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求教诫”呢？所以，笔者所属的比丘尼僧团，安居时就没有向比丘“求教诫”。由于笔者从事律学研究，戒律上的问题，学生可以问笔者，不劳走去七远八远向比丘“求教诫”。“求教诫”原是尼僧团新兴时代的现实需要，如今却越来越形式化了！不懂才要求教，如果懂了，为什么要拘泥这种形式呢？

　　比丘尼僧团如今是更独立了，在这个情况下，“八敬法”可以全盘检讨，连比丘尼僧团安居的时候，是不是要依于比丘僧团而住？安居竟是不是要在比丘僧中行自恣？是不是要半月半月向比丘僧求教诫？是不是要二部僧中受戒、二部僧中出罪？其实笔者以现实需求的观点来看，都觉得大可不必，就更别说是那些明显压抑女性的“顶礼”、“说比丘过”之类规制了。

　　礼貌上，由于比丘僧团先成立，比丘尼僧还可以饮水思源，尊重比丘僧。但那绝对不是因为比丘尼有义务奉行“八敬法”，更不宜用诸如“比丘比比丘尼更尊贵”的理由，以阶级尊卑来决定礼数，否则岂不是“看高不看低”，严重抵触“众生平等”的了义教？

　　九、“八敬法”所带来的两性伤害

　　早年笔者只从个人修道角度去思考问题，觉得有这种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对女众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修道人对任何人都应该去除骄慢，既然如此，依常不轻菩萨的行迹来看，对猫狗都可以视同“未来佛”而加以顶礼，为什么对比丘就不可以顶礼？可是，后来感受到一些大男人主义比丘对女众奴性教育的严重后遗症，例如：女众因此而自卑感增强，自惭形秽，甚至身为女性，还无端以种种言词羞辱女性，例如：《僧伽》杂志就曾登出名为“忏尼”所撰的〈八敬法的认识与实践〉，其身为女性而自我作践之部分文段，令人不忍卒睹，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以资“奇文共赏”：

　　“［女众是］祸水，……最毒妇人心，……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比丘对尼说话，……尼当放下一切工作，恭敬聆听，恭敬回答，身不可摇动，眼根不可顾视，表情庄重、安祥、自然，不可现种种情态、欲态--由于宿业所障，从客观的角度看，要做到此点很难，……

　　“一切美好饮食先供养比丘，又份量上要比女众多；……

　　“女众即使有些住持或弘化上的成就，如果可能则不必归于自己，而将之归于比丘。……

　　“不得支使比丘，……依于习气，往往会不自主地支使比丘去做。上上策是女众学习在工作上独立(请教诫则独立不得)……。

　　“女众天性喜揭发他人阴私、传说是非来消磨时光岁月。……

　　“善于掩饰自己的过失，或者不敢承当自己过失的人，正是标准的女儿态。”23

　　这种对自己的女性角色如此敌视的文句，已是毫无人性尊严的表现！这令笔者不得不同样在《僧伽》杂志，前后以两篇文章，对该文之上篇与下篇，分别展开严厉的驳斥24。其实笔者笔锋虽然严厉，但是对“忏尼”这样的女众，内心里还是充满同情的，笔者以为：这只证实了笔者的疑虑：“大男人主义”的奴性教育，是何等的戕害人性，把一个好端端的比丘尼，“洗脑”成了如此作践女性的“怪物”。

　　也是从这以后，笔者才开始把“八敬法”与佛门女性的法律地位，落实到社会正义的层面加以检验，而屡屡撰文来正面挑战这“不平等条约”的！所以笔者会成为佛门中的女性主义者，还真是被现实情境所逼出来的。

　　从社会正义来看，笔者觉得：“八敬法”已经变成了斜坡地上的一个皮球，它不往下打滑是不可能的；让女性从这里产生严重的自卑感，是很轻易可以得到的效果。此所以少数阶级意识强烈的比丘会大大提倡“八敬法”，或毫无文献学知识，随时以来源不明的“大爱道比丘尼经”、毫无道理的“八十四种丑态”25，拿来对女众耳提面命，以增加女性的自卑感，好增加些可以让他们更显得有男性尊严的女奴！

　　然而面对这种不平等条约，就算不问它在比丘尼心性上落谢的阴影罢！但最起码，比丘可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受益人。笔者认识的一些比丘，当居士时，在这个强调“两性平权”的社会，还不敢有那么卑劣与嚣张的阶级意识，一旦剃度以后，反而变得倨傲起来了，动不动就呵斥居士：“这里没你讲话的余地！”教训比丘尼：“不得说比丘过！”于是一当比丘，比皇帝还大，谁也说不得(我们的李总统登辉先生还天天被骂呢)。有一回笔者至马来西亚弘法，一位在佛学院教学的女法师就告知：她那群宝贝比丘学生，即使犯过，也拒绝接受比丘尼老师或在家老师的教导与纠正，只因为他是“比丘”。看来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试想：一个全身习气毛病的修道人，不能闻过则改，反而以骄矜的身段回避规谏与诃责，这不是比丘修道心性的重大陷阱，还是什么？他们的骄慢心，原是修道过程中需要加以对治的重大烦恼，如今骄慢心却在一套不健康的规制包装下，被彻底合理化了，甚至被变本加厉大大发挥了。这与“毗尼”的原义--“断烦恼毗尼”，何啻天壤之别！试想，在这样严重的烦恼心所与阶级意识蒙蔽下，比丘会是八敬法的受益人吗？怕是他们的损失，比比丘尼还惨重吧！

