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出，比《五分律》遲了將近叁百年，正好是在南山道宣律師(隋開皇十六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596～667)以後的四五十年之間，當時的律宗，正是《四分律》的鼎盛時期，所以義淨叁藏，雖然偏精有部，奈何孤掌難鳴。依照律的內容而言，有部律爲最多，也最豐富，可惜直到現在，還不曾有人繼起爲之弘揚。

　　戒律在中國的弘揚

　　佛陀的教法是平均發展的，戒、定、慧的叁無漏學，就是這一平均發展的基礎，也是這一平均發展的中心工作，如鼎叁足，缺一不可。但在佛陀的弟子，即使是佛陀當時的弟子，對這平均發展的工作，就不能勝任了；所以諸大弟子，各有所長，各成第一。但是，戒律又是叁學的基礎，不持戒，解脫道的向往便成妄想；所以戒是任何一個弟子都要持的，不過研究的心得是有深淺的，故以優婆離尊者爲持戒第一。

　　正因這一趨勢，到了中國，就有不學戒的比丘出現了，並將學戒的比丘，特別立爲“律宗”的名目了，這是中國佛教的不幸！

　　上面說過，中國之有戒律，早在叁國時代，中國之有中國的比丘，也在叁國時代。當時由于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的譯出，即請梵僧，立羯磨法，傳授比丘戒。但因戒經的大部未到，故也無從弘揚，直到《十誦律》譯出後約五十年來的劉宋時代，才有人弘揚；在宋齊之際，也有人弘揚《僧祗律》；一到隋唐以後，由于《四分律》的趨勢擡頭，而達于登峰造極之時，中國境內也只有四分一部，獨樹其幟了。

　　《四分律》在中國的弘揚，是起于元魏孝文帝時的北臺法聰律師，以下有道覆、慧光；慧光的弟子有道雲、道晖；道晖的弟子有洪理、昙隱；道雲及道晖的弟子洪遵；與昙隱並稱的有道樂；道樂的弟子法上；法上的弟子法願。再有道雲的弟子有道洪；道洪之下有智首；智首之下道世、道宣、慧滿。這些大德，人人皆著有律疏或律鈔。到了道宣律師，《四分律》的弘揚，便算登蜂造極了；道宣律師對于律書著述的成就，也已到了空前的階段。他以化教與製教，別攝一代時教，又以叁教判攝化教：以性空(攝一切小乘法)、相空(攝一切淺教大乘)、唯識圓教(攝一切深教大乘)，叁教攝盡大小乘法；又于製教分爲叁宗：實法宗(依薩婆多部明受——戒體爲色法)、假名宗(昙無德部依成實論明受——成體爲非色非心)、圓教宗(宣律師自明受——戒體爲識藏薰種)。以道宣律師佛學大通家的資具，又以他唯識學的態度，精治《四分律》，融通大小乘，以爲《四分律》義，通于大乘佛法。因爲曾有這樣一位思想卓越、行持謹嚴、著述豐富的偉大律師，弘揚了《四分律》的精義，從此也就奠定了中國律統的基礎，那就是《四分律》的一脈相傳。但據靈芝元照律師的意見，道宣律師已是第九祖了，他們的系表如下(見下頁)。

　　這一系表，是根據近人續明法師《戒學述要》(第185至187頁)的資料所列，但他們的系統，未必就是如此的呆板，比如《唐高僧傳》卷二十七《惠光傳》中，將洪理與道雲、道晖並稱：“雲公頭，晖公尾，洪理中間著”；又于同卷《昙隱傳》中稱昙隱：“遂爲惠光部之大弟子也”；又說到洪理著鈔兩卷，“後爲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這些都是他們在系統上錯綜複雜的關系。道樂的名字，見于《昙隱傳》的附錄，只說：“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又說：“故業中語曰：“律宗明絡，唯有隱樂。””至于道樂是出自何人門下，僧傳未有明載。上面列表，僅是大概而已。

　　《四分律》在道宣律師的同時，共有叁派，那就是：一、南山道宣；二、相部法勵；叁、東塔懷素。法勵律師，出于洪淵的門下，道宣曾求學于法勵的門下，懷素則曾求學于法勵及道宣的門下，但因他們的見解不同，所以分爲叁派。他們主要不同處是根據問題：道宣依于大乘的《唯識》；法勵依于小乘的《成實》；懷素依于小乘的《俱舍》。

　　他們叁派，各有很多的弟子，也各有很多的著述，但以南山一宗最極殊勝，尤其南山律，通于大小乘，特別受具有大乘根器的中國人的歡迎，所以曆久不衰，降至南宋，才算告一段落。

　　道宣法師有名的弟子有：大慈、文綱、名恪、周秀、靈崿、融濟，及新羅的智仁等。弘景、道岸、懷素也是道宣的受戒弟子。

　　文綱的弟子有道岸、准南等。

　　道岸的弟子有行超、玄俨等。

　　但在律統的系列上，是以周秀爲南山的第二祖，他們的系統是這樣的：

　　周秀以下有道恒——省躬——慧正——玄暢——元表——守言——元解——法榮——處恒——擇悟——允堪——擇其——元照——智交(或立道標)——准一——法政——法久——妙蓮——行居等，共有二十一祖。再往以下，就入元朝，律宗衰廢，傳承不明了。

