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的傳承與弘揚
淨慧
爲什麼要有戒律
有關戒律概念的一些問題，我們在前幾講中已經大致都講到了；這一講談談有關戒律的脈絡。因爲，凡是一種學問及其所賦的使命，唯有從它的來龍去脈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它的精神，可以確定它的未來的展望。
俗話說：“鋼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國家的法律，對于守法的公民，根本是不起作用的。但要維護守法者的安全和利益，又不得不有法律的設置，因爲社會之中及人類之間的害群之馬，並非絕對沒有。同時守法與犯法的善惡界線，也僅在于一念的相差，爲了警策大家，不要闖過這一十字路口的紅燈，所以要有法律；爲了保護大家，不因一念之差而去造成千古之恨，所以要有法律。
佛教之有戒律，也是如此，佛陀成道以後的最初數年之中，根本沒有戒律，因爲初期的佛弟子們，都以好心出家，他們的根器也特別深厚，往往聽到佛陀的開示之後，即使僅是叁言兩語的點化，便會立即證人聖人果位。小乘初果耕地，蟲離四寸，至于偷盜和妄語，當然不會再有。所以佛時初期的僧團，用不著製定戒律來約束大家，大家本來就是清淨的。直到佛陀成道以後的五年，才有比丘由于俗家母親的逼迫，與其原來的太太最初犯了淫戒。佛教的戒律，也就從此陸續製定下來。製戒的目的是爲了維護僧團的清淨莊嚴，也是爲了保護比丘們的戒體不失。
雖然，佛教的戒律很多，但皆不離五戒的基本原則，一切戒多由五戒中分支開出，一切戒的目的，也多爲了保護五戒的清淨。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道德，也是倫理的基本德目。五戒的究竟處，是了生脫死的正因。我們學佛的宗旨，是在了生脫死，五戒而能持得絕對清淨，離開佛國的淨土，也就不遠了；因爲比丘戒是通向涅槃的橋梁，比丘戒卻又是由五戒升華的境界。
戒的功能是在斷絕生死道中的業緣業因。如說：“欲知過去因，今世受的是；欲知來世果，今世作的是。”要是我們不造生死之因，即使不想離開生死，生死之中也不會找到我們的蹤迹的。
所以戒律的製定，不是佛陀對于弟子們的一種束縛，實是佛子的解脫道，也是僧團的防腐劑。佛子若無戒律作爲生活規律的依准，了生脫死是並不容易的；僧團如無戒律作爲統攝教化的綱領，佛教的狀態，不唯一盤散沙，也將烏煙瘴氣。
因此，佛在臨將人滅之時，示意後世的佛子，應當以戒爲師。正像一個國家，元首可以死，死了一個元首，再選第二第叁乃至一百一千個元首，只要國家的憲法存在，大家依法而行，這個國家的政製政體，也將不動不搖，並且達于永久。佛教只要戒律存在，佛教的弟子及其僧團的本質，也必能夠與世長存了。
戒律的傳流
所謂“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凡是一種約束性的規定，雖然多能使人按步向上，但是這一向上而至最上的境界，即使人人向往，卻也未必真的能使人人皆去拾級而上，因爲向上走去，固有一個可愛的境界正在等待人間的每一個人，然在未曾到達之先，必須首先付出登高攀爬的代價，這一代價是非常辛苦艱難的。再看一個滑雪的人，從高處向下，直溜急滑，該是多麼輕松呀！所以登高向上，雖有美麗的遠景，卻要吃苦在先；下流滑落，雖有隕命的危險，當下畢竟是輕松的。
因此，當佛滅度之後，佛弟子中，就有一個愚癡的比丘跋難陀，感到非常高興。他說：“那個老頭子去得正好，他在世時，規定我們這樣必須作，那樣不准做。如今他去了，我們可以自由了”。(《長阿含遊行經》)這話傳到迦葉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悲痛。他想：如果真的如此，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豈不因了佛陀的入滅而隨著結束了嗎？同時，佛在入滅之際的最後說法，一開頭就說：“汝等比丘，于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大師”。(《遺教經》)于是決心召集當時的大弟子們，編輯律藏。
那是釋迦世尊入滅以後的第一個結夏安居，那是在七葉窟舉行的第一次經律的結集；那次參加的人數，據說是整整的五百位，都是大阿羅漢。當阿難尊者誦完經藏之後，即由優波離尊者誦出律藏，由大衆印證通過之後，最初的律部便告完成。但在那時的結集，似乎還沒有文字的記錄，只是統一由口誦心記而已。
就這樣傳流下來，因爲佛教傳布的範圍廣大了，印度的種族和語言，又是非常的複雜，同時最遺憾的當佛滅度後，由于部分的長老比丘，並沒有受到摩诃迦葉的邀請，所以也沒參加七葉窟的第一次結集；從此以後的佛教，雖在長老比丘們的領導之下，過著與佛時相差不多的僧團生活，但是，已經失去了領導的中心，未能産生一個統一的如共和政府式的機構，而僅各化一方各自爲政。時間長了，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由于彼此之間的隔閡，大家對于佛陀的教義，也就産生了若幹不同的見解。這種不同的見解，便造成了部派分張的結果，那是佛滅之後一百年至叁四百年間的事。佛滅百年後在吠舍離的第二次結集，就是部派分張的顯明的開始。所以，對于戒律的傳流，也由于部派的分裂，而成了部派的戒律，各部有各部自己所傳的戒律，至于初次結集的律藏，現在已無從見到它的本來面目。不過，現在所傳的各部律藏，無論南傳錫蘭巴利文系的善見律也好，北傳譯成藏文的有部律及漢文系的四部廣律也好，雖然各有若幹小節的取舍與詳略的出入，但其根本精神及其根本原則，仍是大體一致的。所以律藏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並且也被近世學者，公認爲最能保留原始佛教真面目的聖典之一部分。即使這些律部的分別出現，已是佛滅百年之後的事。
