
到了明朝末叶，弘律的大德，又相继而起，比如莲池、蕅益、弘赞、元贤等，均有律学的著述存世；约与莲池大师同时，另有如蓉古心律师，专弘戒法，如馨的门下有性相、永海、寂光、澄芳、性祇等；在寂光(三昧)律师以下，著名的弟子有香雪及见月(读体)二人。
但自香雪及见月之后，清朝二百几十年，律宗的门庭，除了徒有其表的传戒烧疤、跪拜起立等形式之外，已经没有真正弘律的人了！晚近则有弘一、慈舟两位大师弘律而已！
事实上，自南宋之后，由于律书的散失不见，明末诸大德虽想弘律，仍是继接不上古德的典型或气运，更加说不上媲美于唐宋的成就了。说来，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以前散失的律书，日本多还保存着，今后，当有一番新的弘律的气象出现。
弘扬戒律的困难
弘扬戒律，我们虽希望它能够出现新的气象，然从历史上看，却是不太乐观的；因为，一部中国佛教史，关于弘扬戒律的记载，在比例上的份量是那样的轻。
我们检讨一下，戒律既为佛法的根本，为什么在中国的佛教圈中，对它不感兴趣？本来，戒律之在佛教，亦如法律之在国家，一个国家，如果废弃法律的效用，这个国家的社会，将会发生不堪想像的恐怖与黑暗；佛教如无戒律的维系，佛子的堕落与僧团的腐败，也是意料中事。中国佛教虽不如律而行，仍能延续至今者，因为佛教的经论之中，处处都有戒律的强调，比如《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大涅槃经》、《法华经》、《遗教经》等等。所以中国佛教虽不严于律制的遵守，但却没有违背戒律的重要原则，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但也正因中国佛教未能确切的如律而行，所以中国佛教的状态，也在每下愈况之中。本来，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依法不依人的，只要依照律制而行，佛法自可历久长新。然在中国的佛教，历代以来，往往是依人不依法的，如能出现几位大祖师，大家都向祖师看齐，以祖师作为佛教的中心，向祖师团结，佛教便兴；如果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没有一个祖师出现，佛教也就跟着衰微下去！佛教本以佛法为中心，中国的佛教，却以祖师为重心，所以佛教史上的局面，总是起落盛衰不定，无法求得永久的平稳。
我们如要挽救这一缺失，唯有从建立戒律制度上着手，但是中国佛教的环境及其背景，对于弘扬戒律，却有太多的困难，过去如此，今后还是如此。现在分述如下：
(一)律本太多，综合不易：传来中国的戒律，共有“四律五论”之多，其中各部广律的制戒因缘以及戒相条文，相差不了多少，但其律论对于条文的解释，各彰本部的宗义，互异的就多了；有的要求很严，有的要求颇轻，如果逐部看了之后，即使自以为是，也无法肯定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南山道宣律师，没有见过新译有部的律文，他的好多观点是相左于新译有部律的。有部律虽后出，但以义净三藏留学印度二十多年，遍考当时的印度律制，并作《寄归传》以用说明，他的观点可能要比南山较为正确，唯其如今若以有部而谤南山，又觉得尚有未可。再如明末清初的蕅益、见月诸师，因其未能遍获南山以下的唐宋律著，虽然宗依南山，仍然未能尽合南山的观点。今人如要治律弘律，必须首先冲破此一难关。
(二)戒相繁复，不易明记：大家知道，佛法之中，以唯识宗的名相最多，最难一一明记，殊不知律宗也有如此的困难存在。大家只知道戒律的最少是五条——五戒，最多是三百四十八条——比丘尼戒。但此仅是条文而已，正像一个仅仅熟背宪法条文的人，并不即能成为宪法学专家。因为差不多在每一条的戒相之中，多有开、遮、持、犯的分别；同时，开、遮、持、犯，各各亦皆有轻重等级；同样犯一条戒，由于动机、方法、结果等的不同，犯罪的轻重，及忏罪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戒律的条文固然是戒，凡不在条文中而仍违反了佛法原则的，也都算是犯戒。犯的什么戒应当怎么办？都该了如指掌，始得称为通晓戒律。尤其是一个比丘，不应仅知比丘戒的犯相轻重及忏悔方式就算了事，还应通晓大小乘的一切戒律，才算是明白戒律。所以研究戒律，必须首先付出耐心和苦心，从繁复的戒相名目之中，培养出持戒的精神与弘戒的悲愿来。