　　這是南山律宗的一脈相傳，到元解之後，即入宋代；到元照之際，已是南宋時期了。自道宣以下，解南山律者，共有六十余家，撰述達數千卷之多，其中以錢塘靈芝寺的元照律師，最爲大盛。但是南山一宗傳到靈芝元照時，又分成兩派了：

　　一、錢塘昭慶寺的允堪。

　　二、錢塘靈芝寺的元照。

　　這兩派，以靈芝的影響最大。

　　到了元代以後，中國的佛教，已經到了強弩之末的時期，律宗更是寂寞得可憐了；通《四分律》的，可記者僅是京城大普慶寺的法聞而已。同時由于南宋以後的禅宗，曾經一度盛行，故對唐宋之間的諸家律學撰述，既然無人問津，也就散失殆盡。

　　到了明朝末葉，弘律的大德，又相繼而起，比如蓮池、蕅益、弘贊、元賢等，均有律學的著述存世；約與蓮池大師同時，另有如蓉古心律師，專弘戒法，如馨的門下有性相、永海、寂光、澄芳、性祇等；在寂光(叁昧)律師以下，著名的弟子有香雪及見月(讀體)二人。

　　但自香雪及見月之後，清朝二百幾十年，律宗的門庭，除了徒有其表的傳戒燒疤、跪拜起立等形式之外，已經沒有真正弘律的人了！晚近則有弘一、慈舟兩位大師弘律而已！

　　事實上，自南宋之後，由于律書的散失不見，明末諸大德雖想弘律，仍是繼接不上古德的典型或氣運，更加說不上媲美于唐宋的成就了。說來，我們是很幸運的，因爲，以前散失的律書，日本多還保存著，今後，當有一番新的弘律的氣象出現。

　　弘揚戒律的困難

　　弘揚戒律，我們雖希望它能夠出現新的氣象，然從曆史上看，卻是不太樂觀的；因爲，一部中國佛教史，關于弘揚戒律的記載，在比例上的份量是那樣的輕。

　　我們檢討一下，戒律既爲佛法的根本，爲什麼在中國的佛教圈中，對它不感興趣？本來，戒律之在佛教，亦如法律之在國家，一個國家，如果廢棄法律的效用，這個國家的社會，將會發生不堪想像的恐怖與黑暗；佛教如無戒律的維系，佛子的墮落與僧團的腐敗，也是意料中事。中國佛教雖不如律而行，仍能延續至今者，因爲佛教的經論之中，處處都有戒律的強調，比如《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大涅槃經》、《法華經》、《遺教經》等等。所以中國佛教雖不嚴于律製的遵守，但卻沒有違背戒律的重要原則，這是值得慶幸的事。但也正因中國佛教未能確切的如律而行，所以中國佛教的狀態，也在每下愈況之中。本來，佛教的根本精神是依法不依人的，只要依照律製而行，佛法自可曆久長新。然在中國的佛教，曆代以來，往往是依人不依法的，如能出現幾位大祖師，大家都向祖師看齊，以祖師作爲佛教的中心，向祖師團結，佛教便興；如果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間，沒有一個祖師出現，佛教也就跟著衰微下去！佛教本以佛法爲中心，中國的佛教，卻以祖師爲重心，所以佛教史上的局面，總是起落盛衰不定，無法求得永久的平穩。

　　我們如要挽救這一缺失，唯有從建立戒律製度上著手，但是中國佛教的環境及其背景，對于弘揚戒律，卻有太多的困難，過去如此，今後還是如此。現在分述如下：

　　(一)律本太多，綜合不易：傳來中國的戒律，共有“四律五論”之多，其中各部廣律的製戒因緣以及戒相條文，相差不了多少，但其律論對于條文的解釋，各彰本部的宗義，互異的就多了；有的要求很嚴，有的要求頗輕，如果逐部看了之後，即使自以爲是，也無法肯定已經是到了什麼程度。因此，南山道宣律師，沒有見過新譯有部的律文，他的好多觀點是相左于新譯有部律的。有部律雖後出，但以義淨叁藏留學印度二十多年，遍考當時的印度律製，並作《寄歸傳》以用說明，他的觀點可能要比南山較爲正確，唯其如今若以有部而謗南山，又覺得尚有未可。再如明末清初的蕅益、見月諸師，因其未能遍獲南山以下的唐宋律著，雖然宗依南山，仍然未能盡合南山的觀點。今人如要治律弘律，必須首先沖破此一難關。