據向來的傳說，律藏初次結集之後，即由迦葉尊者傳阿難尊者，再傳末田地、舍那波提、優婆崛多等五傳，在優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由于各自對于律藏內容的取舍不同，律藏便分成了五部：
一、昙無德部——四分律。
二、薩婆多部——十誦律。
叁、迦葉遺部——解脫戒本經。
四、彌沙塞部——五分律。
五、婆粗富羅部——(未傳)。
五部分派說，是根據《大集經》卷二十《虛空目分·初聲聞品》而來，但是該經之中，雖標五部，卻是說了六部的名目，第六部是摩诃僧祇部。據傳說，這是佛陀預記的事，佛陀早就料到律藏的傳承會分派的。在《舍利弗問經》中，也有類似預記的記載，而是分爲八派。但據史實的考核，部派佛教的分張，在佛滅後百年至叁百年期間，可謂盛極一時，由上座部與大衆部的根本派別之下，又各分出許多部派，一般的傳說大約分有十八部，本末合起計算，則有二十部之多。現在綜合南北傳所傳的資料，所謂十八部，未必真有那十八部的全部史實，卻未必僅有十八部，因爲部派之下又分部派，分了再分，到最後，有些部派的隸屬系統，現在竟已無從查明；比如北道派，就是這樣的例子。據《大智度論》卷六十叁說，當時教團分爲五百部，這也未必是事實。然據近人的研究，部派佛教的名目，多到約有四十多種(見《海潮音》四十五卷十一、十二合刊)。照理說，每一個部派均有各自應誦的律本，但從事實上看，能有律本傳誦的卻很少。有律本譯成漢文的，只有五個部派，現在且將之分系列表如下：
因爲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同樣出于薩婆多部，所以有人說應是十誦律的別譯(如太虛大師)，也有人說是新薩婆多部，唯其與十誦律同部而所傳時地不同，當無疑問；又因飲光部只譯出戒本而未譯出廣律，所以，雖有六部，在中國通稱爲四律。四律與五論齊名：《毗尼母論》、《摩得勒迦論》(此二論是宗本新薩婆多部律而解釋的)、《善見論》(這是解釋四分律的)、《薩婆多論》(這是解釋十誦律的)、《明了論》(這是上座部系犢子部下正量部的佛陀多羅阿那含法師，依據正量部律所造，它的本律中國未傳)。以上合稱爲漢文律藏的“四律五論”。正因如此，在現行的世界佛教中，漢文系的律藏也是最豐富的一系。
從上表看出，上座部占了絕對的多數，大衆部僅僅一部律而已(僧祇律應屬大衆部)。事實上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大衆部的發展，雖然引出了大乘佛教，大衆部的典集——律與論，所傳的卻是太少了。
律部傳來中國的曆史
中國之有戒律，始于叁國時代，曹魏嘉平二年(250)，由中天竺昙柯迦羅，在洛陽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
其余律部譯出的時間如下：
一、《十誦律》——姚秦弘始六年至八年(404～406)，由鸠摩羅什法師譯出，共五十八卷，又由卑摩羅叉改爲六十一卷。
二、《四分律》——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410～413)，由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出，共六十卷。
叁、《僧祗律》——東晉義熙十四年(418)，由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出，共四十卷。
四、《五分律》——劉宋景平元年(423)，由佛陀什共智勝譯出，共叁十卷。
五、《解脫戒本經》——元魏時，由般若流支譯出，共一卷，其時約在西紀五叁八至五四四年之間。
六、一切有部律——唐朝武則天久視元年至睿宗景雲二年(700～711)之間，由義淨叁藏譯出，共十八種，一百九十八卷。
以其譯出的地點及盛行的時間上說，《十誦律》雖是姚秦時在關中譯出，到六朝時則盛行于長江下遊的地區；《四分律》的譯出地點也在關中(陝西)，它的譯出時間比《十誦律》只遲了七年，但到隋朝才有人弘揚，到了唐初才由于道宣律師的大力弘揚，而成爲中國律宗的唯一法脈；《僧祇律》的譯出時間比《四分律》晚了五年，它是在建康(南京)的道場寺譯成，六朝時在北方稍有弘揚；《五分律》比《僧祗律》又晚出了五年，它在建業(也是南京)龍光寺譯出之後，則殊少有人弘揚；《解脫戒本經》，比《五分律》晚出了一百多年，它的內容與《十誦律·戒本》相同，故也無可爲說；有部律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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