　　比丘们在这种“优惠条款”下，稍一不慎，面对杰出的比丘尼，就会呈现出自卑自大交综的复杂情绪，甚至会有微妙的妒忌心理。许多比丘，往往才干没多大，身段又放不下，即使比丘尼确有过人学识，他们也宁愿做一个不敢“不耻下问”的可怜虫。有时宁愿巴巴求教于在家男女居士，就是无法向比丘尼求教(这又是“近亲相嫉”的一大证据)。这种尴尬的处境，于修道有何利益可言？又岂能从“半偈舍身”的释迦本生中学到“为法忘躯”的精神？一个以“特殊人种”自居，鄙视女性的人，还有可能体悟到佛法的缘起智慧吗？“众生平等”的理想，对这种人而言，永远会是天际遥远的星辰！

　　十、仗义执言的可敬比丘

　　然而在比丘之中，也不是没有为女众说些公道话的大德。星云大师就常常向南传国家的僧众提议恢复比丘尼戒的传承，而且相当肯定女众在佛教中的贡献。老实说，没有女众，就没有佛光山，也就不会产生今天举世闻名的国际佛光会。他在行动上也锲而不舍，于前(八十六)年在印度佛陀成道处的菩提伽耶(BodhigAya)，联合南传上座比丘，为女众举行了比丘尼戒的传授。

　　另外，在学理上冷静分析，而为女众抱屈者，以印顺导师为最。除了因女众出家事而为阿难与女众抱不平，撰为〈阿难过在何处〉，以及对“八敬法”的制法背景作历史性的透视之外，他也观察到男性偏见所产生的自相矛盾，与对女性修道人的深远伤害：

　　在自相矛盾的部分，他举出“各部派对比丘尼戒制订的条目多寡不一”为例：《摩诃僧只律》，尼戒共二七七戒；尼众的不共戒，仅一○七戒。《五分律》共三七九戒，不共戒达一七五戒。依正量部所传而论，比丘尼不共戒才只有九九戒，显然总数不过二五四戒，与比丘戒的条数相差无多。各部比丘尼波罗提木叉的条数，出入如此之大，这意味着：比丘持律者所集成的比丘尼律，因各部派对尼众宽、严以待的态度不同，于是繁简也就大大不同。他认为：这显示佛陀涅槃之后，上座比丘领导下的佛教，对比丘尼显然有严加约束的现象。

　　如此“律己以宽，律人以严”的男性沙文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印顺导师感叹道：

　　“释尊在世，出家的女众，也是人才济济。如“持律第一”钵吒左啰(PaTacArA)，“说法第一”达摩提那(DharmadinnA，或译作法乐)等。达摩提那的论究法义，编入《中阿含经》，成为原始佛教的圣典之一。26自受到比丘僧的严格管制，逐渐消沉了。结果，以上座部自居的赤铜鍱部(Tamra-ZATIya，就是流传于锡兰、缅甸、泰国等佛教)，比丘尼早已绝迹了！”27

　　十一、心理学与社会学之检视向度

　　经与律，说到有关淫欲的过失，每极力丑化女人。甚至说：女人有五碍(五种不可能)：佛、轮王、梵王、魔、帝释，是女人之所不能，而唯男人所可能做28。但这也奇怪！女性既然都能成就阿罗汉，为何反而不能成就世间的轮王乃至魔王？我们也许可以从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些历来的经典论籍。

　　从史学角度而言：经律的结集权与解释权既然都掌握在印度男性僧侣的手中，于是比丘尼失去了发言权，成了噤声的“空气”；而古印度社会，又是极其歧视乃至欺凌女性的社会，此从前述女性在夫死之后以殉葬为美德的价值观中，可见端倪！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这些男性僧侣如何可能正确传递或解读宣称“众生平等”的佛陀理想？不无可疑！所以大量丑化或贬抑女性的典籍文字，不但不足以证明“男女不应平等”，却适足以反证：摆脱文化偏见而透视佛法胜义，是何其不易之事！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男性僧侣对女性之出家者，比对在家女居士尤为严苛，如前所言，这可能与“近亲相嫉”的微妙心理有关，另一方面，这也必然与修道者“禁欲”的生活形态与焦虑感有关。事实上，不只是佛教，普世禁欲修道的宗教，掌握教权的男性僧侣，大都会产生一套敌视女性而自圆其说的逻辑与权力机制。在这方面，笔者所撰〈人、事、情、理之辨〉一文，曾经有所分析：

　　“盖修道人一面要清修梵行，一面又要超越恋慕异性之动物本能，在此迎拒之间，宁愿矫枉过正以排斥异性，亦不愿习焉不察以体惜异性。独身主义的修道人，往往倾向于“不净”之观照，以对治“净”颠倒，此不独佛教为然，而是普世宗教颇为一致之现象。西方天主教虽未发展出整套之不净禅观，但也是用一切方法丑化异性，企图以此打破异性美丽幻象的诱惑。然而纵使彼视女人若“蛇蝎”，似“祸水”，亦终不免《刺鸟》剧情之一再翻版，此所以真修道者之为“难能可贵”而应受尊崇。

　　“古有老和尚偕小沙弥行于市井。沙弥见一女人，问此为何，师答以“老虎”，回山之后，沙弥竟独钟乎“老虎”，足…

《佛教与女性 -- 解构佛门男性沙文主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