　　(二)戒相繁複，不易明記：大家知道，佛法之中，以唯識宗的名相最多，最難一一明記，殊不知律宗也有如此的困難存在。大家只知道戒律的最少是五條——五戒，最多是叁百四十八條——比丘尼戒。但此僅是條文而已，正像一個僅僅熟背憲法條文的人，並不即能成爲憲法學專家。因爲差不多在每一條的戒相之中，多有開、遮、持、犯的分別；同時，開、遮、持、犯，各各亦皆有輕重等級；同樣犯一條戒，由于動機、方法、結果等的不同，犯罪的輕重，及忏罪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戒律的條文固然是戒，凡不在條文中而仍違反了佛法原則的，也都算是犯戒。犯的什麼戒應當怎麼辦？都該了如指掌，始得稱爲通曉戒律。尤其是一個比丘，不應僅知比丘戒的犯相輕重及忏悔方式就算了事，還應通曉大小乘的一切戒律，才算是明白戒律。所以研究戒律，必須首先付出耐心和苦心，從繁複的戒相名目之中，培養出持戒的精神與弘戒的悲願來。

　　(叁)學戒弘戒，必須持戒：一個學戒弘戒的人，雖然不必事事如律而行，最少該是戒律的忠實信徒，他雖未必持律謹嚴，至少是個向往著如律而行的人。否則他的弘律事業，也就難得收到理想的效果了。

　　學禅的可以不拘小節，學律的事事都得謹慎。學教講經的法師，可以大座說法，可以廣收徒衆，可以名利雙收。持戒弘戒的律師，沒有大規模的僧團，講戒不必登大座；或有大叢林，卻又未必歡迎你去講戒；學戒持戒的人，絕對不敢濫收徒衆，否則即是犯戒。因此，若要立志弘戒，必需先要准備甘于寂寞。當然，如能弘戒成功，影響所及，風行草偃之時，這些問題，也就不成問題了。但是身爲一個弘戒的人，他的生活必定要比一般比丘更爲刻苦，他的資身用物，不敢過好，也不敢過多，否則便是犯戒。于是，如想發心弘戒，首先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四)中國環境，不崇律製：因爲中國的佛教，尤其是南宋以來的中國佛教，根本喪失了崇尚律製的習慣，所以我們要倡導弘揚戒律，但此不崇尚律製的環境，竟又是弘揚戒律的最大障礙。多數人不崇尚律製，也就討厭崇尚律製的人，唯恐會以律製的理由去約束他們或抨擊他們，使得他們無法安心。我曾聽人說過，因爲弘一大師弘律，所以有些人就不太歡迎他。弘一大師弘律，起初數度不如願，後來即以“不立名目，不收經費，不集多衆，不定地址”爲其弘律的方案。

　　(五)律文刻板，時代變更：戒律的條文是死的，社會的演變是活的。要以死板的條文，硬生生地加在每一時代的每一個弟子頭上，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但在佛陀入滅之後，迦葉尊者曾經提出這樣的原則：“佛所已製，不許廢棄，佛所未製，不得再製。”因此，曆代的許多大德，都不敢賦戒律予靈活適應的生命，以印度人的觀念來範圍中國人，以隋唐時的範圍與觀念來範圍現代人，甯可讓戒律廢棄一邊，也不願使其作爲時代潮流的適應。事實上，如果真的遵照條文全部遵行，確也無此必要。因爲《五分律》卷二十二中有如此的說明：“佛言，雖是我所製，余方不以爲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製，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可知佛製戒律，並不刻板，只要不違背律製的原則，即可隨方應用，自也可以隨著時代的潮流而應用，唯其如何隨方隨時應用者，必須熟習戒律之後，方可靈活圓融，方可不違律製的原則。時代有新舊，律製的精神則是曆久而常新的。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因噎廢食，但此卻是弘揚戒律的一大暗礁！

　　以上五點，都是戒律不弘的主要因素，可是我們不能因爲困難，因爲障礙，便將弘揚戒律的任務停頓下來。有了困難，便應找出困難的原因所在，就該設法解決，當克服的克服，當疏導的疏導，以期群策群力，弘揚戒律。

　　培養學律的風氣

　　要想今後的中國佛教，有穩定性，有組織性，有團結力，必須重視律製的推行；要想中國的僧團，有統一性，有製裁權，有活動力，必須推行律製的教育；要想佛教徒們，層層相因，彼此節製，保持身心的清淨，達于離欲之境，必須教育大家人人受戒學戒並且持戒。

　　弘揚戒律的工作，立基于大家受戒學戒與持戒之上。不先受戒，則不能學戒；若不學戒持戒，也就無戒可弘。所以佛製規定，新出家的比丘，最初五夏，必先依止學律；若不能夠知解戒律的持犯輕重，便不得離師，便不許爲人之師。

　　目前，要想學律，困難還是很多的，除了沒有理想的道場供人學習，也沒有充分的律書供人閱讀，有許多的律疏律鈔，多在藏經之中，未能把那些律書單印流通，要想借閱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根據弘一大師的意見，認爲能將他所編的《四分比丘戒本戒相表記》及道宣律師的《四分律含注成本》與《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共叁部書研究完畢，便可了知一個律學的大綱。

　　淨慧　選編

《戒律的傳承與弘揚(淨慧法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