(三)学戒弘戒，必须持戒：一个学戒弘戒的人，虽然不必事事如律而行，最少该是戒律的忠实信徒，他虽未必持律谨严，至少是个向往着如律而行的人。否则他的弘律事业，也就难得收到理想的效果了。
学禅的可以不拘小节，学律的事事都得谨慎。学教讲经的法师，可以大座说法，可以广收徒众，可以名利双收。持戒弘戒的律师，没有大规模的僧团，讲戒不必登大座；或有大丛林，却又未必欢迎你去讲戒；学戒持戒的人，绝对不敢滥收徒众，否则即是犯戒。因此，若要立志弘戒，必需先要准备甘于寂寞。当然，如能弘戒成功，影响所及，风行草偃之时，这些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身为一个弘戒的人，他的生活必定要比一般比丘更为刻苦，他的资身用物，不敢过好，也不敢过多，否则便是犯戒。于是，如想发心弘戒，首先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四)中国环境，不崇律制：因为中国的佛教，尤其是南宋以来的中国佛教，根本丧失了崇尚律制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倡导弘扬戒律，但此不崇尚律制的环境，竟又是弘扬戒律的最大障碍。多数人不崇尚律制，也就讨厌崇尚律制的人，唯恐会以律制的理由去约束他们或抨击他们，使得他们无法安心。我曾听人说过，因为弘一大师弘律，所以有些人就不太欢迎他。弘一大师弘律，起初数度不如愿，后来即以“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定地址”为其弘律的方案。
(五)律文刻板，时代变更：戒律的条文是死的，社会的演变是活的。要以死板的条文，硬生生地加在每一时代的每一个弟子头上，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但在佛陀入灭之后，迦叶尊者曾经提出这样的原则：“佛所已制，不许废弃，佛所未制，不得再制。”因此，历代的许多大德，都不敢赋戒律予灵活适应的生命，以印度人的观念来范围中国人，以隋唐时的范围与观念来范围现代人，宁可让戒律废弃一边，也不愿使其作为时代潮流的适应。事实上，如果真的遵照条文全部遵行，确也无此必要。因为《五分律》卷二十二中有如此的说明：“佛言，虽是我所制，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可知佛制戒律，并不刻板，只要不违背律制的原则，即可随方应用，自也可以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应用，唯其如何随方随时应用者，必须熟习戒律之后，方可灵活圆融，方可不违律制的原则。时代有新旧，律制的精神则是历久而常新的。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因噎废食，但此却是弘扬戒律的一大暗礁！
以上五点，都是戒律不弘的主要因素，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因为障碍，便将弘扬戒律的任务停顿下来。有了困难，便应找出困难的原因所在，就该设法解决，当克服的克服，当疏导的疏导，以期群策群力，弘扬戒律。
培养学律的风气
要想今后的中国佛教，有稳定性，有组织性，有团结力，必须重视律制的推行；要想中国的僧团，有统一性，有制裁权，有活动力，必须推行律制的教育；要想佛教徒们，层层相因，彼此节制，保持身心的清净，达于离欲之境，必须教育大家人人受戒学戒并且持戒。
弘扬戒律的工作，立基于大家受戒学戒与持戒之上。不先受戒，则不能学戒；若不学戒持戒，也就无戒可弘。所以佛制规定，新出家的比丘，最初五夏，必先依止学律；若不能够知解戒律的持犯轻重，便不得离师，便不许为人之师。
目前，要想学律，困难还是很多的，除了没有理想的道场供人学习，也没有充分的律书供人阅读，有许多的律疏律钞，多在藏经之中，未能把那些律书单印流通，要想借阅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根据弘一大师的意见，认为能将他所编的《四分比丘戒本戒相表记》及道宣律师的《四分律含注成本》与《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一共三部书研究完毕，便可了知一个律学的大纲。
净慧 选编
《戒律的传承与弘扬(净慧法师)》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